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莉
关键词：权力 情欲 叙事障碍
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是唯一没有断裂过的文学题材。苦难、生存、死亡一度成为作家们创作的母题。新时期来，权力和情欲则成为作家们写作的“新型”题材，1980年代一度达到高峰。可是，新世纪来，这些内容依然成为当下农村小说创作的主题，在表现技巧和方式上非但没有超越以往小说，相反，成为桎梏作家创作的两道障碍，阻碍了农村小说积极向前发展，《村子》便是此类典型案例。
农村小说从20世纪初入主现代文坛来，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不同时代形成了具有不同主题倾向的叙事特点。建国前三十年，苦难、生存和死亡是作家们无法绕开的主题，许钦、鲁彦、柔石、彭家煌、鲁迅、矛盾、萧红等作家的写作大多如此；也有少数以情爱、婚姻、人性为叙事对象，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可以为证。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农村小说在国家话语的召引下，几乎完全改变了此前的创作路向，奉献精神、集体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作家们讴歌的中心，《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等文本将这些主题做了空前发挥。新时期农村小说则在新的审美原则和新的话语需求下，解构宏大叙事，曾经退隐的个体情感和私人话语迅速走向前台。改革等主流话语即使在“改革文学”中也只通过个体情趣和情感需要表达出来，作家们已经意识到它并非人们生活的全部，也非文学的全部。可是，当郑义的《老井》、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在文坛上建筑一座座新峰之时，文本对个人奋斗的大胆肯定，个体生存的强蛮意志，基层权力的零度书写，性爱情欲的肆意张扬，无端死亡的冷漠叙述，以及极端苦难的深度表达都引起人们震惊，作家们不动声色的“旁观”态度为农村小说开辟了新的叙事领域，奋斗、生存、权力、情欲、死亡、苦难……成为新时期农村小说的“公共”话题。纵观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农村小说，集中于权力、情欲和死亡三大领域。自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开始，到贾平凹的《浮躁》、《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新近的冯积歧的《村子》（见《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莫不如是。
《村子》可说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又一部见证“陕军”后劲弥足的力作，是“陕军”破解农村密码的又一重量级武器。《平凡的世界》、《浮躁》用如椽巨笔书写了农村改革开放的波澜壮景，以金狗、孙氏兄弟的个人奋斗之路来明证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喜悦。这些新时代颂歌，以敏锐的目光体察底层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白鹿原》则以奇诡的笔触描绘农村社会生生不息的内驱力——倔强不屈的精神和自成体系的文化秩序，农村秘史也在人们的震撼中被一层层剥开。由于作家将人物的生存背景设置于逝去的历史，现实的新动向则有待后来者把握。新世纪初，贾平凹的《秦腔》承担了此任。《秦腔》的目光聚焦于新时期改革开放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绵密的叙述中让人们感受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改革开放给农村留下的种种积弊。改革在革掉人们大锅饭思想的同时，也把村中纯朴美好的东西一齐革掉了。农民面临新的困惑和挑战。冯积歧的《村子》真实地叙述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心路情感历程，就“真实”言，小说的成功毋庸置疑。遗憾的是，作家将这种真实建构在权力、欲望和死亡三角地带上，这就给文本的叙事创新带来了巨大危险。权力、情欲和死亡固然是农村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农村小说的恒久话题，但它们在此前的作家，尤其是陕西本土作家的书写中已达到了“全面”而“透彻”的境界。若要有所突破，必须倚仗高超的叙事本领巧妙叙述，或者在形式上能够更“现实”或更“现代”，《村子》却落于窠臼未见新异。这意味着，主题、风格和方式的“相似性”写作似乎成为陕西作家难以跨越的坎，因此《村子》未能攀上新的理想高峰。
一、权力叙述障碍
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村的物质面貌发生了翻天巨变，大多数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可是，伴随物质条件改善而来的是，农民在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上出现了新的困惑。单调的村居生活引发了村民对新需求的向往和努力，于是，最能牵动村民情绪的活动——村干部任免成为农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权力争夺也随之爆发。当农村的民主选举提上议事日程，农民也能当家作主选举自己信赖的人掌管村里事务时，“权力”进入日常生活，也迅速进入作家视野。不少农村小说将几千年来的权力基因扩散放大，农村的权欲叙述一度达到高潮。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李佩甫的《羊的门》、毕飞宇的《玉米》、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说都将农村权力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权力面前，男人不择手段，女人不吝血本，连骨子里的欲望都被榨了出来，虚伪、狡猾、奸诈、残忍等丑陋本质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村子》没有规避权力，相反浓墨重彩地叙述了权力给村民带来的巨大影响。田广荣在松陵村“至高无上”地位的获取，归功于他掌控权力的“过硬”本领。小说有一段精彩评述：
就在他讲话的这个舞台上，他曾经挥过拳头斗过地主，曾经号召松陵村的庄稼人搞过合作化，曾经高喊过松陵村的小麦每亩要过十万斤的口号，曾经和社员们一起批过‘三家村斗过‘四家店。现在，他对着话筒，又讲‘四化建设了。他的讲话极其简短。他用他的形象表示，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他还是松陵村的主人，松陵村的事还是他说了算。只要松陵村那棵古老的白皮松不倒，他就不会倒。他唱戏的目的就是要让松陵村和南堡公社里的人都知道，松陵村依旧牢牢地掌握在他手中。
这是一条机智的变色龙！生动地展示了乡村社会“智者”们的特点。权力作为田广荣的爱好之一，任何时候他都能游刃有余，而其权力似乎建筑在情感基础和真才实学上，建筑在强硬精神和剽悍作风上。田广荣和《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相似，同属农村当权者的典型。不过，田广荣比呼天成更有人性，更具活力和生气，“他既玩政治，又玩女人。他玩女人如同玩政治，玩政治如同玩女人。”在权欲中蕴积情欲，在情欲中施展权欲，两者出神入化。田广荣对权力的渴望和贪婪永无止境，他不仅掌管村里的行政大权，还要掌管田氏家族的大权，“他觉得做族长比做村支书更荣耀更受人尊敬”，权力心理几乎到了严重的偏执状态。
祝永达是另一种权力型人物。文本中他作为田广荣的对手和镜子存在。“文革”结束不久，田广荣在一次村委会上识时务地宣布让祝永达当“会长”（村里管事者），这个“地主富农崽子”乐意接受了。
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可以借此机会走上松陵村的舞台，他要叫松陵村的人看一看，他是瓷器还是瓦盆。他想通了，他要和田广荣各唱各的戏，田广荣为自己，他何尝不是为自己呢？毕竟，他不是狗崽子了。他的人生算是走出了一步。他要通过当会长从心理上、性格上来一次转变。
祝永达的权力动机并不比田广荣来得纯粹高尚，只是他的境遇更让人同情，而田广荣的集权也让人们更倾向于新的“接班人”。正是他的“接受”，使得松陵村的权力场有了抗衡机制，田广荣也有了真正的较量对手。为了挑战田广荣的“支书”宝座，祝永达又积极入党。用行为证实自己的“能干”，进而达到最后的目的——接上田广荣的班。祝永达两度担任松陵村党支部书记。直到第二次他才真正意识到：“他的舞台没有在西水市，而在松陵村。……在松陵村这块土地上，他才能施展自己。”于是从商海退回到土地，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明确了奋斗目标，手中的“权力”自然变成了为民谋福利的工具，“权力”也回归到它本身应有的地位。“地之子”的特性，是新时期农民精神的有力彰显。不过，祝永达并没有超越《老井》里的汪泉。这是农村干部的本质和价值所在，也是农村小说叙事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二、情欲叙述障碍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情爱作为表达人性最重要的手段在文学中松绑，作家们不再需要遮遮掩掩地描写各种爱情。80年代，小说中肉与灵的书写比例约为三七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是不能忘记的》、《人生》、《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黑骏马》、《受戒》……这些作品中的爱情大多数停留在精神层面，即使有肉体接触，也表现得十分含蓄，文本纯洁“干净”。当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系列性爱小说出现于文坛时，新时期性描写的风尚便自觉地开启了。90年代，《废都》、《丰乳肥臀》等小说中大量细致的性描写将情欲小说推向新阶段，性成为当代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由此大肆泛滥。90年代中后期，几位女性作家的崛起，将小说带到了无性不写作的程度。《上海宝贝》、《乌鸦》、《一个人的战争》等小说给人们大开了眼界：女人的欲望一旦爆发，并不比男人来得斯文高雅，其体验更细致，更难忘。“身体写作”、“躯体写作”，成为这时期性描写的代名词。而性，也似乎成为小说的唯一亮点。如果认真检索一番这时期的小说，可以发现大多数都市小说中的性爱描写更精致多姿，似乎都市人才有较多的闲暇和浪漫情怀品味性爱的欢乐。而农村小说中，农人生活的艰辛和不幸依然是主题，农民即使有性的欲望和需要，也十分粗糙简单。新时期的农村小说中，农民的生活重担将他们对权力和性爱的欲望压到了最低限度，表现一种不合常规的迟钝和冷淡，《古船》、《平凡的世界》、《浮躁》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当《故乡相处流传》以反讽的另类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才真正看到农村权力场的龌龊；而《白鹿原》则以白嘉轩、田小娥等形象的放纵淫欲展示了农村社会性欲表达的真实情形：只有当人们有权或是有个性的时候，人才会活出真人，活出自我。冯积歧的《村子》将权欲与情欲进行了有效组合，然而，他的叙述并没有新的超越。
权和性，是最能证明田广荣雄性的两把利剑。他深爱漂亮能干的薛翠芳，却将这种爱埋藏于心底，欲擒故纵。“他知道，要叫女人爱上自己，首先要征服女人，让女人尊敬他，佩服他。在松陵村，他把事情干得越好，得到薛翠芳的把握越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女人就是要她所爱的人能给她撑上体面。……他越是爱薛翠芳，越是故意疏远她。心里热，表面上冷。”以退为进的策略是田广荣获得事业和爱情的重要手段，也是田广荣形象更加生动的地方。然而，他对养女马秀萍的爱却超出伦理范畴，应该被送上道德的审判台。
对马秀萍，田广荣采用的是春风化雨的方式。饱受生父摧残的马秀萍度过了辛酸的童年，当她随着母亲一起来到田广荣家，长期渴盼宽厚、仁慈、深切的父爱在田广荣精心设计的圈套里一点点得到了。田广荣润物无声的爱不但为马秀萍接受，而且还获得了她天真的回报。然而，马秀萍纯洁的心和善良的动机被田广荣龌龊的灵魂和卑鄙的行为玷污了。田广荣的诱奸不但撕破了马秀萍的肉体，而且撕破了她未来的幸福，为她和祝永达的美好婚姻埋下了碎裂的种子。这对继父女间的爱不可否认有真诚的一面，但是，当爱蜕变为肉体占有，或是畸形满足的时候，便扰乱了正常的人伦。从其关系的发展看，实际上欲望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真爱的成分。田广荣可以说是乘人之危，而马秀萍则是别无选择。
马秀萍和祝永达的爱应该说是真心实意的，是两人长期浇灌的结果。在生活的艰难曲折中，真爱战胜欲望，并因此走到了一起。可是，当两人真正结婚，马秀萍坦率地告知祝永达自己曾经受辱的真相后，爱和欲望之火迅速在祝永达的心理凝固了。祝永达的狭隘以及马秀萍的市场化追求最终成为阻隔两人情感的沟渠。这时，肉体的欲望似乎被精神的诉求打败，小说向精神层面挺进。
《村子》中，女人的欲望需求都是被男人控制的，男人需要或者拒绝不由女人决定。这里可以透视出文本的“男人”精神。薛翠芳对田广荣的依附，黄菊芬对祝永达的献身，赵烈梅对祝永达的执著，马秀萍对祝永达的钟情，都能被祝永达有效处理。当情爱合情合理时，他的欲望能置人死地，当他觉得爱不能接受或者不合时宜时，他可以凭超我去战胜本我。是典型的冰火情感的集合体。如果说女人是欲望的火种，祝永达既是点燃这火种的助燃剂，也是浇灌这火种的泉水。小说中，祝永达对情欲的克制令人震撼。虽然，他有正常男人的全部欲求，可是，在关键时刻他所表现的理智，是一般男人难以做到的。小说似乎将祝永达塑造成道德化身，又将这道德潜隐于他激烈的情感中。
权力场上钩心斗角，情爱场上则大显身手。权情纠葛裹挟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展示了现代农村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价值取向，也构成当下农村小说叙事难以逾越的屏障。
（责任编辑：吕晓东）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民族学院2007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研究课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李 莉，文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