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无可奈何 女性主义 酷儿
摘 要：当代小说有三种基本的女同性恋叙事模式：无可奈何式、女性主义式和酷儿式。这三种模式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各异，是对女同性恋不同态度的体现。其中以第二种模式最为常见。三种基本模式印证了金赛的“非连续统一体”学说。
在现代开放的社会中，同性恋离我们并不遥远。新闻媒体、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此类描写，相关话题也不断被推入公众视野之中。那么女同性恋在文学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就小说而言，笔者发现有三种基本的表现模式：无可奈何式、女性主义式和酷儿式。
女同性恋是无奈之举
无可奈何式通常把女同性恋描写成由先天决定的、主人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对异性产生感觉的样态。在情节构造上，这类女性通常是先喜欢同性，然后再尝试异性恋，结果发现自己只能喜欢女人。这种女同性恋者，有一个确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发展发现过程，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她经常会因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自卑”，而后经调节才变得比较坦然。她们通常不会“出轨”，只在两人世界中徘徊，小说在呈现这类女同性恋时通常注重刻画她们的“心灵解脱过程”。如刘心武的《仙人承露盘》、陈丹燕的《百合深渊》等。试以《仙人呈露盘》为例分析。
《仙人承露盘》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以匿名的女孩子“她”为视角人物，依循着她的眼光，叙述了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的个人生活。女孩生活在非传统家庭之中，从小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只有爷爷和叔叔相伴。爷爷和叔叔都很溺爱她，孩童时把她当成男孩子养，成长中更是顺着她的意愿行事。她也十分乖巧懂事，尝试过但无法喜欢爱自己的异性“大勺”，而爱上了地位节节下滑的徐姐。两人合伙开了一间花店，却因大勺的偶然闯入，徐姐醋意大发。两人争吵终至分手。
小说中的“她”很被动，她们的恋爱与社会没有直接冲突，两位女性的亲密关系始终处于“地下”状态。作者对女同性恋持有条件的同情态度，即对于一个无父无母+尝试异性恋不能+孝敬长辈的好孩子而言，是同情且支持她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生活的。文学是一套蕴涵政治色彩的象征系统，这部小说体现的是对女同性恋的政治态度之一种——宽容政治，即如果女同性恋者并没有影响其他人，并且这种倾向也是不可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对其持一种宽容的立场。她们自己也不应该因此而抬不起头来。这种立场相比于一网打尽的立场较为宽容。但仍设定了种种限制。限制性立场，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作者对女同性恋有条件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作者为了给同性恋者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而采用的策略。从小说文本看来，第一种理解更为合适。女孩子是位孤儿，从小跟着爷爷叔叔长大，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从家庭结构而言，这是严重残缺的家庭组织模式，因没有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的种种限制，所以女孩的生活环境也就显得较为宽松。而她的同性爱倾向也没有被大家发现，且她的同性恋倾向也显得较可理解。这样，就把这种同性恋倾向完全推脱给了个体所无能为力的先天性。既然是先天无法改变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去苛求她们，反过来说假如是她们故意而为、影响到社会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女同性恋是与男人的一场战争
女性主义式把女同性恋视为女性之间的联盟，它是“女性情谊”的延展，但又不同于“女性情谊”。女性情谊通常只指女性间精神上的情谊相合，而女同性恋必须涉及到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和共同生活的欲望。这种女同性恋的情节结构模式表现为：对男性失望——发现女性间更易沟通——和女人形成亲密关系。它是“厌男症”的直接后果，因而这种形式的女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可看做是与男人的一场战争。女性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通常比较强悍，自我优越感较强，对男性的种种劣性不屑一顾。女性作家的小说中常见这种女同性恋描写，如陈染的《破开》、《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偶尔男性作家也会有此类作品，如陆昭环的《双镯》。下面以《破开》为例分析。
《破开》以一个女性主义组织“破开”命名，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两位女性之间的交往，以及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感应。
小说中的两位女性刻薄地嘲讽了男人们身上的缺点，最后觉得女人与女人之间更易沟通，共同生活也更为美妙。因而笔者把之归为女性主义式女同性恋。其实，正如台湾论者朱伟诚所言：“中国内地近期的女同志书写，多少仍……包裹在‘女性意识乃至‘女性情谊的框架中。”①当代小说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女性作家的声势浩大，这种书写也变得随处可见，以致一些研究者指出“女作家们作品中的‘螺丝滨（lesbian的音译，指女同性恋）情结倾向几乎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父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转向”②。女性主义式女同性恋小说性别政治色彩非常强烈，其性政治模式是认同政治，即“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信仰来建立政治和文化认同”③。《破开》颠倒了男女之间的肯定/否定关系，将女性放在了较优越的地位，公开号召女性认同“超性别”而形成性别政治联盟，因此被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看作是女性主义的政治宣言。
女同性恋与规范无关
酷儿，即queer的音译，意指“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④。其中包含女同性恋在内。酷儿式女同性恋小说，情节结构没有固定的模式，女主角随心所欲地在异性和同性间作选择，我行我素。她们选择女性不因女人之间更能沟通，或许女人会同男人一样令人失望。在她们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们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种取向，也可能会同时喜爱两性。她们不仅会违反异性恋陈规，而且还会与众多的既定社会规范背道而驰，如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⑤、纪大伟的《膜》等。
《八月未央》中的“我”（未央）为了得到与母亲相似的女子安，而有意挑拨安与未婚夫朝颜的关系，而安割腕身亡之后，她又陷入对朝颜的等待。未央虽然没有能真正得到安，然而她爱安并希冀与其共同生活，因而笔者也把她归之于女同性恋者。
未央不存在同性恋身份认同的问题，她在作抉择时完全没有心理顾忌甚至很自私。与刘心武笔下被动的女性形象不同，她主体性极强。冷酷而又决然。她的同性爱的对象选择，既非无可奈何，也并非想结成女性联盟。只是缺乏安全感，想从对方那里汲取快乐和长久的安宁。而这种追求在女性和男性身上都未能得到实现。相反只有生下的女孩能够与她如此长久相处。母女关系以同性恋的代替形式满足了她的生活。但母女关系也并非就是温情脉脉式的，正如未央与母亲的相处一样，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纠缠。与酷儿唾弃性别身份的姿态相应和，未央也在同性恋追求和异性恋间流动。除此之外，未央还颠覆其他诸多方面的规范。在男人/女人之中，结婚生子/非婚生子，争取经济支持/放弃经济支持中，她选择的都是后者。与后工业社会人们之间常见的算计不同，她特立独行于世。她不仅仅在性取向方面表现出酷儿的姿态，在诸多方面也验证了酷儿不与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合拍的姿态，演绎了都市里边缘女性的漂泊生活。作者以冷漠的笔调面对，削平“崇高”，面对“卑劣”，有很强的后现代色彩。
无可奈何式、女性主义式和酷儿式是当代小说中表现女同性恋的三种基本模式，但在具体的表现过程中可能呈现出几种混合的状态。如《上海往事》（张浩音），是前两种的混合，而《回廊之椅》（林白）则更多的是第二种。女同性恋的三种基本表现模式基于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模式的立场是异性恋式的宽容政治态度，第二种是激进的女性联盟态度，第三种则是无所谓的个体态度。
金赛的“性关系连续体”理论认为，“从绝对异性性行为者到绝对同性性行为者是一个过渡状态，其中分为七个等级”⑥。很多人并非绝对的同性恋或异性恋而是处于中间状态，同性性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是一种病症。女同性恋的三种基本模式表明连续体是存在的。无可奈何式女同性恋是绝对同性恋，女性主义式是境遇式的，而酷儿式则表明在性取向的连续统一体上，个体具有自由选择幅度。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小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① 朱伟诚：《中国现代“性”与华文女同志系谱：评桑梓兰〈乍现的女同志：女子同性情欲在现代中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1期（2003年12月），第309页。
② 胡军：《“螺丝滨”情结与90年代女性写作》，《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③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④ 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⑤ 指单个短篇，而非同名小说集。
⑥ 王歌雅：《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