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依利加雷 性差异理论 精神分析
摘 要：依利加雷性差异理论的一大任务就是要解构哲学话语，使女人的性差异在语言中得到体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她对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采取了既利用又批判的策略。
差异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理论家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根据福柯的考古学，理性是话语的差异，历史是时间的差异，自我是面具的差异。德勒兹和费伽特里的《千高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把差异形象地描述为没有中心的、多样并存的块茎状结构。利奥塔的“公正游戏”和差异拜物教寻求差异，倾听那些代表着差异的各种沉默声音，说出与大多数话语相反的原则和观点。此外，德里达的“延异”语言学从时间和空间上论述差异，鲍德里亚倡导差异和边缘政治，等等。总之，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和多元，向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挑战，极力解构由同一性构成的权力话语。
在法国，利奥塔比德里达更广泛地发展了差异的概念，不过，无论是对于德里达还是利奥塔来说，差异都代表了思想的不可超越的界限，描述了传统哲学思辨的缺陷。德勒兹的本体论计划发展了对事物不同于它自身、存在就是差异这一观点的概念和语言。①吕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则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性差异上，其特点是用精神分析法解构哲学话语，也用精神分析法对付精神分析学本身。
从历史上看，女人在语言中扮演的是一个他者的角色，这个角色的扮演遵循的是同一性原则，没有涉及到性差异。也就是说，女人真实的他性在语言中是看不见的，在语言中看到的是根据男人的需要建构出来的他者。通过对哲学话语的分析，依利加雷发现，女人既在话语中出现，也在话语中消失。在话语中出现指的是女人作为同一中的他者角色在话语中出现，在话语中消失指的是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而不是根据男人性定义的女人在话语中消失。依利加雷还发现，哲学之所以成为话语的话语，它之所以为所有的他者制定法律，是因为“哲学逻各斯的这种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能够将所有他者化简为同一的结构”，通过“在同一中将他者转换、偏移、化简”，实现自己那种“建构在目的论上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自我再现‘男性主体的系统中根除性别之间的差异”②。由此看来，哲学话语排斥了差异性。为了保证该系统在同一性的原则下运行，为了保证该系统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恒久性，哲学话语虚构了一个女性他者，并将一些概念强加在女人身上。
作为一位研究性差异的理论家，依利加雷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彰显女人的性差异，使女人真实的他性在语言中得到体现。这就意味着要解构象征语言系统，而要对这一系统来一个釜底抽薪，首先就要解构哲学话语系统。
哲学话语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解构这样的话语机制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达到解构的目的，依利加雷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技巧，精神分析就是其中之一。玛丽·瓦尔什（Mary Walsh）认为，依利加雷在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两个学科的边界之内展开研究，“对精神分析学进行精神分析，把精神分析学的技巧用于自身，作为一种可能的办法，使他者和他者的话语说话”；同时，“对哲学话语进行精神分析，关注哲学本身上的沉默和空白”③。依利加雷把哲学文本的重读看成是一项精神分析的任务，尤其关注哲学自身存在的沉默和间隙，在沉默和间隙中寻找女性在再现系统中的异质因素，激活这样的因素，使系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威胁，实现系统的自动解构。
依利加雷本人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家，曾在拉康主持的“弗洛伊德学派”中从事研究，但由于出版的博士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蕴藏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她被逐出这一学派，还被免去在万森大学的教职。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精神分析学的话语是典型的男性话语，是哲学话语在精神分析学上的体现。自然，这一事件也加深了依利加雷对传统精神分析学的认识。在以后的著作中，依利加雷经常用到精神分析学，不是整体地接受，而是碎片似的运用，将精神分析的某些成分信手拈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这些成分服务于自己一个又一个的计划。
《他者女人的反射镜》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个古老的对称之梦的盲点”主要解释弗洛伊德有关女性的论述；第二部分“镜子”是对西方主要哲学家的一系列阅读；第三部分“柏拉图的洞穴”是对这一比喻的细读。批判弗洛伊德既是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随后的《非一之性》（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从批判弗洛伊德开始，《非一之性》继续批判这位精神分析学的祖师爷。在《非一之性》中，依利加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详述一种性欲理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使人看到了某种虽然处于暗示、隐藏、未知状态但一直在起作用的东西，那就是，性别上的无差异，它成为任何科学真理、一切话语逻辑的基础。”④在这里，依利加雷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背景作了概述，批判他把女性描述为男性性欲活动必要的补充，作为提供男性性欲可靠的菲勒斯自我再现的反面形象，批判他忽视女性自身的特征，批判他将解剖学作为真理的不可辩驳的标准。自相矛盾的是，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中既依赖解剖学，同时又使自身陷入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这就不免使他的理论出现一些内在的矛盾。例如，根据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女人必须使自己与母亲一致，因为这样才能与男人的欲望相适应；父亲和孩子变成兄弟关系，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爱的对象。如果将这样的模式放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中，必然会出现问题。依利加雷反问道：“恋母情结的问题和这一问题的解决怎么能在这样的结构中被提出来呢？性差异问题又怎么能被提出来呢？根据弗洛伊德，性差异问题是前一问题必然的结果，那么性差异问题又怎样能够提出和解决呢？”⑤显然，这样的理论将女人列入对象的地位：女人是欲望的对象，而不是欲望的主体。在两性关系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施爱者（lover）和受爱者（beloved）的关系，也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如果说精神分析学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那是因为这一学说对无意识的研究为女性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法国“女性写作”就是在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写作”就是“无意识写作”的代名词。对比之下，拉康的精神分析对“女性写作”影响更大，他的“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这一提法似乎对女性主义理论很有借鉴价值。不过，虽然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改造，虽然他将“话语”而不是“解剖”作为精神分析研究的对象，但他只不过把男性重新描述为主体性标准，正如依利加雷所说的那样，在拉康的学说中，“性别现在仅仅是按照它们在语言中和通过语言的确定被定义。不能忘记，它的法律多少世纪以来都是由男性主体规定的”⑥。依利加雷认为，精神分析话语暴露了巩固哲学话语的“真理的逻辑”：“那就是，女性仅仅出现在由男性主体设计的模型和法律之内。这暗示了并没有真正的两个性别，仅仅只有一个性别。只有单一性别的实践和再现。连同它的历史，它的要求、反面、缺乏、否定……女人便是这些的支柱。”⑦依利加雷的贡献在于，她发现了拉康的无意识理论正好便利了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如果说无意识是语言的一个性质，这里的语言指的是男人的语言，“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这一提法意味着将无意识整合到男人的语言体系中。如果说在认识论上男人是居高临下，那么在精神分析上男人就是挺进黑暗了；男人不满足于从高处审视现实，他还要向深处进发，去征服与之具有相反性质的“黑暗大陆”。不管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是拉康的理论，两种理论都以男性为参照，是超验主体强烈认识欲望的伸展。在男人的语言结构中，超验的主体成了男性说话主体，把“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这一点考虑进去后，无意识成了男人语言的一个特征；再将无意识与女人联系在一起，女人就成了男人语言的一个特征，或者更具体地说，女人成了男人的一个工具，从而便利男人的自我再现。这里的关键在于，女人与无意识联系在一起不是说女人具有属于自己的无意识，不是作为主体“认识无意识、将它确认为是自己的无意识”，而是女人“对自我毫不知晓”，她只不过“用于各种形式标记的物质”，更形象地说，“她把无意识本身卖给了男性意识永远在场的计划和投射”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精神分析学对无意识的研究走向深入，最终的结果是男人的“意识”战胜女人的“无意识”；男人控制女人，包括控制她自己的那个不可穿透的黑暗领域。
为了解构男女的二元对立，依利加雷把两性关系确定为三项，也就是在男女之间加了一个中项，三项形成三个不同的空间，即女人的空间、男人的空间、公共的空间。在对立的两项之间加进了一个第三项后，原来对立的两项变成了相互沟通、彼此尊重的关系，这两项既有各自的空间，也有共同的空间；它们在共同的空间发生关系，又可以回到各自的位置或地点。依利加雷把这个第三项叫做“间隔”（interval），三项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三组合”（trinity）。在男女之间，加进去的间隔或中项是“欲望”。根据依利加雷的理解，“欲望占据或指向间隔这个位置……欲望要求一种吸引感，要求在间隔中有变化，使主体或客体移动，产生或远或近的距离”⑨。这种对“欲望”的理解与传统精神分析学截然不同。例如，弗洛伊德的“升华”（sublimation）不是指生殖性的升华，也不是指就女性而言的部分性欲的升华，而是指女人的性的压抑。⑩三组合中的“欲望”强调了女人要有自己的“地点”，也就是强调了两性是彼此独立的，而不是一性占有或同化另一性，同时，将欲望与吸引联系起来，这就彰显了差异性。依利加雷把男女之间的欲望看成是双重的，“每一方可以向着对方运动，但又可以回归自我；正负两极形成一个交错配列（chiasmus）或双回路线圈（double loop）”{11}。这里的“回归自我”就是回归到女人自身的空间或地点。在依利加雷看来，如果没有自己的地点，女人就会失去“自由、自治、独立”{12}，“不能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或实现自己的目标”{13}，就像“在原子中处在电子的一方”{14}，永恒地进行着圆周运动，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
依利加雷运用精神分析学，目的是要在哲学话语内部发现不稳定的因素，揭示话语的本质。依利加雷把实现解构的第一步确定为“戏仿”，也就是让女人把在父权制中被规定的角色过火地表演出来。这里的表演模仿的是“哑剧”，只有动作，没有声音。这是要让女人保持沉默，通过模仿“哑剧”的表演将父权制给女人规定的角色过火地表现出来。在依利加雷看来，模仿比直接的挑战更可取，因为这一游戏“设法再一次看到她被话语剥夺的地位，而不让她自己完全还原到那样的地位”{15}。直接的挑战需要作为“主体”说话，需要理性的逻辑，需要坚持性别的无差异；只有坚持同一性，讲出的话语才可以被理解。在父权社会中，女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像男人一样说话。依利加雷要求女人姑且接受强加在她身上的概念，把自己作为“可感知”（与“可理解”相对）和“物质”（与“形式”相对）的角色扮演下去，通过一种玩耍式的重复效果使人看到过去被认为是看不见的东西，使人看到在语言中被掩盖的一种可能的女性运行机制。她希望女人有意识地担当女性的角色，因为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主动性的表现，它意味着把从属被动的状态转化为积极主动的行为。
依利加雷的哑剧表演旨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女人是如此优秀的模仿者，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在这一角色中被完全吸收。”{16}所谓没有被完全吸收，就是说通过模仿，我们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女人身上的强加之项，也可以发现女人还可能具有另外的特征，这样的特征是系统中的异质成分，对系统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例如，依利加雷在多处提到“黏液”（mucus）这一概念，尤其是在《性差异伦理学》{17}(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中。在西方文化中，黏液使人想到的是卑鄙下流，进而想到的是女人的低贱。“黏液”没有被象征化，而是作为异质的成分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但既然“黏液”是女人特有的东西，它就有冲破阻碍，显现自身的倾向。依利加雷正是利用除主流话语以外的“女性特征”（femininity）颠覆主流话语。也就是说，除了主流话语对女性的描述外，女人还在别处（elsewhere），还有多余项（remainder or excess）。揭示女性的别处和多余项，激活系统中的异质成分，从而实现对哲学话语系统的解构，这便是性差异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项任务是借助于精神分析来完成的。
在解读哲学文本时，依利加雷运用了精神分析理论，并探讨哲学意象和概念象征的联系，但是，她运用的是非传统的方法解读经典哲学文本，目的是要揭示性差异在这些文本中怎样受到压抑。她不是列出明显的“男性特征”，而是找出哲学文本中矛盾之处或不稳定的因素，指出传统中被压抑和被隐藏的成分，让父权思想的症状显示出来。父权制的思想试图通过压抑性差异实现普遍性，依利加雷着眼于哲学文本，确定经典文本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或不稳定因素，让人看到父权制思想对性差异的忽视和排斥，通过展示文本中的异质成分使父权制系统的同一性和稳定性受到威胁，并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依利加雷解读哲学文本的方式当然也适用于解读文学文本，找出文学文本的异质成分，也就是找出那些与男性再现模式格格不入的成分，或是女人被规定的角色以外的成分，这样的文本也就自动解构。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方亚中，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的研究。
① 参阅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第412页。
②④⑤⑥⑦{15}{16}Irigaray, Luce.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 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74, 69-70, 70, 87, 86, 76, 76.
③Walsh, Mary.“Irigaray and Difference: Towards a Culture of Two Subjects” [J].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003, Volume 18, Issue 40: 103
⑧Irigaray, Luce.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M]. Trans. Gillian C. Gi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1.
⑨⑩{11}{14}{17}Irigaray, Luce.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M]. Trans. 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 Gi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8, 9, 9, 110-111.
{12}{13}Irigaray, Luce. Sexes and Genealogies[M]. Trans. Gillian C. Gi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2,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