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璇
关键词：出关 新解 传统观点 瓦解 批评指向 多元 两个主题
摘 要：《出关》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篇关于老子出关的小说，收录于《故事新篇》。传统观点认为，小说主要是在于批判知识分子的虚无思想和他们那种徒尚空谈的浮夸作风。这样的说法，在价值观逐渐多元化的今天，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读者对解读《出关》的需要了。而鲁迅在创作《出关》时，对人物的描写“点到为止”，给读者的欣赏留了很大的余地。我们似乎无法找到小说文本中明确的对于人物的批评态度。所以，我们从文本出发，发现了其批评指向的多元。
《出关》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篇关于老子出关的小说，收录于《故事新篇》。它的原始故事主要出自《庄子·天运》和《史记》。但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七篇小说不同，这是鲁迅唯一一篇因为引来许多猜议，而亲自起笔，写下了它的相关解读的小说。这就是收录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出关〉的“关”》一文。这篇杂文使得大家对这篇小说的论调有了一个定型，并延续至今。但是，传统的说法在价值观逐渐多元化的今天，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对解读《出关》的需要了。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观点的局限性，以更开阔、灵活、多元的视角去解读《出关》，挖掘它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观点的瓦解
以左联后期的领导人之一何家槐先生所代表的传统观点主要认为：《出关》是鲁迅通过对老子这个人物的漫画式描写，来批判道家的虚无思想，更进而批判当时所有“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这种观点能够站稳脚跟，并影响至今，也是有其充分的原因的。简单说，一共有三大立柱。第一，就是鲁迅亲自对此做的解析，主要是《〈出关〉的“关”》一文。第二，从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也能够体现老子思想的不合时宜，而他的《道德经》被放到了与盐、胡麻、饽饽同列的地位，更突出了这一点。第三，从创作背景来看，批判老子精神是当时局势的需要。《出关》完成于1935年12月。这一年，华北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成了全国局势的异常紧张。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为鼓舞全体国民积极与反动势力斗争，故而反对老子思想的无为。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没理由质疑这种观点存在的可行性。可难道这其中就没有局限性了吗？
首先，我们必需看到，传统观点的根基主要是来自鲁迅的文章。在鲁迅没有发表《〈出关〉的“关”》之前，人们对《出关》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对此发出了不少批评。但自从《〈出关〉的“关”》发表以后，再加上何家槐等人的解读并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才形成了普遍的共识。
这种以围绕作家与社会背景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是19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就是说，如果作者不说话，我们可以对作品有无限的推测式解读。可一旦作者说话了，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般也就成了“盖棺定论”。《出关》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人们在解读它的内容时就走向局限。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解读作品的视角，只能作为解读作品的一个方面，但是却不能把它当做全部。
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其一，就是从作者的角度。我们知道，鲁迅所在的斗争年代，一切以斗争为中心，所以，他的观点只能理解为“斗争需要”。因此，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解读只代表他思想的一个层面，是按斗争需要做的解释，故而有局限性。其二，从读者的角度。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一旦发表，我们更应该关注这部作品的客观效果。即会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毕竟一部被发表的作品，它所指向的中心，还是读者。
最需要注意的是，就《出关》来说，鲁迅本身对于老子思想的理解就存在偏差。
这句话并不是无的放矢。鲁迅借关尹喜口说老子：“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于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哪里还能恋爱，敢恋爱？”这是对老子观点的歪解。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核心目的是“无不为”，而“无为”只是手段。“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因为有道，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不要刻意破坏这种规律，顺其自然，方能无不为。学者魏红也认为：“老子的无为是顺自然而行，减少一切人为的一己私欲。”高从容也分析说：“‘无为的真正含义是因顺自然，是要消解独断意志和专断行为的扩展，以阻止对百姓的胁迫和吞并，并非弃世逃避。”而鲁迅理解的逻辑则是：要无所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出自《〈出关〉的“关”》）。他以此逻辑理解老子，本身就是一个偏失。
所以，虽然鲁迅写了《出关》和《〈出关〉的“关”》，但我们现在的读者需要看到鲁迅在解析自己小说时的局限性，不能仅用他说出来的话解读《出关》。
由此分析，我们可以从传统观点的根基上瓦解它的唯一性。从读者对于文本理解的角度看小说，确立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出关》。
二、从文本出发看批评指向的多元
作者在创作中“点到为止”的手法给读者的欣赏留了很大的余地。我们似乎无法找到小说文本中对于人物鲜明的批评态度。所以其文本的批评指向是多元化的。下面我们就详细解读一下这篇小说。
总的来说，《出关》可以概括为两个故事：一个就是“冷战”，另一个就是一场“纠纷”。我们逐个分析。
1.孔老冷战
“冷战”讲的是孔子与老子的斗争。为什么这里说是“冷战”而不是像传统那样说成“孔子问礼”呢？对此，我们可以从小说中以下三方面看出：
首先他们地位平等。从相互的称呼上看，庚桑楚称呼老子“先生”，老子称呼庚桑楚“你”。这是最标准的师生关系。但对于孔子，他们之间则多以“您”相互称呼。当时孔子是东夏的大思想家，老子则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算是学术界的权威。孔子是来国家图书馆读书的，自然会与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进行学习交流。但毕竟地位上不能分高低尊卑，不是典型师徒那样的关系。而地位平等是冷战的基础。不管实力的高下，如果双方地位不平等，它们之间的斗争则是一种高地位者对低地位者的管制或低地位者对高地位者的反抗。
其次，从双方的态度上看，他们并没有发生吵架或打架这样激烈的斗争场面，而是一切“以礼相待”。在不看其谈话内容的前提下，我们很难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争斗。
最主要的，我们来看看孔老的交谈内容。
起初，当孔子来向老子请教与君王说”道”时的困惑，老子以“迹”做喻，正中孔子的要害，以大道相言，使“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地坐着，恰如一段呆木头”。老子用言语向孔子显示了自己的强大，给了孔子当头一击。这就决定了第一回合，孔败老胜。而第二回合，孔子参透了老子的智慧，对老子说了一句“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这句话在他参透老子的思想之后对老子直言，可视为是一种对之前被难倒的报复行为!老子因此感到了危机。
可见，他们之间的交谈并没有像表面一样心平气和，而是针尖对麦芒似的向对方彰显自己的智慧，以学问作为利剑相互较量。老子向孔子说“道”后，并不是像对学生讲学一样，看做是老师传道授业的本分，而是表现出一种难道同行的喜悦。但当孔子参悟到他的道理时却会不高兴，并决定出关。而孔子则恰好相反，并在得意时，直接刺激老子。可见他们实质上在“斗智”。
从以上表现可以看出，老子与孔子之间并不是一般师生的讲授，更多的是在“冷战”。而冷战的最终结果，则是孔胜老败，老子出关。这一看法也符合鲁迅的初衷，他在《〈出关〉的“关”》里就也谈到过：“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
那么，在孔老冷战中，由于双方各有攻守，小说在叙述上并没有明显的感情偏向，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辩证地看待双方的形象。对于老子在其中的表现，有大智若愚的老夫子的形象：如小说一开始就把老子塑造成“呆木头”，根据《庄子·田子方》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说他“掘若槁木”。可见，作者在创作时，还是对于老子的形象有所美化。把这种呆木头的形象，结合他不凡的表现：如喜怒不辞于色，只有靠熟悉他的庚桑楚才能发现他的感情变化；慧眼识人，能提前看穿孔子；以及能口吐大道，腹有乾坤般地说道等——可以看出老子是个大智若愚的形象。但同时，他不动声色地为难孔子，却暗暗自喜，可见他的品质也是比较虚伪的。而孔子，一方面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对老子的学问不参悟明白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彰显无遗。另一方面，他表面尊重老子，但实际却要排挤老子，显示出虚伪奸猾。这种批评指向的多元，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2.老子出关的原因与老子形象的关系
像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分析的，“孔子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使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氏之门，三赢三虚”。这种分析，合理地解释了老子出关的原因。因为当时孔子周游列国，去过齐、鲁、郑、卫、曹、蔡、楚、宋、周等国家，虽然孔子不做官，孔子的徒弟当官的却有不少。所以东夏是孔子的势力范围。这样，在预见到孔子这位“朝阳”将要从东方升起时，自己这个“夕阳”也只能落向西方了。秦地尚法，不信儒，因而西出函谷关。如果单以《史记》中所述：“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那么，老子为什么不去其他诸侯国，而要出关呢？所以，章太炎的观点还是“真实”的。
当然我们对于一部小说来说，只分析它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基础上构建的真实，即生活中不一定发生，却有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渗透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并加以艺术化，却也符合生活本质的一种真实。我们在这里，由于分析的是一部小说，所以就把章太炎的这种解释作为艺术的真实，也就足够了。毕竟历史离我们很遥远，对于老子出关的真实原因，现在市面上的版本很多。对于这篇小说来说，这样的解释是最优的。
那么单从老子因“冷战”失败而出关这件事，我们不能断言鲁迅在批判这种行为的消极避世。因为，老子出关无非是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避其锋芒，这种方式，我们在战争年代经常使用。难道说，真的与孔子干一场才算英雄？所以，就鲁迅写的小说本身，我们发现不了可以明确讽刺到老子的地方。
3.出关路上的纠纷
然而老子出关却非一帆风顺，在出关的路上，遇到了关尹喜等人的阻隔。根据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关尹喜等人是彻底的反动形象。这是小说中最单一的形象，它完全是以一个反动形象出现的。对比传说中老子出关的故事我们发现，在《列仙传》中关尹喜是一个老子的崇拜者，看到紫气东来而发现老子，随后跟随老子，“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但鲁迅却把这种形象彻底“现实化”。他们探听到老子形迹后，表面对老子恭敬有加，表现出极度尊重老学者的态度，但签子手却背后捅签子，刺牛屁股。一出场就是一副虚伪的流氓大亨的形象。而听讲学时，他们七倒八歪的样子，使得老子的讲学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而老子编好讲义后，他们却把它放到了盐，胡麻之类的架子上。
这样一群没有素养的庸俗的官吏们，既然不懂学问，为何又要请老子讲学？这是在讽刺官吏，往往通过邀请文化名人讲座而提高自己文化形象的荒诞表现。这种讽刺即使今天还有现实意义。而最后处理讲义时，他们“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的做法，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商常用的广告套语。
可见，关尹喜等人的形象，已经脱离原版，完全是来源于社会现实，他们在小说中，是一个彻底的反动形象。
其次，老子在小说中的表现，十分被动：想翻墙却翻不过去，逼得被迫去关上讲学，最后还要写讲义。因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老子无为思想的消极一面。所以，就会批评老子的徒作空言，不敢反抗的思想。关尹喜也说他：“心高于天，命薄于纸。”
这种说法并不算错，只是，我们推敲一下，如果是孔子在这种环境下，又会如何？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鲁迅借老子出关的故事，却没有写原版的内容，而是一种时空交错式的重写，小说的背景完全是现实的社会，其中的人物已经不是原先的人物，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依托于古代人物名称的符号。老子，在这里，与他的思想已经不再有必然的联系了，老子的形象只是一个老学者的代表，或是象征。即使孔子来了，也会遇到这些麻烦。在如此荒诞的社会面前，这些学者们的下场也无非就是这样。
因此在第二部分，老子的形象就有了双重性。一者作为他这个人本身，我们可以批评他思想里不合时宜的一面；二者，作为一个老学者的象征，我们在批评社会是“施害者”的同时，他们这样的老学者、老作家，就必然是“被害者”，这么大一个文化人，在那样荒诞的社会中，一无所用，反而会被官僚利用，被出版商剥削，这在讽刺社会的同时，也有对于文化人（在小说里指老子）的同情。
三、两个主题
综合整篇小说，我们发现：对于老子，小说既有同情又有批判，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对孔子，也是既有称赞的地方也有批判的地方；对于社会，则是彻底批判。那么我们在解读时，需要从整篇小说的角度来看他的主题，这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合并出两条思想主线（即主题）：
一条可以站在批评老子的立场上。即前文所说的，是对老子思想的消极性的讽刺和批判，更进而批判当时所有“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揭示老子思想不合时宜的一面。另一条就是站在批评社会的立场上。讽刺社会的荒诞性，揭露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丑陋面目，同情老子的处境。
这两个主题矛盾地存在于小说中，全部是由其批评指向的多元化所带来的。这种批评指向的多元不仅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使其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最直接的，就是造成了发表以后，多种理解下的批评同时迸发了出来。何家槐在他的《谈〈出关〉》一文的开篇就提到：“它发表以后就有不少的人任意加以歪曲和抹煞，或者说它是在影射谁，攻击谁，或者以为它是作者的自况，其中老子就是作者自己。”
虽然这是何家槐站在《〈出关〉的“关”》的立场上做的总结，却也反映出了当时的局面。
而邱韵铎则觉得：“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
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众说纷纭的局面了。他们无非是只站在一个角度下对文本做的解读。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鲁迅亲自为其定了调。事过多年，我们重新解读，挖掘出它所蕴藏的完整内涵，供大家参考。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郑 璇，广西大学文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小说[M]. 钱理群,王得后选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
[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A]．鲁迅全集（第六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何家槐. 谈《出关》[M]// 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资料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01）.
[4]邱韵铎. 《海燕》读后记[M]// 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资料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01）.
[5]章太炎. 诸子学略说[M]// 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资料研究.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01）.
[6]张扬.《荒诞人生的理性重建》——鲁迅《出关》之解读[Ｊ]．重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
[7]高从容. 略论老子无为思想[Ｊ]．黑龙江：绥化学院学报，2005，（07）.
[8]魏红. 论老子的无为思想[Ｊ]．天津：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