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海涛
【摘 要】绝大部分知青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返回城市，其返城既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由此来看，加强知青返城研究刻不容缓。如何开展知青返城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有四条路径有助于开展知青返城研究：其一，制度史视野对知青返城研究具有统筹作用，能在前后左右的平衡中更好把握此问题。其二，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有着反复的互动关系，应进一步厘清这种上下左右的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和知青返城。其三，知青大返城有着显著的时空差异，这种差异是地方特性所致，构成了当代中国地方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其四，知青返城后的研究是知青返城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在继续拓展史料的基础上，以知青为中心，做好相应的课题研究。
【关键词】知青;改革开放;上山下乡;返城;知青研究
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绵延20余年的浩大工程，遍及数千万城乡知青及其家庭，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目前看来，对于知青上山下乡中的“下”研究比较充分，对上山下乡的缘由、动员、安置等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知青返城研究却相当薄弱。事实上，知青下乡与返城，都凸显了历史的转折。因此，知青下乡与返城的各个环节都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知青返城，既是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制度链条末梢，同时又与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故更应加强对知青返城的研究。既有的知青返城叙述多停留在知青大返城阶段（1978—1979年），且多以文学（小说）叙事为主，梁晓声、邓贤、池莉、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中都涉及知青返城。这样的叙述虽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终结有比较生动的反映，但并不能完整地呈现知青返城的历史脉络。事实上，自知青上山下乡开启之后，知青返城之路便持续进行，因此，对知青返城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青上山下乡结束阶段，这就要求研究知青返城要有一个总体关照。就知青大返城来看，其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轨迹大致相当，其无疑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返城后，广大知青更是投身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来，有许多知青成长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研究知青返城既是研究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即如何从改革开放史的一个具体方面来推进整个改革开放史的研究。
一、制度史视野下的知青返城研究
目前，学术界研究改革开放史越发注意拓宽视野，强调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确实，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史就应从一种更长时段来展开讨论，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知青返城研究同样应拉长视野，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末梢——大返城阶段。就中国知青史研究而言，学术界长期多关注其“常态”下乡而少关注其“变态”返城。其实，作为一项制度而言，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返城与下乡相伴始终，如因病返城、返城探亲、招工返城、当兵返城、就学返城等，这些形式的返城最终在知青大返城中得到了统一。对此，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一，知青下乡后便陆续有少量知青返城，成为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变量，虽然这些知青返城相较于当时大张旗鼓地下乡而言显得有些悄无声息，但对这些变量的研究却不容忽视。
20世纪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展，就一直有知青不断返城。在这些知青返城过程中，有因不符合条件被送到农业战线的城市知青。如1963—1966年赴新疆的上海知青中就有少量这样的知青，为此，1966年8月28日上海市杨浦区护送青年到新疆的干部在总结报告中建议，今后应严格贯彻上海市和杨浦区的指示，不将年龄过小的青年过早送到新疆。也有一些知青因不满农村的生活而悄悄跑回城市，最终滞留城市的情况。1958年2月24日，中共上海市西郊区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显示，到该地区落户的1650名知识青年中已有30名左右逃回城市。截至1974年3月，1963—1966年支援新疆的上海知青中有2700名留在内地，其中，留在上海市1500人（市区1300人，郊县200人），1200人已到江苏、浙江等地农村结婚。而更多的情况则是，知青下乡后一些出身好、表现好的知青被抽调到工交文卫等战线，或者通过上学、当兵等方式返回城市。据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1963年调查发现，在1959年以前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中，大部分已被当地抽调参加工矿企业、文教事业或保送投考专业学校。即使留在农村的，大多也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担任了政治、技术、文教等方面的工作。1973年8月，据上海市闸北区下乡上山办公室要求，江西省新干县提供了一份当地上海知青上大学或中专技校读书的详细名单，由此可对知青求学离开农业战线的情况有详细了解。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对1962年知青调离农业战线情况有一个大致统计（见表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来看，对以这些方式返回城市的情况了解并不多，且多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跨省安置知青为主，对赴当地农村下乡的情况了解不多。另外，这些知青返回城市也并非一定返回其原户口所在的城市，返城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离开农业战线的概念，这在此后的研究中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第二，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影响着知青返城的进程，需要对此作专门分析、讨论。
人物在历史研究中起着核心作用，知青返城研究同样如此。正是因为邓小平等人的最终决策，让10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最终得以返回城市。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党和国家其他的领导人所起到的作用。“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走上正轨，各地知青的返城呼声也不断高涨。为此，国家一方面通过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向各地派出工作组解决问题。1979年5月1日，赴北京参加全国青联会议和国务院知青办召开的全国知青代表会议的新疆上海知青鱼珊玲在会上提出了10条书面意见，对新疆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原因和过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她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批复，对促成最终解决知青返城问题有一定帮助。在知青大返城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知青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留下。要考察知青返城就需要关注这些对立面，才能对知青返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同样，对于大返城之前的返城，也需要展开相应的研究。“文革”爆发后，此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程中断，爆发了大规模的知青返城，为此，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这些知青返回农村、边疆就地闹革命，最后仍有不少知青通过各种方式留在了城市。显然，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值得作进一步梳理。“文革”期间大批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返城也提上了日程。在此过程中，1973年发生的“李庆霖上书”事件成为知青下乡和返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李庆霖上书”事件发生后，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管理工作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也加强了對知青工作中的经费、口粮、疾病、婚姻、安置布局等问题的进一步领导。因此，加强对这些重要人物、事件、节点与知青返城的研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对知青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的理解。
第三，知青返城过程中的几种关系，如知青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地方与中央等，也需要加以对比与考量。
有论者指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应当重视各层级的互动”，知青返城研究更是如此。从宏观层面来看，知青上山下乡牵涉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牵涉到城乡、地区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来看，又涉及知青与家庭、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等。但归根结底，其所牵涉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更好地理解知青返城，就需要结合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予以考量。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危机爆发后，国家日益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日常劳动教育，“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日渐成为一种崇高的社会风尚。尽管如此，当知青在选择下乡时仍面临着来自家庭的强大阻力。1957年12月，上海市在动员知青到安徽芜湖、市郊农村去时，家长的阻力非常大，有的甚至以自杀来威胁子女或藏了毕业证书、户口册来阻止子女去报名。即便“文革”期间所有符合条件的知青必须上山下乡，但当知青可以返城时，家长对此事十分关心，想方设法让子女返回城市。相对于知青家长，大批知青来到农村，农民则呈现出复杂的心态。长期以来，不少观点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为许多农村地区本就人多地少，本地农民尚且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知青到来只会增加额外负担。而且，知青回城多年后回忆起农村生活时，仍对农村生活之苦有深刻记忆。其反映出的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差别。这也进一步说明，既然乡村不如城市，知青的到来显然加重了农村的负担。1958年2月24日，通过对到上海市西郊各乡农业社落户劳动的1650名知识青年检查发现，还有些人轻视农民，与农民关系格格不入。不过，知青下放的地方不同，知青的体验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各地城乡关系也应辩证看待，尤其是上海、北京等主要以跨省区安置知青的地区，往往又能通过多种方式去帮助知青安置所在地改善生产生活，在某种层面改善了城乡关系。而这些因知青上山下乡所形成的城乡、地域关系，一些甚至延续到了后知青时代。同样，对于知青返城的研究，也必须考虑到返程前后的对比，要通过这种对比去捕捉背后的时代信息。
二、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多重互动
有论者指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应当重视政治决策的过程”，确实，尤其是像改革开放这样的重大决策更是如此。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返城的决策过程同样值得深入研究，而且，应当要有一种社会史的研究视野，注意其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照。事实上，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本就有一个多重互动的过程。因此，有论者形象地将上山下乡喻为“改革的催化剂”。
在改革开放前，知青返城人数虽未构成大规模，但从总体上来看仍保持上升态势。这也为改革开放的开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前（1962—1976年）有736.74万名知青调离农业战线（其中，1962—1973年共计401.35万人，占54.48%），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开启阶段（1977—1979年）则有753.72万名知青调离农业战线。由此不难发现知青返城（或者说“调离农业战线”）与改革开放的重要关系，为此，需要加强对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的启动有着直接关系，1976—1977年则是改革开放开启的重要酝酿阶段。尽管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酝酿、开启有着直接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呈现出直线上升、层层递进的态势。通过图一可以发现，1977年返城的知青人数较前两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不少，调离人数占在乡知青人数的10.7%;到1978年则出现了大的转折，调离农村人数达到了255.32万人，占在乡知青人数的28.5%。这说明1977—1978年间知青上山下乡有一个大的转折。虽然目前大家对转折的结果已经比较清楚，但过程却仍较模糊。譬如，人们大抵知道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与知青返城有着重要关系，但这个过程显然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通过表一便不难发现，以高考返城的知青在当时来说只占小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招工、当兵等形式调离农业战线。尽管通过高考返城的知青人数不多，但其对广大知青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这也激励着更多的知青想要返城。
既然大多数知青仍是以招工的方式返城，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劳动就业市场需要有所改变，而这也就要求上山下乡政策要有一个逐步退出的过程。一方面下乡的人员减少，另一方面則是返城人数的增加。如何在此过程中实现综合平衡，对既有的政策进行调整，无疑是成功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时，他指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对邓小平的意见都表示赞同。这就说明，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对结束上山下乡政策取得了共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结束了。5月22日，遵照国务院领导人指示，为加强城镇劳动力与下乡知青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决定合署办公，业务工作分别在两个党组领导下进行。在中央层面，国家已将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和劳动就业管理统筹在一起，说明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束工作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与此同时，中央也要求地方各级党政部门探索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办法。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于7月9—10日邀请三大城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为更好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国务院知青办决定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以便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工作。
1978年下半年，国务院先后组织召开了数次有关知青工作的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知青返城。在当年的10月31日至12月10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会议闭幕当天，李先念将中央批转的《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批送华国锋。批语说：“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然后以中央名义正式批发。现在有些地方知青上访，甚至集体请愿的不少，此件尽快发出为好。”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这两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执行，积极而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青问题。正如李先念的批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各地知青返城的呼声高涨，急需中央作出相应的解答。这两份文件，一方面提出要逐步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好留在农村的知青问题，但另一方面并未停止上山下乡，而是说“对上山下乡的范围进行了缩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确实事情紧急，既有来自各地知青的返城呼声，也因中共中央即将于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连续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也不难发现知青工作在当时的重要程度。换言之，知青工作也是一个牵涉面广泛的问题，与此后的各项改革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对各项工作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其中，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78—198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企业自主权中就包括人事权力，这在后来的知青返城工作中很快就得到了体现。1979年4月1日，邓小平在审阅《一项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康永和同志关于上千万人要求就业急需统筹安排的报告》时批示：“将此文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5日，在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当年大约有2000万人需要安置，其中，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人，插队知识青年700万人。对此，中央需要统筹兼顾，解决好劳动力安排;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要教育他们安心工作;要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城市青年的安置工作。由此不难发现，知识青年是当时城市就业工作的重头，需要城市各部门做好相应的消化工作，要求以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安置这些人员。同时，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无疑也加快了知青返城的进程，给城市的知青安置工作进一步解决带来了压力。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强调经济问题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要求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落实政策、就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他指出，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要求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无论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大部分下乡的知识青年得以返城。据1980年8月7日万里在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的讲话反映，当时在农村下乡的知青还有150万人。对此，万里指出应继续“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争取在一二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内把他们安排好”。尽管他在讲话中表示今后“还是要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但方向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便是下乡也要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作为技术人员、技术专家去支援其他地方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时还指出“知识青年凡是在城镇能够全部安排的，就不必再上山下乡了”。
目前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仍多有争论，其中，解决就业一说占有很强的话语权。确实，从知青返城来看，其最终的统筹解决之道也是落脚在解决就业。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第一条就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前途，应当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各地要不断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形成一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劳动就业制度。该决定对此提出了大量具体措施。其中，此前列入地方财政包干使用的知青安置经费，要作为城镇安置就业（包括补助劳动服务公司）的基金使用，在没有下乡任务的地方，仍要保证这部分经费的数量和来源。安置就业经费要专款专用，不准移作他用。确实，城市知青不再下乡，大批知青返回城市，这需要国家不断探索新的就业途径。“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允许并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目前并不十分清晰，一方面高层的决策过程不清楚，另一方面地方如何操作也不甚清楚。这就要求加强研究，不断丰富知青返城过程的拼图，让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丰富联系有更加清晰的呈现。
三、知青大返城的时空差异
改革开放有一个从试验到推广、從特殊地区到全国的渐进过程，知青大返城也存在类似的时空差异。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也是由地方历史和整体历史共同构成的。近年来地方史的书写越发强烈，学术界强调从地方管窥整体，从整体统领地方，以求呈现出更加完整的历史面向。围绕知青大返城的地方性差异展开相应研究，梳理相关史实并探究其背后的个中缘由，既能进一步丰富当代中国地方史研究，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对整个当代中国史的书写。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知青大返城所呈现出的差异，就需要将知青下乡与之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对比分析，其效果才会更加凸显。一方面，各地知青上山下乡本就呈现出时间上的差异，人口多少不一;另一方面，知青输出地向各知青接收地输送知青在时间、数量上也呈现出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知青输出地、接收地围绕知青所展开的博弈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受到知青接收地的物质基础、干部队伍、安置地远近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譬如，1965年北京市计划安排2.01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新疆、西藏军垦农场分别计划安置600人、500人，但因两地与北京距离远、条件艰苦，截至当年9月底，新疆完成了159人、西藏完成了90人的动员任务。而知青下放到各地的境遇也大不相同。譬如，“文革”前安置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虽然距离较远，但因为他们是兵团职工，总体来说生活待遇还算不错，而“文革”期间赴浙江山区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待遇相对较差。同样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因下乡的地方不同，待遇也存在巨大落差。“同样去农村插队，在黑龙江省的知青一天可挣工分两元多，而在皖北的知青一天工分所得只有一角钱，两者相差在20倍以上。”这些经济上的不同境遇对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地处边疆的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地则又多了一层边防因素，尤其是云南，因中越边境冲突加剧，其知青大返城的进程要更快。不过，虽同处边疆，但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黑龙江更多是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据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刘训付回忆：“1979年2月，中苏边境又紧张起来了。当时叫‘南打北防，南边在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北边还要防止苏联。当时我们比1969年还要紧张，部队都进驻团场了，我们每天都听到空袭警报。这时候我已经回到上海了。”而新疆的上海知青因已是农场职工，婚育率高，故其返城的主要吁求就在子女成长问题。以此论之，各地知青大返城所呈现出的复杂景象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图二可知，1978年西藏的知青全部返城了，北京、青海、云南的知青也大部分返城，而广东、福建等地的知青则主要是在1979年返城，这其中有没有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而这些又是如何对经济发展起着反作用的？要知道，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广东、福建因地处沿海，地理位置特殊，因此在对外开放时先行一步。而且，在“文革”期间便有一些广东知青“逃港”，照理而言，其大返城应在1978年开启，何故又到1979年才大批返城，其背后的缘由显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即便在同一年，各地知青返城的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四川省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为123 051人，而通过升学调离农村的有12 202人，占总调离数的9.92%;1977年通过升学调离农村人数占比最多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占总调离数的48.92%，为11 959人。1978年调离农村人数最多的是辽宁省，为302 955人，通过升学调离农村的人数为19 663人，占总调离数的6.49%;但通过升学调离农村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为34 304人，占总调离人数的12.04%。这就需要结合当时的高考制度，以及各地的工农业建设等来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事实上，针对知青返城一事，各地本就在不断摸索相应的解决之道。1978年1月12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人接见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青年办公室负责人座谈会及其他专业会议的代表。此处披露了接见信息，但并未透露接见的详细内容。不过，当邓小平2月1日到成都考察听取赵紫阳等汇报四川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要求“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这就表明，邓小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综合考虑，同时也让各地摸索相应的解决方法。
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知青大返城呈现出时空差异，其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当时社会结构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各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业承受能力、生产力、工业化等。1979年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实际问题，其中重点提到2000万人就业问题。针对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他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都要回城市大体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让他们安心在农场劳动。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就业问题仍相当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循序渐进、有步骤解决。因此，尽管都是解决下乡知青返城问题，但到农场劳动的知青与到非农场劳动的知青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
总体来看，除一些跨省安置的知青大返城过程目前稍微比较清楚之外，其他地方知青大返城的过程并不清楚。因此，需要进一步梳理各地知青大返城的异同，从而追问其背后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既要有横向的空间对比，同时也需要有纵向的时间剖析。
四、知青返城后的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对知青返城后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史学研究成果则寥寥。众所周知，知青一代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仅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知青一代学者“提出的命题、观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时光流逝，这些知青学者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就知青与其学术史的关系梳理则并不多。这显然与史实不相符合。因此，知青返城后的相关研究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后知青返城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过，有三个关键性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其一，要做好知青返城后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随着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撤销，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便从此消失，知青相关材料不断归属到劳动、人事部门，这也使得返城后知青的资料搜集、整理、利用的难度加大。事实上，知青在返城后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其知青身份在法定意义上便已经消失，其资料自然不再属于“知青”，而是属于其所在的各行业、各部门。如何搜集、利用这些资料，目前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诸多关于知青返城后问题的讨论，多根据口述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进行。这虽是目前通用的方法，但效率高低并不好说。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知青返城后资料的搜集、利用。口述访谈虽是目前运用最多的方法，但这样的工作实际上对访谈者有较高的要求，因为一般访谈者会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来寻找采访对象，这样的访谈要求访谈者有一定的前期积累，这自然就会影响到访谈的进度。此外，因知青经历颇为相同，如何在类似经历中找寻不同的问题，这对访谈者也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一方面急需关于知青口述工作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求建立更多的知青口述史资料平台，实现资料的互通。除口述外，更需要结合已经出版的知青传记、回忆录等图文资料，搭建相关的综合性数据库，这就要求有相关机构、学者来承担这一重任。
其实，无论是哪个学科去开展知青口述访谈，尽管着眼的理论、问题不尽相同，但知青大抵经历过从下乡到返城的几个阶段，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故既需要呈现出相似的东西，又要挖掘相似中的不同。从目前来看，社会学在围绕返城知青开展的口述访谈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其背后的学术关照点更多是在探讨身份、记忆等社会学理论问题。史学则更加重视文字材料，口述主要是一種辅助性质的论证。故应多加强学科间的对话，既要在口述访谈工作上有一定的突破，也要在图文资料整理工作上有大的进展，更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真正促进知青返城后相关问题的研究。
其二，返城后知青研究的几种可能。
一是知青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专题研究。返城后知青群体的发展路径有着巨大的分化：一些知青通过高考回到城市，成为科教文卫等各行业的领军人才;一些知青通过招工、顶替等方式返城，成为工业企业战线上的主力军;还有一些知青则成为最早下海经商创业的一批人，成为市场化路径的最早探路者之一。返城后知青在各行各业努力付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参与、经历、见证国家的各项改革。针对返城后走上工业企业战线上的知青，有学者用“从下放到下岗”来形容，尽管这样的形容过于极端，但对知青与国家改革和发展轨迹却有着很好结合，尤其是将之与国企改革的紧密结合有着深刻的体现。也有论者指出：“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一方面，知青投身到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另一方面，知青返城后国家也非常重视搞活经济，广开就业门路，进行了大量尝试。因此，无论是下乡、返城、下岗，其实都是知青与国家的改革发展紧紧相连的深刻体现，应对这些个体生命和国家的发展展开更多研究，丰富对知青和国家发展的深刻认识。
二是知青返城后的影响研究。长期以来，对知青下乡后给农村所带来的影响有较多关注，但对知青返城后给农村所带来的影响却几乎不受关注。尽管这只不过是学界对知青本身持续关注的正常现象，却反映出知青研究的片面性，即较少关注知青上山下乡之另一面。就知青返城而言，其对不同城市所带来的影响不可等同视之，对到本地农村下乡和跨地区安置的影响更是如此。就知青个体而言，尽管上山下乡所带来的城乡感情（记忆）不尽相同，有苦难有幸福，但不可割舍的是那份青春记忆。不少知青在返城后仍与曾经的下乡地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当代城乡关系中的特殊形式。北京知青马戎（现为民族学学者）在“文革”期间赴内蒙古牧区上山下乡。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无意中构建起草原蒙古族社区与北京之间的感情纽带”，这些知青当时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相互影响，直到今天还能互相往来。因此，需要加强对知青返城后的城市、农村、家庭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丰富当代社会变迁的图景，而不是呈现出单线条的社会图景。
三是知青群体、个人发展的专题研究。“老三届”是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他们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最高指示”下发后第一批下放的知青，也由此实现了由红卫兵向知青身份的转变。这批知青也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因此对其书写较多。如在《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中，大多数访谈者都算是“老三届”。不过，就返城后知青群体的书写而言，目前还远远不够。即便是“老三届”，也仍有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如知青身份对“老三届”身份有哪些影响，“老三届”又是如何影响知青身份的，等等。上千万的知青既可以简单地用“知青”二字加以概括，但其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鲜活的个体，牵涉上千万个家庭，因此，关于知青群体、个人发展的讨论显然还远远不够。当然，这项研究本身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譬如，从当代学术史研究来看，如果专门把知青学者提出来可能并不符合各学科的发展规律，但他们的知青身份究竟对自己的研究有多大影响，进而又对其学科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这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难题。
其三，如何开展跨学科、代际间的对话。
目前，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渐关注到知青返城与知青婚姻、幸福感、生活质量、政治参与度等问题，但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相较于其他学科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属性，史学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史实层面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机制、人事、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讨论。各学科不同的学科屬性造就了彼此对知青返城后的关注点不同，但也为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机会。相较于学科分野与合作而言，难度更大的可能是非知青学者对知青研究所产生的代际困惑。有学者指出：“旁观者的身份既使他们多了一些理性思考的优势和高度，又使他们少了一些还原历史的感觉和能力”，“两代人之间如何衔接、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笔者以为，我们既需要通过阅读和感悟来克服不足，更需要行万里路，从实践中感悟知青的丰富阅历。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不到知青下乡的地方亲自走一走，不与知青多交流，可能有些知识终归是纸上谈兵，无法深入人心。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