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泉
关键词：《故事新编》 传统文化 消解 改造 国民性 民族精神
摘 要：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文本，鲁迅用真实的生命体验，以现代的文学视角，力图消解传统文化中的“光晕”，发掘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涵，并以此塑造新的英雄、斗士形象，期望以此在文化批判中，能改变旧的文化表现形式，改变旧中国国民的个性，从而建筑一个崭新的文化精神世界。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文本，鲁迅以一种不同于《呐喊》、《彷徨》、《野草》的轻松、洒脱乃至游戏的超然心态自由地创造性地改写《列子》、《淮南子》、《山海经》中的神话及古代典籍中孔、孟、老、庄等圣贤形象。这种创作心态的自由，对古籍的游戏性改写，不仅使小说具有浓厚的笑闹色彩，更蕴含着桀骜不驯的创造力量和深刻的反讽现实效果。同时，作为民族的斗士，鲁迅用睿智的思维、满腔的愤激，用小说武器瓦解着僵死的传统文化，建筑着一个崭新的文化精神世界。
一、对传统文化的消解
中国传统的“以诗言志”、“文以载道”模式，使得传统文化依附在“权力/知识”的权威话语中，“《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对此，鲁迅先生做出了宏观性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这种“不撄”的理想模式，实质上是维护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权威不被打破，以此来维系各个阶层的共同的文化理想。这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或触动内心中真实的理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思想与行动就成了”。由于“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国人“恃有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在这个精神状态渐趋衰老的国度里，“既许信仰自由，又特别尊孔；既自命‘圣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挣钱；既说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这一切看似荒谬相悖的社会现象却合理存在着，因此剥夺传统文化的“光晕”，还原民族历史文化的本真依然是现代启蒙者的重要任务。而《故事新编》里所描述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虽然鲁迅先生说，“上月印《故事新编》一本，游戏之作颇多”，并且又说自己的写作又有太多的“油滑”之笔，其实翻看鲁迅先生所留世的大量古典文化研究著作，我们就不难看出，在这部小说集中，鲁迅要使英雄、圣人、传奇走下文化神坛，鲁迅选择了偏离话语权威中心的方法，他以现代眼光去诠释传统文化，他极力洗尽这些人物身上的铅华，显现他们的本真一面，而并非臆造的文化神话。鲁迅把文化的解剖深入到了中国的文化本原上，力图粉碎这个话语权威，以此来承接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精神大旗。
女娲造人的故事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它被附会到经典文化中，就成了等级制度、伦理文化的母题，而在《补天》中，这一切的神话外衣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女娲造人只是为了排遣无聊、消磨时间的近乎娱乐工作，后来者的求仙问道、争论正统的行为，就女娲自身的行为而言都是毫无现实意义，甚至是有点荒谬、滑稽的举动。在《奔月》中的后羿，只是整天为了生计而忙碌着，娇妻的埋怨，生活的相形见绌，使得他焦头烂额，同时，他还得提防逢蒙之类的小人暗箭，嫦娥的背叛离去，留给他的只有无奈、愤懑。在眉间尺复仇之后，群众围观看热闹并不是出自于对英雄的认同，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理水》中的百姓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并不是用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能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百姓的真实写照。无论任何动荡、英雄行为以及社会冲击，中国民众都坦然处之，甚至把这些他人的事迹当做自己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僵滞，这难道不是“不撄”的理想在作祟吗？
中国文化传统本源的儒与道，鲁迅也做了深刻的批判，孔子在儒家经典中“好学不耻下问”的形象，在鲁迅的笔下却成了逢蒙式的小人，老子说，“他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那么他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说明他只不过是剽窃其他流派的文化窃贼而已，这种对传统文化透彻、激烈的批判完全颠覆了儒家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中心地位。老子呆滞木讷的表情，枯燥无味的讲学，说明了文化虚无主义在现实中的空洞、苍白。老子的讲义被关尹喜随意丢在放盐、胡麻、饽饽等物的架子上，这无形地隐喻：精神文化的启蒙应当直根于现实的社会中，精神并不见得比物质高尚！传统文化只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而无视外在社会条件的存在，势必很难站住脚，会变成一种虚无主义！《起死》中的庄子就是这样的典型，他无视大汉的实际生活需求，一味地寻根究底的论说研究，结果成了一场滑稽的表演，最后自己只得落荒而逃。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伯夷、叔齐，他们人品正直，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但面对时局的大变革，他们犹如躲避瘟疫地逃走，充当前朝的遗老，而不问事实的是非曲直，在连自身的生存的条件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只有躲进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充当无用的隐士而已，他们很难抵挡诸如“王之爪牙”的小丙君、阿金的新朝人物刁难。他们最终饿死于首阳山的结局，却成了一群无恶意的民众的谈资。他们的悲剧说明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既然旧思想体系不能解决他们的精神危机，那么只有鼓足勇气破除这一切旧的枷锁，才是真正的出路。
从历史的真实角度来考虑，新历史主义者对历史真实性的颠覆使人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的真相。“历史修撰的可能形式无非就是历史在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形式”。鲁迅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为了去除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破除旧传统下的“权力/知识”的话语权威，鲁迅从民族文化本身出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犀利的言语无情地揭露了以孔孟之道掩盖下的文化的本质虚弱。正是鲁迅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文化批判，使得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全面探讨传统文化，去大胆地摧毁精神阴重的铁屋子。
二、现代意义上的传统建构与改造
鲁迅说，在中国处处看到过去扼杀了现在和将来，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将要被所谓的光荣的历史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提出一个口号：“保存我们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如果说早期的鲁迅，更多的是运用小说武器对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破坏”，那么在他后期思想日趋成熟阶段，他更辩证地强调“破坏”是为了“建设”，因而在《故事新编》中，他主要是“择取”与“承传”，“这是对于那种不可缺的狂飙精神的补充，更是对于早期‘弗失固有之血脉这个命题的进一步阐述和升华”。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以现代的文学视角重新塑造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女娲这个民族文化母题，在鲁迅的笔下，女娲的创造人，代表着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这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挑战，从人与女娲二者之间的毫无感激情感表现，说明鲁迅批判的是儒家伦理中的压迫、奴役的关系，而并非他所提倡的“人伦的索子”的天性的爱。女娲不辞辛苦地去补天，她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的动机，只是为了补充“天”的漏洞，在她身上那种坚忍不拔、默默劳作，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再也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虚假文艺。大禹不顾世俗的伦理纲常，深入民间，大胆提出治水的新计划，最终平息了长达数年的水患，虽然在小说中，对于他的表现着笔描写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是与文士们的狐疑满腹、高官们的官僚作风相比，大禹治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注重实践、魄力非凡的时代英雄精神。尤其是他的大胆革新精神，正是鲁迅所一贯提出打破“不撄”理想的表现。墨子，作为动荡年代知识分子，他一听说楚国要出兵攻打宋国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去拯救民众的危机，即使自己的行为会有生命的危险，他也毫不畏惧。他教育学生管黔敖：“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与公输般的论战，他劝导并折服公输般，不要只要注重于世无补的器械设计。墨子所处的历史时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而当时以革命文学自居的青年有颇有些曹公子的习气，只满足于逞一时口舌之利上，因此，鲁迅认为，“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而墨子的小说故事与历史的记述也相差不大，只不过给读者感觉就犹如几千年前的事情又在今天上演着，鲁迅在墨子身上要发掘的是民族精神内涵，以便能重新振作起整个民族的勇气。眉间尺的故事，出自于《吴越春秋》、《搜神记》等古籍所记载的干将莫邪故事，但在这个复仇的故事中，鲁迅剥离了原有神怪小说的外衣，采取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从天真无邪的少年到勇猛复仇的烈士，眉间尺的转变是那个时代“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真实写照；宴之敖的设计复仇则带上了志怪小说的色彩，在这之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剖析得深刻，因为反动统治者虽然有时在形体上被消灭，但他们的阴魂仍然能掀起很大的波浪。所以仅有革命的热情是不够的，革命依然需要像宴之敖那样有高明的斗争策略的勇士。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鲁迅通过这些古代勇士、英雄的现代版，想再次在文艺的建设中重新给这个衰老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以促进它的醒悟和前进。
没有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可哀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化根基都失去了，那么它的肉体死亡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在《故事新编》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鲁迅所书写的小说都是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发掘而来的，小说的英雄人物都有共同的社会使命感——拯救民族或国家的危机。这些文化符号概念，以前人们也接触过，但那是需要遵从的道德文化模式，在《故事新编》中，人们也感觉到古典小说的影子，但人物无论在外在的言语表现，还是内心的文化世界中，他们都带上了现时代的特点。通过整体的阅读，我们能感受到旧中国的压抑和窒息，正是文化的精神压迫，我们才更需要真正的猛士。鲁迅希望中华民族能有自己的精神突破，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复苏和重塑。
从女娲到眉间尺，鲁迅在文化领域内，“无非是要批判两个东西，维护两个东西，一个是批判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三纲五常的观念）所掩盖、维护的对人的奴役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上的弱者，人的个体的‘个体精神自由的观念，也即鲁迅所说的‘立人的思想——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匮乏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批判违背与扭曲人性的假道学，维护人的天性的健康的正常发展”。鲁迅主张，“首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故事新编》中，这些个性张扬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也许这些小说创作难免粗糙了些，现在读起来虽已没有了往日的文本意义，但它是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一种扬弃，鲁迅在文学的创作中，意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之间创建一座桥梁：“新的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发端。”
作为时代旗手，鲁迅对于传统文化，他并非只一味地破坏。在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上，鲁迅说过他所以“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坟〈摩罗诗力说〉》），就是为了要继承发扬“轩辕氏”黄帝以来，我“华土”五千年古国文明的光荣历史传统，他笔下的英雄、斗士并不是借尸还魂，它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形式的重生，他站在远离旧文化精神世界的文化视角，利用民族文化内在的力量，以此来猛烈地批判僵滞、呆板的旧文化世界，改变旧中国国民的个性，从而建筑一个崭新的文化精神世界。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陕西教育学院科研基金项目（07KJ19Y）
作者简介：杨 泉（1972- ），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作品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 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 林非. 鲁迅与中国文化 [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4] 鲁迅.热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 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J].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
[6]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7] 鲁迅.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
[8] 钱理群.漫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J].文史知识，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