张玮
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小年夜。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在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上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再往前一些，中国自己也发生了政治风波。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谷底”。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那么上海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有时候，一件事要反复强调，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精神，周瑞金“深受触动”，他理解邓小平的担心，因为身处1991年，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讀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比喻：“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而“引进外资”更是被称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周瑞金回去后，自己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
“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用来收尾的那句话。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1991年3月2日，时隔两周之后，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又在《解放日报》出现了。这一次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与第一篇文章相比，进入“深水区”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第二篇文章一出来，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上来了，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解放日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强调，“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见报了。至此，《解放日报》以两周一篇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各方关注迅速升温。三天以后，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当代思潮》的杂志上发表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周瑞金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
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你们把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除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感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在这场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历时近一年关于“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邓小平一直在安静观察，以至于当时北京流传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不过，当时不发声音，并不代表从此就不发声音了。1992年元旦，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在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向南方驶去。
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公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的讲话，也让上海《解放日报》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不久之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在很多年后，回忆当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周瑞金用一句话来总结：“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摘自《历史的温度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