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军
关键词：鲁迅 真实 脱俗 伟大
摘 要：鲁迅真实、脱俗、伟大，但鲁迅有许多“怨敌”，结果鲁迅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我感叹于一首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觉得古诗说的就是鲁迅，鲁迅是个孤独的英雄，我敬仰之而又不禁悲哀之。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块丰碑,他以他求实的精神为中国的文学增添了不朽的色彩,以至于他的名字曾一度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伟大”的代名词。所以,大凡对中国文学有点常识的人,没有不知道鲁迅的。毛泽东曾评价鲁迅为“现代的孔夫子”，可见鲁迅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然而，究其一生，我们却不难发现，鲁迅有鲁迅的悲哀，他的一生有许多的挚友，也有许多的“怨敌”，因为想要唤醒沉睡的中国国民，他同各式各样的对手进行过论争，尽管这些论争其实质并不限于争论的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本身,而在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但鲁迅也因此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我感叹于一首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诗说的不就是鲁迅吗？一个孤独的英雄，站在高山之巅，我仰之又不禁哀之。
1.“悲哀”于他的真实
在房向东先生所著《鲁迅生前身后事》中讲到了鲁迅“骂人”之事。在我看来，鲁迅之所以“骂人”，是因为他把中国看成是病态的，但也是活的中国，他要揭出中国的病痛，他和中国一起痛苦着，他要和中国一起经历脱胎换骨的升华。鲁迅为病态的中国愤怒，为病态的中国呐喊，因此他要说一些真话。房先生说：“像鲁迅这样会骂人，并把它诉诸于文字，说明鲁迅是非之心不泯，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不虚伪，不造作。敢说敢骂，是真性情的表现，其实是十分可爱的。”①比如他骂胡适，胡适是现代有名的学者,学术上有相当成就。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革命,对新文学运动做出过显著贡献。这些都是肯定的。但胡适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一贯趋奉权势,依附反动政权,思想行为在许多地方与广大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成为知识分子中和鲁迅走着相反道路的典型人物。1922年,胡适“奉召”进宫拜谒“废帝”溥仪,称他“皇上”,大革命期间,胡适依附北洋军阀。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事件中,胡适和陈西滢等一起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反对广大师生与军阀政权对抗,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段祺瑞垮台后,胡适由依附北洋军阀转而依附南京政权,曾多次受到蒋介石召见,“垂询大局”。胡适积极向蒋介石献计献策,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1933年,经过杨杏佛努力,胡适得以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北方分会执委。可是,想不到他竟公开发表文章反对释放政治犯,他说:“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对政府的行动。”②胡适公开支持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反对人民的爱国要求,因此被开除出盟。更有甚者,胡适竟然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师”。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③。鲁迅和胡适,在五四时期,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中,目标一致,曾经协同作战。以后曾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但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的根本分歧,终不免分道扬镳,走上相反的道路。胡适的这些反动言行其实在当时就遭至广大人民的唾骂，只不过鲁迅对他的批判显得十分尖锐深刻,毫不含糊的。其实，对于“骂人”问题，鲁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在《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中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是因为他说出了人和事的真实。其中包括骂胡适骂梁实秋这样的重要人物。因此有人说，鲁迅什么也不会，就知道骂人。“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总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的《杂感》一文说，‘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这样攻击一通后，官气十足地指责鲁迅不拿出‘究竟的主张和‘鲜明的回答。”④官方的《中央日报》上的《文坛与擂台》一文，就把鲁迅的论战文章说成是“骂人文选”。还有一个事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不是只有鲁迅在“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梁实秋，沈从文，高长虹等都在“骂”人。只是鲁迅的“骂”人文章不仅指出了种种之可骂，并继之以骂，而且还掘出了“骂”以上的文化意义。所以，房向东先生有意思地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骂人的年代，说好听的，叫‘百鸟争鸣；鲁迅不过是百鸟中声音比较洪亮的一只。”因此就遭到了最恶毒的“反击”。
2.“悲哀”于他的脱俗
鲁迅说他“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他生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处在封建统治阶级极端腐败,封建政权面临崩溃的时代,整个封建制度千疮百孔,各种矛盾和弊端都暴露无遗。鲁迅年幼时,因为祖父在官场中遭到挫折,家境“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祖父、父亲和许多热心科举的长辈悲惨的结局,使他认识到再也不能走“读书应试”这条“正路”。又由于家道中落,使他了解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困苦,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前辈傲岸的性格,塾师正直的为人,某些历史人物的反抗精神:这些对少年鲁迅都有很大影响,同时又亲身体验到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便开始产生叛逆思想。“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⑤这说明鲁迅从一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和人生道路的时候,就具有反传统的精神：不肯依附权势者。外出求学以后又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再加上个人气质上某些特点,终于形成了彻底背叛封建阶级的思想性格。鲁迅自己说的“思想较新”,也就是和一般封建士大夫或他所说的“同阶层的人们”、“旧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根本之点在于:不依附某种政治力量,不屈从于任何权势,强调自己个人的独立思想、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实质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奴性。早在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里,就对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学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绝不是救国的根本途径,要在世界上生存,同各国竞争,“首在立人”。就是说,首先要唤起国民的觉醒,使人们理解“人生之意义”、“人的尊严”,发扬“精神生活之光耀”、充实“主观自觉之生活”。使国民“咸入自觉之境”,对人生有自己个人的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随波逐流。“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⑥国民都这样觉悟起来,一盘散沙的国家就变成“人国”,屹然独立于世界上。鲁迅所说的“人国”,就是要培养国民的“人的意识”,摆脱依附于封建统治势力的蒙昧的奴性,成为明白“人生意义”和“人的尊严”的“自觉”的“人”。这也就是《狂人日记》中反复强调的既不奴役别人也不受人奴役,内心舒适坦荡,行为光明磊落,无忧无畏地“活在世上”的“真的人”。1934年鲁迅在《门外文谈》里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强调指出:能负担起“改革”的历史任务的“觉悟的智识者”,必须有独立思想,独立决断的能力。他不居高临下,任意对别人颐指气使,也不失掉独立意志,随便迎合附和别人。他必须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必须是自己真正的主人,而不是任何社会势力的依存物。由此看来,鲁迅和许多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其意义并不限于争论的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本身,而在于鲁迅脱俗的个性在其文学及日常言行中的表现。由于中国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特别深重,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制度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鲁迅和他所说的“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斗争,意义就特别重要。这种斗争的深刻意义并不限于当时,只要封建专制主义仍然存在,意义就十分深远。许多人就是满足于在权势者统治之下较为稳定的,或者他们自己感觉还不错而实际上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生活,他们对鲁迅的思想自然毫不理解,认为鲁迅打扰他们安定的生活秩序,于是就像《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的“奴才”对“傻子”那样加以抗拒,并用各种方式进行攻击。而鲁迅对于这样的攻击，总是要么不屑一顾，要么用三言二语加以回击，简短的话语像一把把匕首般刺入对手心中，于是乎怨敌四起，鲁迅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