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世芳
【摘 要】苏东改革是中国接触和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世界样本，是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阶段重要的学习借鉴对象。从“走出去”考察苏东改革模式，到“引进来”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再到“钻进去”研究苏东改革经验，中国实现了对苏东改革经验的比照、借鉴与超越。苏东改革经验不仅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去魅”“探路”“试错”“指向”等重要作用，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依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改革开放;苏东改革经验;社会主义发展史;经济体制
任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教训，都是无比珍贵的。毕竟，相较于这一伟大创造的艰巨性而言，这种资源还是很稀缺的。对中国而言，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史，最宝贵的资源主要有三段：一是中国1956—1976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挫折;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探索与启示;三是苏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当前，前两种资源受到高度重视（也存在研究不够的问题），但后一种资源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苏东改革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集体性反思和变革探索。最难得的是苏东改革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虽然中国改革后来居上，无论是改革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很快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抛在后面，从结果上看苏东改革是失败的代表，中国改革是成功的典范，但必须承认苏东国家一度是先行者、探路者，是中国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阶段研究参考、比照与借鉴的重要对象，充当过中国的“老师”。从更深层次来看，从“苏东改革”到“苏东剧变”与从“文革”到“改革”，正好形成正反对照、国际比照，可以从世界角度而不是一国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从规律角度而不是经验角度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因此，苏东改革的思想理论资源、实践探索经验和惨痛教训，对中国而言都是极为宝贵、不容忽视的，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从更宽广视角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视野、独特路径和伟大创造，也有助于从中汲取营养智慧、激发思想灵感，从而更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本文就是本着这种认识，通过大量史料爬梳，努力对中国改革开放与苏东改革经验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期能对重视苏东改革经验和教训研究、深化苏东剧变深层次原因探索有所助益。
一、“走出去”：考察苏东改革模式
中国对苏东改革经验的考察研究，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试图通过考察苏东改革了解和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和趋势，从中找到走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設困境的启迪。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作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有意识有重点地学习借鉴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把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出于“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的考虑，“还债性”集中出访，主动“触摸世界”。从1976年年中到1977年年中，由中央领导人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公开出访13次。随后的一年间增加到30次。从1978年年中到1979年年中则达到37次。 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的高峰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约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同时，1978年2月，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建议。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已经“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重要的出访和考察国，其中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和考察具有标志性意义，涉及如何看待和定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问题。
1978年三四月间，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正式对南斯拉夫进行考察。出发前，中共中央批示：考察的任务是通过实地考察、接触，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制度作出判断，向中央提出是否应该恢复两党关系的意见。代表团在考察报告中推翻了过去认为南斯拉夫经济实行“国有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人自治”是脱离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大量借有外债是依附帝国主义等判断，向中共中央提出正式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建议在当年6月南共联盟十一大时向大会发贺电，公开表明正式恢复两党关系。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考察结果报告，思想是很解放的”。中共中央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于当年6月与南共联盟正式恢复了两党关系。此后，“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党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强调南共联盟善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年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欢迎宴会上反复强调各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两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特殊的不同的条件下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任务中走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形式方面存在的差别，不是也不应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进行合作的障碍”。南斯拉夫改革给华国锋等人思想上很大震动。南斯拉夫改革长期被视作典型的“修正主义”，中国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性质的重新认定，相当于认同了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识的重大突破，首次承认了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而不只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或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中国模式”。这些认定除了破除思想束缚，还带来具体政策上的启发，比如对外经济合作开放，并不会损害国家主权;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中国企业的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阶段，南斯拉夫的经验受到格外重视。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制订长远规划的设想时，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就指出：“总结经验，除了国内的经验之外，南斯拉夫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南斯拉夫的体制下放是比较彻底的，人民生活也有改变。但是铁托临死之前讲了四条：一是感谢选他当终身总统;二是说生活改善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三是基建战线过长，主要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四是对外贸易上互相挖墙脚，自己竞争。南斯拉夫有放的经验，有度过困难时期的经验，也有现在的经验，要很好研究。匈牙利的经验也可以学，但它没有国防，这是一个大问题。”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经”苏东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后，对过于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备受青睐。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指出的：“纵观东欧各国六十年代中期先后的经济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企业自主权，用经济方法代替了行政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市场经济，但有的国家如民主德国仍以集中计划管理为主，改革的步子太小，南斯拉夫实行的基本上是市场经济，而匈牙利介乎其间，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但并未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基本上能做到统而不死，放而不乱。匈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很多独特之处，是东欧国家中经济改革比较彻底的国家。”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特点各有利弊，正好为中国开展比照研究、批判借鉴提供丰富资源。
首先，考察匈牙利、民主德国的外贸体制。对外引进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共高度重视并率先打开缺口的问题之一。中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势必要对落后的外贸体制进行改革，因此，考察东欧外贸体制先行一步。1978年7—8月，对外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联合组成外贸体制考察组，对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外贸体制进行考察。考察组指出：“这两国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和外贸体制同我国基本相同，因此，他们所走过的改革道路，对我国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根据两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考察组提出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不能孤立进行，要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来确定方向;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是搞活企业，实行产销结合，把经营权真正下放到外贸经营实体;在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必须集中外贸行政管理权;外贸公司应当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要下达利润指标、外汇指标作为考核外贸公司经营效果的依据;在进行外贸体制改革的同时，要重视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让外贸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服务。
其次，考察匈牙利的经济体制。1979年11—12月，于光远、刘国光等人以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的客人的身份，对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详细考察。考察组撰写了三个考察分报告和一个考察主报告。四个报告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认为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吸取过度重视重工业的教训，重视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不仅使工业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免了后顾之忧，更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准备充分，匈党中央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整体规划、分阶段推进;三是倡导党内民主，政治局面稳定，既能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大方向，又能灵活处理争议问题。同时，报告也指出匈牙利改革之所以出现曲折，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決议的基本原则是妥协调和的结果，为改革基本原则被削弱埋下了伏笔;组织体制改革没跟上，造成改革阻力;采用各种有差别的补贴，造成改革内在矛盾;保守力量在一定气候下成为改革回潮的支持者;苏联等制造阻力。报告总结指出：“一切都说明匈牙利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不必去探究过去为什么竟看不清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但今天不能再回避这一真理。因为为了自己今后进行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也要研究不同的经济模式，要借鉴人家的经验。假如我们仍像过去那样，不承认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那么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匈牙利的体制就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余地，顶多只能吸收它的管理经验中的某些个别因素。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那么可以把它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其他一些模式——诸如传统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型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等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优劣，以供我们体制改革时选择和设计我们自己的经济模式作参考”。该报告进一步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是要学哪一个国家，学南斯拉夫，学匈牙利，还是学罗马尼亚”这个问题，唯一正确答案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指导思想。二是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必须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进行研究。三是要认真批判现行经济体制，挖掘中国经济体制弊病的根源，注重中国独特的问题。四是要研究外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但要比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应该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五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充分准备，拿出明确的比较彻底的理论来指导，开展根本性的长期实行的具有原则意义的改革，减少改革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对匈牙利的这次经济体制考察，可以说是对外考察水平的一个高峰。考察准备的充分、调查研究的细致、问题的针对性、政策建议的深度和前瞻性，都高出一般的对外考察。此后，匈牙利改革经验经常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话题，受到中共高层高度重视，双方交流层次越来越高。1983年5—6月，国家体改委等又组织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作了35天考察，认为匈牙利改革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请求匈牙利在当年10月回访时派一批专家和学者到中国介绍改革情况和经验，供中国制订“七五”计划和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时参考。这次考察对中国正在推动的计划工作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1984年7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计划工作改革的汇报及《关于计划工作改革的若干规定》（草稿）时，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表示：“廖季立从匈考察回来后，就讲把计划放开，计委必须掌握经济手段。机械部带头不管机械厂，如定下这一条，国务院授权他管全行业，因为他没有亲疏了。调节问题，资本主义比我们灵活得多。法国发展新兴工业就准备好贷款，日本、南朝鲜也是如此，他们计划性比我们强。日本通产省是有手段的。我们行政办法，批准画圈，你们画了我也画，好多事是处长、科长的意见。这样搞计划，看来是高度集中，实际没集中。”1983年10—11月，被称为“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的匈牙利党中央委员、科学院经济所顾问涅尔什·雷热率团访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考察与交流。匈牙利代表团的阵容强大，涵盖计划、财政、金融、价格、物资、工资等各方面专家和官员。邀请一个国家重要领导人带领各经济领域的官员和专家介绍经验，提出改革意见和建议，足见中国对学习借鉴匈牙利经验的重视。关于中国对匈牙利经验的青睐，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有一个形象的表述：“1986年我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匈牙利，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去考察的很多，中央各部派人，地方派人，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最后，考察苏联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形成的。苏联如何认识和解决经济弊端，无疑最能引起中国关注，但因中苏交恶，给学习借鉴带来很大障碍。好在与中苏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期不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不再囿于社会主义“正统”和所谓“修正主义”之争。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界也意识到，回到经济体制的原点去观察，更能对经济体制改革有深层次认识。如何吸取苏联经济体制中有益的经验，摒弃其弊病，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经过多方努力，1982年2—4月，刘国光、柳随年、郑力一行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客人的身份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考察。考察组认为苏联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经济管理体制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之所以取得成绩，是因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全国人财物集中使用于关系全局的关键部门的发展和战略问题的解决;在计划管理中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制度方法，包括计划体系、指标体系、计划方法和从咨询、平衡、鉴定、决策到计划执行的完整机构，使宏观经济的决策和重大项目的确定都经过严密的程序和科学的技术经济论证，从而保证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不发生重大失误，使国民经济能协调稳定增长。苏联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病：经济管理过分集中、计划管得太死;主要靠行政机构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与生产社会化要求矛盾尖锐;“吃大锅饭”、缺乏竞争。根据苏联的经验教训，考察组围绕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适当强调集中，在改革中强调分权，调动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中央的经济权力减少过多，也会导致中央控制力削弱，不能保证重点建设和重点改造;要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苏联比较成熟的计划工作制度值得中国借鉴，对防止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保证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很重要;要坚持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正确做法，中国在解决“吃大锅饭”、管得过死等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展现了活力，应该坚持改革的方向，不断探索新的改革途径。
从上述史实梳理中可以看出，在探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对苏东改革经验格外倚重，对不同改革模式和观点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提出了很有见地、影响深远的政策建议。
二、“请进来”：引入苏东改革理论
东欧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了很有影响力的改革理论家及其改革理论。这些改革理论家的来访讲学影响一时，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热潮，激活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
（一）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畅谈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1979年10月，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对中国进行学术访问，详细介绍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对中国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提出看法和建议，并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提问，对如何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设想。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介绍，把自治作为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不在所有制和计划方面，而在于有没有自治，因此他将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概称自治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中国关心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同意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提法，认为南斯拉夫经济是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机制中来组织生产和实现收入的。当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南斯拉夫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谁为主时，他坦言市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应该叫市场计划经济或商品计划经济，这一点南斯拉夫走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前面。针对西方有的评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就意味着搞“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认为，这种评论不恰当，市场也好，计划也好，都是组织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运用市场，而且也在日益增多地运用计划。
中国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处在调查研究和试验的阶段，需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需要吸取其他国家包括南斯拉夫的经验，逐步探索改革的步骤和途径。对此，伊凡·马克西莫维奇提出：首先，改革的步子要穩妥，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要随便提出过高的要求，最好是完成一个任务以后，再提出新的要求，切忌空洞地提出不符合实际的目标。其次，在改革中借鉴外国的经验是必要的，但不能照搬照抄，照搬苏联的教训应该记取。同时，尽管中国同苏联的政治关系不好，但中国必须很好地研究苏联的经济制度，才有利于进行改革。最后，在改革中不但要注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注意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的一项艰巨任务。
（二）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纵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979年底至1980年初，曾担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1955年担任政府经济改革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布鲁斯访华，在中国社科院讲授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中国众多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尤其是国务院决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参加讲座，并积极提问和讨论，影响很大。
布鲁斯把苏东改革分为三种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包括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其特点是宏观经济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由国家决定，只有个人经济活动才是分散化的;匈牙利模式，其特点是只有宏观经济由国家决定;南斯拉夫模式，所有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是分散化的。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理想、有利无弊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只能在对各种模式的利弊进行比较中选择最优模式。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是两个极端。苏联模式能够将资源动员起来集中用于非常明确的目标，但长期看将失去效率。南斯拉夫模式微观效率相当高，但宏观效率不足，通货膨胀问题和失业问题突出，在缩小地区差别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匈牙利模式在计划和市场、集中和分散结合方面做得最好，缺点是实行起来有困难。
布鲁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四个问题是关键。一是必须有好的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往往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经济管理上的民主化同政治上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改革往往会因触动某些奉行官僚政治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反对。政治环境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二是必须宏观经济均衡。经济改革成败同经济上是否做好必要准备密切相关。宏观上的经济均衡是实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中国粉碎“四人帮”后，所提建设目标一度太高，令人担心，后来提出要经过调整、做好准备才能够进行全面改革，是正确的。三是必须采取“一揽子”的做法。改革如何“开局破题”、从哪儿起步并不是根本问题。要使改革获得成功，必须采取“一揽子”行动，而不能零敲碎打。四是必须加强配套改革。新体制是更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实行起来更为困难的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不是万能的，不能单纯沉迷于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工作相配合。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思想依然以其现实针对性和深邃洞察力引人深思、启发思想。
中国社科院将布鲁斯的讲学交流思想报送中共中央、印发有关单位后，引起巨大轰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专门接见布鲁斯，对其留下深刻印象。1981年1月，他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谈道：“现在，我们有许多同志出国考察。有的从南斯拉夫回来，说南斯拉夫的管理体制好;有的从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的好;有的从罗马尼亚回来，说罗马尼亚的好。我没有考察过，看过一点材料，我想可能是各有所长，是不是可以说，包括对今天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也应当这样看。有一种看法，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目前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就是中央集权型;一种是南斯拉夫模式，就是地方分权、企业自主型;一种是匈牙利那样的模式，介乎前两者之间，是一九五六年以后，从苏联模式演变的。这种分法，很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但我想至少有一点应当看到，就是苏联的模式，恐怕早已不是五十年代初那个样子了，听说苏联已经先后改了几次，东欧其他国家，包括保加利亚，也都改了，所以对它们的那个‘中央集权型，也不应当用老眼光来观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体制，可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前不久，英国牛津大学的布鲁斯教授来我国访问，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这个人，我过去认识，他是波兰人，曾经在波兰的经济委员会工作过，后来跑到英国去了。他对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很有兴趣，研究过多年，有些见解值得重视。中办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系统地介绍了他对体制改革的看法，很可以找来看看。布鲁斯是主张分成上面这三种模式的，他比较称赞匈牙利的模式。但是，他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有利无弊、绝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1980年，世界银行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后，鉴于布鲁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的成就，聘请他为顾问。布鲁斯根据苏东国家改革经验，在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经济考察中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三）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阐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1981年三四月间，曾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领导捷克经济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访华讲学。奥塔·锡克在北京和上海作了七次学术报告，与中国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交流。他重点介绍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引起中国经济界热烈讨论研究。
奥塔·锡克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机制。指令性的计划不能代替市场。我所说的市场是指社会主义市场。我认为，把市场自动地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几百年以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有市场，那时还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后来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我认为，社会主义也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他强调要用宏观分配计划代替指令性生产计划，保证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可以克服微观经济的不平衡，计划经济可以克服宏观经济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并比依靠指令性生产计划生活得更好。他认为在实施改革时必须极其慎重地处理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妥善安排改革的步骤，保证比较顺利地从旧模式过渡到新模式;改革起步时要注意改革取消指令性生产计划，使市场销售状况与企业利益直接联系，提高经济效率;改革和调整不能分先后，必须结合起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步骤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要稳妥审慎，分步走;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一个总体目标设想，不能反复折腾，要采取“一揽子”的解决办法。奥塔·锡克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对当时整个中国经济界不是耳目一新的问题，而是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奥塔·锡克每一次讲学都由吴敬琏整理成简报，经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呈送中共高層。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奥塔·锡克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欣赏，作出三点批示：由中国社科院聘请奥塔·锡克为顾问;邀请奥塔·锡克每年到中国访问一次，给中国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请奥塔·锡克与中国经济改革领导干部组织一次座谈，经济领导部门都要参加。对一个外国专家如此倚重，这是极为罕见的。对第一点批示，中国社科院领导人提出，没有先例，请外国人、一个“流亡者”当中国社科院顾问似乎不妥，没有照办。中国社科院领导人的意见并非没有依据。1968年流亡瑞士后，10多年间奥塔·锡克从未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尊重。奥塔·锡克很有感触地表示：“十二年来我第一次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非常高兴并且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实现多年来的愿望，接受邀请访问贵国，并同你们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和思想。”对第二点批示，则是由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和奥塔·锡克商定每年来华一次，后来由于中国国内改革形势发生变化，特别是1982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曾发简报称奥塔·锡克是个“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口头协议也未能执行。对第三点批示，在奥塔·锡克访问的最后一天，国务院相关部门领导人和奥塔·锡克进行了座谈，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和政府智囊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奥塔·锡克再次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重点推介捷克斯洛伐克“先调后放”的做法。薛暮桥认为，价格改革很难计算，因各种因素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奥塔·锡克提出，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等计量方法和工具，计算出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资金、劳动“双渠价格”，这套价格能比较接近地反映市场价格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根据计算出的价格做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价格放开时震动较小。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国务院决定成立价格问题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研究如何计算价格、制订价格调整和改革的方案。同时，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要求中国社科院将奥塔·锡克提到的参加捷克斯洛伐克1967年价格调整计算工作的专家请到中国来讲学。后来，在奥塔·锡克推荐下，两位专家来华开讲习班，帮助中国培训物价改革骨干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方案设计中，奥塔·锡克“先调后放”的做法被充分借鉴。
东欧经济学家来访交流，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改革路径选择以及改革如何起步、采取怎样的步骤、如何减少改革阻力等关键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在中国社科院攻读研究生、长期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郭树清，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上的影响深有体会，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给中国带来了早期经济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中国掀起了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
三、“钻进去”：系统研究苏东改革经验
经过大量考察活动和苏东经济学家的深入阐述，中共高层和思想理论界已初步掌握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既具备综合研究探讨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苏东经验的价值，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因此，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的部门组织了两次影响很大的关于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
（一）召开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座谈会
1981年12月，国务院体改办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座谈会，来自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研究部门和中国社科院以及一些高等学校专门从事苏东经济研究的专家共30余人参加。座谈会主要根据布鲁斯对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类型的划分，就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三种类型经济体制及其基本理论进行研讨，对三者在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问题、国家经济职能上的不同认识以及计划体制、财政与金融体制、价格和工资体制、企业权限、企业集中与联合、农业体制等具体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国务院体改办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总结苏东改革的经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也是改革成效大小的关键。苏东各国普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大突破。二是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关系，合理划分决策权，切实兼顾三者利益。三是积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同时运用行政办法、经济立法、经济監督和组织措施。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措施和微观措施应同步配套进行，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步调要相互配合，政府机构设置的增减和职责范围的变化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要紧密结合。五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全面规划，应正式发布改革决议或指导原则。改革要有充分的准备，经过一定的试点。改革每一项重大措施，都要经过综合论证、统一指挥。
改革要由中央决定、总体设计、发布决议、加强试点、成立改革委员会等一系列观点，后来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做法和鲜明特点，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建议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趋于保守，坚持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传统观点。这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1981年，一些高层领导人和经济界人士重申必须坚持以计划调节为主。据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回忆，当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受到批评、作出检讨。当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也强调，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座谈会能够深入讨论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已属难能可贵。
（二）1982年莫干山会议再议苏东经济体制改革
实践的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也愈发引起经济界对苏东改革思想理论和经验教训的重视。在中国经济学界和世界银行共同努力下，1982年7月8—29日，世界银行组织以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体制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其间的11—16日，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杭州莫干山召开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简称“1982年莫干山会议”）。考察团认为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是：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由片面强调中央集权向分级分权发展，由单纯强调发展国营经济到逐步注意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由过分强调计划控制到逐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由简单地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转向结合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考察团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正确，进展显著，特别是对中国农业改革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中国只要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将会比苏东国家取得更大成效。
考察团从所有制和经营方式、计划与市场关系、价格改革以及劳动、工资和奖金等方面介绍了苏东改革措施并谈了认识，提出很多具有冲击力的观点。比如：东欧国家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明显放宽了对国营经济以外的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市场不一定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产生，市场就与之密切联系在一起，忽视它的作用是十分有害的;计划的概念必须放宽，把计划理解为指令性指标、把取消指令性计划认为是放弃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对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不能抱过高的期望，中国的经济信息和数据管理比苏东国家还要薄弱得多，计划很难订得科学，中国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市场”，因此对计划和市场都不能片面、过分地强调，应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协调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管理，问题在于国家计划管什么和怎么管，中央计划机关需要管住管好国民收入的增值及其合理分配、投资总额和重要投资项目以及对外贸易和借用外资;价格改革固然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但也不宜过高地估计价格改革所起的作用，而忽视对财政、税收、信贷、工资等经济手段的运用，既不能搞闪电式的改革，企图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价格和工资，也不能因循保守、无所作为，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开价格。
考察团认为，中国实行的仍是苏联那一套传统体制，但经济水平更接近第三世界，中国进行体制改革要考虑这个特点，注意处理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农业对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把集体的积极性与个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农业改革要注意把新体制与原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如依靠集体力量进行水利建设、合作医疗、普及教育等。二是不论是国营工业还是国营商业处于垄断地位，都不利于竞争。中国许多人对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好处缺乏认识，抱有严重的疑惧心理。中国经济中的竞争太少了，竞争刚刚开始，出现了一点混乱，就认为糟得很，马上加以限制，结果把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搞掉了。在中国如果很好利用竞争的力量，其推动经济的作用将会比任何国家大得多，因为中国拥有无比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过分地实行行政分权是不可取的。由地方政府决策，其优点是可以了解当地情况，缺点是从整个经济的全局考虑差，结果加重了地方封锁，导致宏观经济管理困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一部分是从行政分权开始的，如财政分权、外贸分权。经验证明行政分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过分分权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把外贸权、借外债权下放给省、市，令人难以理解。四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推行责任制、提倡勤劳致富的过程中，也应发挥那些有文化技能、善于经营的“能人”的带头作用。至于城市工商业的改革，要着重依靠那些年富力强、有科学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员。五是要注意研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阻力首先来自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只赞成给自己自主权，而不同意给工人自由流动权;其次来自某些公众舆论，广大群众不懂经济学，不愿接受改革的一些措施和政策;再次来自党内和政府内的一部分人，他们坚持平均主义态度，抵制改革;最后是大企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领导人中的“左”翼分子结合起来，迫使改革陷于停顿。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揽子”进行好，还是分步进行好的问题。考察团刚开始主张采取“一揽子”的做法。在对中国几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后，考察团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各地区经济差异太大、情况复杂，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办法实行改革，难以奏效;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允许出问题和犯错误的余地比其他国家要小得多，改革的步子要更加稳妥一些;改革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如人才、资金、物资储备等也比较薄弱。因此，他们认为改革要有总体规划和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进行。先改那些必须改、又能够改的领域，再把相关的领域联系起来，逐步扩大改革范围。这种改革可能存在难以深入甚至有走回头路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比苏东国家的要小得多。
薛暮桥等人对此如获至宝，编印了10份《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简报》，及时报送相关部门和中共高层。不仅如此，8月10日，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上报薄一波、杜星垣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8月15日、25日，薄一波、万里先后作出批示。薄一波批示：“季立同志：我看了一遍，觉得整理得非常好，问题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体改经验，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此件我还想再看看。阅后退我。”万里批示：“请转告廖季立同志，此件我看了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并发劳动人事部参阅。”
联系历史背景，上述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意义非凡。当时中国理论界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十分激烈，薛暮桥的商品经济论受到批评。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亦较大。这种氛围对会议产生了影响，会议原计划由中国计划委员会、物价委员会举办，世界银行资助，后来只得降低“规格”，去“官方化”，改由中国物价协会举办。外国经济学家也看出中国改革的气候变了，因此，在计划和市场的讨论中，批评了中国对市场调节的错误认识和疑惧心理，强调市场调节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意义。这对后来中国经济界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又逐步讨论开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高层的认识。就在当年10月，邓小平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再次发表意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三年之后，在巴山轮会议的开幕词中，薛暮桥还特别提到1982年莫干山会议的重要影响：“我回想到一九八二年世界银行也曾邀请各国著名专家到我国莫干山来开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今天到会的布鲁斯教授就参加了那次会议。那次会议讨论的成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留下良好的影响。”正如亲历者林重庚所指出的：“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
四、“消化了”：苏东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中国要走出困境，有新的气象，急需进行改革，这是普遍共识。但如何起步，怎么改革，并没有确切的方向，有的还想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路子。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发展趋势特别是苏东改革经验，为中国确立改革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如安志文所指出的：“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苏东改革是中国最初接触和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世界样本。这一样本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优势，是涵盖多种模式、多种政策取向，几家争鸣、各有所长，适合在比较分析中探索更优道路。这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苏为师”，一家独大、一个模式，更具科学借鉴意义。显然，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也是一个勇敢的创造者，很快从比照、借鉴走向创造、超越，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最让人印象深刻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学习和开放要结合起来……中国从不同的国家、机构和专家那里探索并吸纳外部世界的专业技能，用于加速自己的学习进程。”
（一）“去魅”：承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主要阻力在于意识形态，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固化认知。要推动改革，首先要为改革正名，摆脱“修正主义”的阴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交恶，除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在中共发表的著名“九评”中，第三评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中国指责南斯拉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中国要通过改革走出新的发展道路，首先就面临重新看待和评价苏东改革的问题。对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尊重和认可，使中国改革道路豁然開朗。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改革开放之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曾一度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参照模式”，南斯拉夫改革的“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去魅”，“正是这种分析、解构、去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通过东欧改革，中国意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不仅有斯大林式的，还有南斯拉夫式的、罗马尼亚式的和匈牙利式的，当然还可以有并应该有更为成功的中国式的。“只要我们在理论上继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那么，一个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模式的中国经济体制，一定能够产生出来。”
（二）“探路”：熟悉改革模式和确立相关政策
“当中国经济改革时代轰然来临时，才发现改革的思想资源如此匮乏，必须借他山之石。所谓他山，主要是那些经历、反思、改革过斯大林模式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整体中的重要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根藤上结出的瓜。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改革要解决的弊端，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苏东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不同的对策，探索形成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多个发展模式，在每个模式上都作了深入探索、积极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改革如何起步、如何谋划、如何推动，政策制定上注意什么、怎样化解改革阻力、如何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宏观调控如何调整、外贸政策如何确立、商品价格怎么审慎放开，在这些基本的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苏东国家已有一整套政策和制度，不管是对中国改革模式选择还是具体政策构建，都有现实的直接的借鉴意义。从中国考察苏东改革模式和研究苏东经验的很多报告中可以看到，苏东改革的一些重要思想、具体政策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甚至是直接成为决策资源。比如，匈牙利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集各方面力量研究和制定改革方案的办法，就为中国所吸收。1980年中国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又如，中国代表团在考察匈牙利后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很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是在考虑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注意研究的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于光远还在有关场合专门谈论要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提出：“过去不是常说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吗？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研究在这样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正在经历怎样的阶段，正向怎样的阶段前进。”后来，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逐渐成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支柱之一。再如，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不能把社会制度同组织管理经济的手段混淆起来”，奥塔·锡克认为“把市场自动地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也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场”，这些思想和观点反复反映到中共高层和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突破市场和计划的社会性质属性禁区是很有启发和推动意义的。在1982年莫干山会议等重要场合，东欧经济学家和中国理论界经过对中国是选择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的反复讨论后，最后认识到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行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后来，“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苏东改革经验为中国所提供的直接影响远不止这些，而更深层次的思想理论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的。
（三）“试错”：避免走入改革误区和走弯路
在对苏东改革的研究借鉴中，中国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也是十分明智的，那就是将苏东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整体的基础上将各种模式反复比较，列出各种模式的优势和弊端，研究各种探索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由此形成中国学习借鉴苏东经验的一个很大特点——“比照”。无论在“走出去”考察、“引进来”传经，还是“钻进去”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始终在深入“比照”。经过这种深入“比照”，苏东改革不同方向的各种探索的问题和教训，就很清晰地呈现出来，对中国改革的建议也就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并能有意识地避免和防止“重蹈苏东覆辙”。比如，改革不能零敲碎打，必须“一揽子”解决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保证改革有序按计划推进;改革要有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防止因内部反对力量的阻碍让改革半途而废;改革不能急躁冒进，不能以丧失和丢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代价;要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准备，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起来谋划改革，尽量减少改革阻力;改革不能反复折腾，仓促上阵，走回头路;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对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作用都不要过分迷信，要将二者很好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苏东国家的改革“试错”，成为对中国改革的“忠告”，不仅有利于中国吸取教训，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尽量少走弯路，也能促使中国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虽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曾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最终并没有因改革反复而改变改革方向，苏东改革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学家理论上的预先警示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指向”：探索更稳健的道路和实现更大的突破
从东欧经济学家引入的新经济研究方法、经济模式以及运用现代经济学深刻认识和分析传统计划体制弊病的方法，启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维，让他们开始从体制而非政策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来华讲学和讨论的大多数东欧经济学家，都曾长期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深刻的认识，又熟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情况和经济理论与方法，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能用现代经济理论概念、技术甚至是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这种思维和方法的引入，提升了中国经济界认识问题的层次。通过对苏东经济改革模式的比较分析，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对比研究，再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考慮，无论是布鲁斯和奥塔·锡克本人，还是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都发现现有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和改革理论还存在一些充满矛盾和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苏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暴露，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遇到很大的困难，改革红利逐渐消失，矛盾和问题日益集聚。中国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如何跳出苏东模式的局限，自然成了中国改革者深入思考和探求的问题。很显然要取得新突破、找到新道路，不仅要学习借鉴东欧经验、吸取教训，还必须继续寻找其他的思想理论资源，并根据中国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于光远等人在考察匈牙利的报告中也谈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这样，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和经验，也进入中共考察和学习借鉴的视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长期以来的禁锢，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长期困擾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鲜明回答后，苏东改革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榜样作用就越来越小了，同时一些改革理论和政策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985年9月举办巴山轮会议即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时，中国不仅邀请了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前行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亚诺什以及布鲁斯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专家，也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托宾、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前会长阿莱克·凯恩克劳斯、法国国家计委前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等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家学者。这是一种新的开端。对苏东经验的学习借鉴，让中国尝到了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一切有益的改革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我所用的甜头，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发展中就如何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限制市场的负面效应作出的有益探索，有了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中国吸取了教训，无论是苏东改革经验还是西方先进经验，都采取消化吸收而非拿来主义的原则。正是因为“消化了”，苏东改革经验才对中国改革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也正是因为“消化了”，不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式简单化，这种作用更潜在深沉，随着时间推移也更容易被人忽视。
五、余论
回顾历史能够看到未来，研究历史就要面向未来。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苏东改革的互动，就是要总结历史做好当下、把握规律赢得未来，从苏东改革经验教训中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和前进方向。
一是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可不学、教训不可不察。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积累了很多新鲜经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成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和国际社会学习借鉴的重要模板。但是，并非就代表中国完全从学习者变成引领者，更不能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成功的，就没有必要学习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应该认识到中国既是引领者也是学习者，只有学习才能保持引领。现在学习借鉴上存在一个误区，好像一谈学习借鉴，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根本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当一回事。事实上，作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探索，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大体相同或者相似的，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有诸多可比较之处，多观察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作为。比如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谈不上很成功，但长期保持稳定、社会组织化程度很高、民族凝聚力很强，就值得研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一些苏东改革家的思想理论为中国所充分利用，这些思想理论在中国所受到的尊崇和礼遇，远远超过在改革家所在国的待遇，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包容开放、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特点和优势。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与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从中得到启发和镜鉴，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补充和参照，从“对手”身上借鉴和“队友”身上学习，不同维度有不同意义。
二是将从“苏东改革”到“苏东剧变”同从“文革”到“改革”结合起来，深化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研究。加强和深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才能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增强把握问题、探索规律的深度。习近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中考察，就是站在战略全局高瞻远瞩、从历史长河深谋远虑。苏东改革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独特的存在，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东欧改革的失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好构成一个正反经验对比，给比较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该如何深化，提供了经典丰富的研究样本。从苏东改革走到苏东剧变，改革很大程度上要对剧变负责。苏东剧变形式上是剧变，本质上是渐变，因改革迟缓、停滞、执行不力、走向邪路，苏东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走向了反面。无论是起步早、率先摆脱苏联束缚、改革比较激进的南斯拉夫，还是改革幅度较小、政策比较谨慎的罗马尼亚，还是改革比较综合平衡的匈牙利，还是改革刚开始滞后、遇到挫折又走回头路、最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苏联，最终都失败了，值得深思。比如，改革“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看似是一个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但实际上是事关改革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治大国如烹小鲜，主导改革更要注意火候。变与不变、改与不改，快与慢、稳与进，不仅在改革方法论上很重要，而且是关系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又如，目前学术界和社会上一些人，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简单归结于外在原因，认为是国际产业转移等历史机遇成就了中国。显然，只要拿苏东和中国作一个比较，这个论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并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大家面临同样的际遇，面对类似的问题，苏东国家在探索道路上还一度走在中国前面，但前途命运截然不同。出了问题，要从内部找原因，有了成就，也要珍惜自身优势，千万不能妄自菲薄。靠着正确的决策和不懈的奋斗，中国才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就了历史伟业。再如，中国虽然注重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经验，但必须将基点牢牢扎根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基础上，既努力激发社会个体活力，又注重发挥集体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保证了国家的创新创造活力和强大组织力凝聚力向心力。
三是要跳出以成败论英雄的狭窄格局看苏东改革，从中挖掘思想火花和实践探索的时代价值，从教训中接受“忠告”、发现“真经”。当前研究苏东经验和教训，一定要本着客观理性、批判吸收的态度深入挖掘下去，不能以成与败、是与非两分法简单论之，也不能以高姿态俯视、不顾历史条件地臧否。成功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哪里，有何可借鉴之处，能不能在当今时代当今中国进一步发展;最终败在何处，是改革的方向问题，还是具体政策问题，或是外部干预问题，最本质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应该怎样化解，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苏东改革过程中那些碰撞出的思想火花，那些在实际中未来得及贯彻或者没有能够有效贯彻的好政策，那些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方向正确的改革，那些导致改革受挫甚至走向失败的重大问题和标志性事件。既不要受已被当时的实践证明是导致失败的那些思想和探索的束缚，也不要受已被当时的实践证明是走向成功的那些思想和探索的束缚，有些改革思想和探索当时是离经叛道，今天可能就是天经地义;有些改革思想和探索当时是过于超前，今天可能就是适逢其时;有些改革思想和探索当时条件不具备而不合时宜，今天可能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势在必行。对于苏联的历史，更要保持尊重、深入研究、引为殷鉴。作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社会主义大国，它是如何处理和大国的关系，如何处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被人民抛弃、瞬间土崩瓦解，这里头有太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太多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这些问题，当中国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不够的时候，尚未达到那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就难以真切体会苏联的处境，更难以将其中最富价值的东西消化吸收。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美国和西方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苏联遇到的很多问题、面对的诸多挑战、面临的许多抉择，中国可能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遇到，甚至只是“换个马甲”而已。此时，苏联经历的困与难、伤与痛、得与失、成与败，将能引起中国更多精神共鸣、更多思想启发。深入考察研究苏联的这些问题，中国将会有更深的体悟，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更加睿智。
[作者系法学博士，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