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摘 要】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尽力争取和平，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为此在国共谈判中不惜作出重大让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对国内和平一度表现出乐观。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制止大规模内战的发生。抗战胜利后中共对于和平的真诚态度，还从一些解放区对部队的精简复员工作中体现出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争取;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伊始，蒋介石按照他既定的方针，决意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只是由于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南地区，而要将部队开赴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他一方面派出军队迅速抢占地盘甚至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其准备内战争取时间。中国共产党虽然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但作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政党，深知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因此，抗战胜利后，与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发动战争相反，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基本方针是全力争取和平，尽力避免战争。
一、中共争取和平避免内战的基本方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又指出：“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强调：“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21名在延安的高级将领，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离开延安。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努力争取和平，但必须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谈是为了和平，打也是为了把蒋介石打到谈
判桌前。
三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毛泽东离开延安的同一天，刘少奇同出发去东北工作的人员讲话，再次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应该是和平建设阶段，但是中国有内战危险，需要斗争。我们要动员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而斗争。这是我们的方针。”
9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毛泽东发表谈话：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形，但希望会谈成功。“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毛泽东对中外记者是这样说的，但这话绝对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真实想法。经过40多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国共双方提出要“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可以说，这是重庆谈判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重庆谈判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民主充满期待。10月20日，毛泽东就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电报中指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七分校作报告，欢送即将上前方去的学员。毛泽东说：“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下去，取得和平。”
很显然，虽然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问题上确立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也曾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但斗争不是目的，而是争取和平的手段，即以斗争求团结求和平。抗战硝烟刚停息，蒋介石就要点起内战烽火，指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自卫，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使其回到和平的轨道上来。因此，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段时间，虽然国民党不断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但战争还是局部性的。
二、中共对国内和平一度表现出相当乐观
根据《双十协定》的要求，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同一天，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本党代表和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平的到来。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22天，于1946年1月31日闭幕。因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总体上是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在中共方面做了较大让步的情况下，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加之停战令之后，除东北外关内基本上停止了军事冲突，因而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时，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一度表现出乐观。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一份发给高级干部的内部指示，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和平民主表现出相当的乐观。
中共方面此时表现乐观的情绪是有理由的。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方面虽然做了很大让步，但团结了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并且政协协议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内战政策有着明显的限制。
在抗战后期，为限制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曾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在重庆谈判中为了争取人民军队的地位和解放区权益，曾一度放弃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而提出参加政府。建立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是不同的，前者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后者则是派人去国民党的政府中任职，仅是一种改良性的举措。政协协议提出：“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应即开始，为邀集各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以期迅速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特制定本纲领以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并邀集各党派人士暨社会贤达参加政府，本于国家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协力一心，共图贯彻。”这等于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原来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历史始终是与武装斗争相联系的，党的广大干部也是从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从武装斗争转向非武装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对广大干部来说无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既然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斗争形式自然也应相应地发生转变。为此，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还提醒全党：“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中共中央还要求全党做好从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准备，努力学习和运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实现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与这些工作，中国的民主化与一切协议的实行，才有保证”。这份指示对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即将到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这也说明，当时中共方面对国内和平抱著极大诚意，真心希望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级，并且做了军队改编、进行议会斗争的准备。
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形势的估计同样表现出乐观，指出：“目前的时局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了重大的成果。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基本上是好的。这些决议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成立以及它的实行，就会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使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开始破坏，全国民主化开始实现，使我们中国变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国内和平，并且使我们的党及我们党所建立的军队及解放区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就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这时，中共中央还开始着手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并且商量好了参加政府的具体人选。2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至淮阴办公。随后，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提出中共中央搬迁淮阴的问题，理由无疑是参加政府后往来南京方便。2月6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国府委员及宪章草案审议委员人选的请示电。会议一致通过后，中共中央即复电中共谈判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五人为宪章草案审议委员的中共方面人选;国府委员中共人选“仍照周恩来在延安所提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八人，如范明枢不能去则提彭真”;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部长及不管部长”。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三、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破坏和平与中共的应对
然而，中国共产党期待的“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没有真正到来，迎来的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与倒行逆施。2月10日，即在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的第二天，重庆便发生了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知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大会被迫中止。2月21日上午，北平国民党特务以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名义，纠集逃亡地主、特务、流氓等千余人，在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示威，散发反共传单。当天下午，这些人又包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处所在地协和医院，闯入并捣毁军事调处办公室，殴打中共办事人员，守门宪警竟不加阻拦，纵容暴徒扬长而去。2月22日，在国民党特务操纵和煽动下，重庆沙磁区部分学校学生7000余人进行反苏、反共游行，随后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新华日报》职员4人及《民主报》职员5人，此后数日内，成都、昆明的《新华日报》营业分销处也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3月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八次大会，在检讨政协报告时，国民党内的主战派谷正纲、潘公展等人声称要共产党“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之野心”“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
这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停地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另一方面，除东北外，关内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不停地派人到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1946年1月1日，负责调处国共关系的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提出国、共、美三方各派一人组成委员会即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始生效。1月5日，国共双方就此达到协议，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方代表先为张群后为张治中，共方代表为周恩来。1月10日，三人小组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国共双方分别颁发停战令。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周恩来和张群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由国民党、中共与美国三方各派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中共代表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美方代表为美国驻华代表饶伯森。军调处下设若干个调处小组，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但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蒋介石正是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和平民主发展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失。
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加快，中共中央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乐观情绪也迅速消退，认识到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战争的危险超过和平的可能，要求全党在全力争取和平的同时，认真做好应对内战爆发的准备。
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和苏和共派包括两部分人，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如蒋介石就是中派，他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是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而左派则和蒋介石不同，如张东荪等人。“这两派今天都是能和我们合作的，因为中派有‘暂时保留一说，这就产生了妥协的可能性。”同時毛泽东说：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他还说：“我们的军队是要缩编的，但不是缩编得越少越好，一些同志不知道这些，需要说清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了毛泽东的分析，提出中共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要求“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同时要求各地将减租、生产两件大事抓紧推动，以“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提醒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欲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破坏它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四、中共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达到和平之目的
虽说“不怕分裂、不怕内战”，但中国共产党还是不希望全面内战的发生。当时，停战令下达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关内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关外的东北却出现了大打的局面，原因是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坚持停战令不包括东北，并且企图利用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之机占领整个东北。1946年3月中旬起，苏军开始从东北的大城市撤离。于是，国民党军队南向本溪、北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看重四平的得失，认为四平保卫战的胜败，关系到和与战的全局。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腹地，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东北两大重要城市沈阳和长春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3月14日，苏军从四平撤出，东北民主联军乘势于18日攻下四平，俘虏了几千名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3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要求不惜一切重大伤亡，将国民党军队阻止于四平以南，以利于今后的谈判。3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局负责人林彪、彭真等人：至少还须经过一两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里，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北满”。第二天，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局：应“宣布四平为我军所占”，唯有如此“才能逼使国民党不得不和我们和平合作”，“现应用一切努力保障四平在我手”。
从4月16日起，国民党集中8个军的兵力，其中包括全美械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第
二○七师（相当于军），其余的5个军也都是半美械装备，从南面、西南、西北三个方向对四平进行了猛烈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先后集中主力近10万人进行顽强抵抗，由此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林彪并告彭真的电报中说：“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他在第二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林彪的电报中，更是提出要“化四平为马德里”。5月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又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四平激战期间，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几次建议林彪从四平撤出，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退。情急之下，黄克诚于5月12日直接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建议从四平撤出，甚至提出如果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不如就让出长春，以求争取时间。但电报发出之后，亦未见答复。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当时是他决定的，黄克诚才明白林彪既不回电又不撤退的原因。中共领导人当时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的胜利争取时间，并在谈判桌上取得有利地位，实现国内和平。
四平保卫战，国共双方激战一个月之久，东北民主联军歼敌1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伤亡。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
蒋介石在占领四平之后，气焰一时十分嚣张，自以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完全有能力通过战争的方式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全面内战已愈发难以避免。尽管如此，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全力争取和平，哪怕是短暂的和平。
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指出：“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6月7日，中共中央在致电林彪、彭真、罗荣桓时又指出：“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6月13日，中共中央在致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以及林彪、彭真、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说：“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十五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
6月19日，中共中央致各战略区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晋冀鲁豫），贺龙、李井泉（晋绥），聂荣臻、刘澜涛（晋察冀），陈毅、舒同（华东）的电报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議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6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又指出：“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可见，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内战的态度是：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解放区，不能不进行自卫战争，而且必须争取战争的胜利，唯有如此才能使蒋介石停止战争，最终实现国内和平;与蒋介石之间的仗不得不打，但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打倒蒋介石，而只是打痛蒋介石，使其回到和平的轨道上来。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争取国内和平。这不是共产党人惧怕战争，而是国家和人民在经过长期的战争之后需要休养生息，广大人民不希望战争。但是，战争能否最终避免，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共产党而取决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是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处心积虑地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以实现他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二是从力量对比上，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人数、装备都弱于国民党，经过抗日战争人民军队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人民军队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程度。
五、精简复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共的和平诚意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的真诚态度，从组织部队复员一事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中共中央认为已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从此革命的主要形式不再是武装斗争，而是群众工作与议会斗争。既然如此，以后军队将实现国家化，有必要减少军队的数量，进行精简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
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军事三人小组曾于1946年2月25日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缩编为108个师，每个师不超过1.4万人，其中中共军队为18个师;在18个月内，陆军编成60个师，中共军队为10个师;双方的编余人员应全部复员。基于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着手自己军队的精简复员。
1946年3月6日，毛泽东就精兵简政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中分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的电报指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地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时，全军共130余万人，如果分两期各精简三分之一，也就只剩下50余万人。3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要求中原解放军主力调到皖东整训，并立即复员2万人。当时，中原解放军约6万人，中共中央提出的复员人数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一方面提醒各地“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另一方面又要求“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成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执行。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延，并不要远离部队”。中共中央还要求各地认真做好部队复员的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做好复员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生活安排，并且“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
在此前后，各解放区开始了部队的精简复员工作。其中，精简复员力度比较大的是晋察冀解放区。1946年2月，晋察冀中央局发布《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共在编22.5万人，其中野战军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3月，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发布《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随即着手进行部队的精简整编，野战军由原来的9个纵队减为4个，地方军增加约5万余人，编为6个军区、21个军分区、13个独立旅，总计复员约10万人。
晋察冀解放区为何复员人数较多，曾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的郑维山回忆：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中共方面在执行《双十协定》，国民党方面也采取了某些实际行动。比如《双十协定》中有取消特务机关的条款，军统局北平特别站撤销了，站长马汉三当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双十协定》中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新四军军长叶挺恢复了自由;至于整编军队，国民党也于3月初在南京召开了整军会议，把集团军整编为军，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部队数量有所减少。“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
对于这个问题，1947年9月底，作为晋察冀解放区主要领导人的聂荣臻在全区土地会议的讲话中，也曾作过这样的说明：“在停战协定后，所谓新的和平时期，全国局势仍然是很动荡的。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这是中央有指示的。当时的情况，我们带兵的司令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预算极为庞大，所以精简是需要的。但是也有少数的不该复员的复员了。我们强调复员在部队中间起了一种副作用，增加了和平的幻想，因此有要回家的也准许了复员回家。”他还说：“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过多的相信了和平”，由于存在“和平幻想”，部队精简过多，“因此和平一破坏，新的内战一爆发，我们仓卒应战，致使大同、集宁、张家口这一些战役没有打好”。聂荣臻这番话是想检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晋察冀有些作战没有取得应有胜利的原因，但从晋察冀解放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精简部队10万人这件事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上下对于争取和平的态度是真诚的。
全面内战爆发之前，虽然蒋介石以咄咄逼人之势要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中国共产党内上下都不希望国共之间的战争由小打变成大打。
1946年6月28日，即全面内战爆发之际，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西满军区政治委员）和黄克诚（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其中提出：经过几年抗战，人民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尚缺少一个更有实力、更坚强的中心，目前也不可能得到来自国际革命的实际援助。中国整个反革命势力在抗战中削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蒋介石CC派反而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特务网遍布全国，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又得到美国空前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援助。反革命势力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例如经济恐慌、内部矛盾、人民不满等，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今后数年内，在美国的强大援助下反革命派还可能克服困难，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力量。因此，党应采取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李富春和黄克诚提出三种对策供中共中央考虑，一是让步以达和平，二是拖延以待时机，三是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基于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很小，只能走第一、第三两条路。如采取第一个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身而退，保存干部，保存部分军队和部分解放区，求得全国范围部分民主改革，还是让步以求和平为宜。蒋介石不会因为中共让步而放下屠刀，但打下去胜利把握不大，如打得好则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形势的根本变化。
李富春和黄克诚都是资历很深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是在多年的残酷战争中走出来的领导人，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并非惧怕战争，而是有现实考量的。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固然得到很大发展，但国民党的力量与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国抗战爆发前，蒋介石能够真正统治到的只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如东北，原来在奉系军阀统治下，1928年底张学良虽然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所侵占;西南、西北地区及两广地区，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掌握。经过8年全面抗战，地方实力派受到很大削弱，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有了加强。抗战胜利使蒋介石的威望有了很大的提高，抗战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大量的美援，部队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抗战胜利后又接收了近百万投降日军的装备，这些也使蒋介石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
对此，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说：“这份报告的观点和所反映出的疑虑在当时带有普遍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共党内对全面内战的态度。7月6日，毛泽东就李、黄这份报告作出批示，一方面认为报告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泽东强调：“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只能以革命战争回应反革命战争。但是，直到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仍然是用战争的方式使蒋介石回到和平的轨道上，让蒋介石接受和平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打倒蒋介石。直到1946年11月，蒋介石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悍然宣布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飞回延安，中共中央才最终放棄对蒋介石的“洗脸”政策，下决心用战争的方式打倒蒋介石。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