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名优之死》 《春琴抄》 唯美主义 现实与虚无
摘 要： 《名优之死》讲述一代名优刘振声为捍卫艺术而牺牲在舞台的故事；《春琴抄》演绎的是弟子温井佐助与琴师春琴之间的唯美传奇。两篇作品都构筑了唯美的世界，但《名优之死》有现实主义的成分，而《春琴抄》更多虚无主义的因素。在爱与美的诠释中，展现了不同的唯美色彩。
一、缘分的解读与唯美的成因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兴起于19世纪末的西欧。其真正代表是英国的王尔德，他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游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之敌，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实感产生。并主张生活艺术化。《名优之死》是田汉最具唯美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品，《春琴抄》则是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巅峰之作，共同构筑了唯美的艺术世界。
两位作家关系亲密，交往甚笃。田汉于1916－1921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大量阅读过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谷崎润一郎鲜为人知的旧作《The Affair of Two watches》连谷崎自己都记得不太清楚，而田汉却对之印象深刻。二者真正有所记载的交往事件大致有两次：第一次是1926年1月谷崎润一郎第二次访华（1918年谷崎润一郎初次踏上中国之旅），在上海内山完造举办的联谊会上，谷崎润一郎结识了田汉，并与之在上海朝夕相处整整一个月。谷崎润一郎在《上海交游记》中谈及此事时说：“当天夜里，他们二人（指田汉和郭沫若）来到我投宿的一品香宾馆，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又继续谈了很久。”在这次见面的印象中田汉认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非常庸俗”，然而后来的几次相聚田汉又慢慢认识到“谷崎先生特有的风格和趣味”，以至于“交往一月之后已经完全喜欢谷崎先生了”。第二次是1927年田汉同欧阳予倩出访日本期间，谷崎润一郎陪同他们去各地旅游访问一事。载于1928年《南国》第5期上的《给谷崎润一郎的信》中田汉详细记录了他拜访谷崎润一郎的事情。其中谈到二人在离别前夜去的咖啡店与服务生Chitsuko之间的故事：“去年归国前一日的‘咖啡店之一夜是我不容易忘记的。她在那店子里一两年间虽日与群客相对，而所得的只是莫名其妙的‘寂寞与‘悲哀。唉，谷崎先生，这正是我这几年奋斗生活的结论啊。”①既反映了二者生活上的志趣相投，也反映了这时段田汉感伤落魄的生活状况。日后谷崎润一郎还将自己和田汉等中国文学家们的交流以及他阅读同时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感受撰写成了《昨今》（1942年）一文。
1934年，田汉曾以李漱泉的笔名翻译了谷崎润一郎的作品集《神与人之间》。在书中，田汉不仅翻译了谷崎润一郎的重要代表作品，而且还写了长达万字的序言。序言中说“他自己叫它作‘丑恶，而在文学史上留下的是瑰宝般的‘艺术”。对谷崎润一郎的艺术价值做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谷崎润一郎热”。
田汉1917年-1921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面临中国文坛的现状，“为人生而艺术”派和“革命文学”的盛行致使文学削弱了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甚而把文学挂在革命的“战车”上，使文学走向死亡的边缘。他在日本求学的这段时间，便加入了“创造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并在《创造》上发表了许多具有唯美色彩的文章，呼唤真正的文学的产生，追求远离政治的纯粹的文学。这也便是他写作《名优之死》的渊源。对于其作品风格所受的影响，据郭沫若说“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②。他自己也曾说：“我一面热衷过19世纪俄国进步的启蒙思想，像赫尔岑的思想等，一面却又迷恋过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③因此，很自然地与“唯美”、“感伤”、“颓废”的情调产生某种“共鸣”。他一面主张艺术家“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另一方面又认为“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而把人生美化，使人忘掉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怡悦浑然一致之境”。因而田汉早期思想基本上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带浓厚的主观幻想色彩。《名优之死》首演于上海艺术大学“鱼龙会”戏剧汇演，发表于1929年的《南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田汉在谈到《名优之死》的创作时曾说：“这脚本在中心思想上实深深的引着唯美主义的系统”④，并说此剧是受到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英雄之死》的启发创作的。《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是以晚清名须生刘鸿声的真实遭遇为原型。这位名重一时的艺术家到了晚年，“不像当年走红，唱双出好戏的日子座位还是坐不满，据说他在第一出戏完了换上衣安排扮第二出戏的时候，掀开门帘望了望台下，长叹一声就那么坐在衣箱上死了。”⑤这个名优的悲愤之死给盘桓于田汉头脑里的艺术至上思想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以此为契机写出这一篇包含着深刻社会内容的悲剧杰作。
谷崎在1908年开始涉入文坛，当时正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泛滥之时，这种“机械、呆板”的表现手法引起了众多作家反感。于是期待一种新的文学思想来扭转文坛衰微的局势。以永井荷风为首，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流派便应运而生。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文坛上流行的世纪末情绪和政府对作家们采取的“高压政策”，以及谷崎本身的“恋母情结”，都促使了他唯美主义思想的形成。谷崎润一郎的艺术生涯也被习惯地分为前后两期：从1910年发表《刺青》开始到1925年《痴人的爱》这一时段称作早期，他的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到1933年发表《春琴抄》时他才开始转向唯美与传统的调和但却依然没有脱离唯美的痼疾。他对西方唯美主义的接受只停留在对它简单肤浅的模仿的程度，忽略了西方唯美主义所具有的刹那主义人生哲学意蕴，独取其表皮感官享乐的一面，缺乏深刻的人生意义的思考。《春琴抄》是谷崎润一郎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的唯美主义观点与传统伦理之间的斗争与调和最为矛盾的一个短篇小说，他的中后期作品回归日本古典与东方传统，消除了他早期盲目追随西方唯美主义而带来的唯“病态、怪异、官能”至上的弱点，展示了具有日本古典的民族特色与东方的传统美。吉田精一对谷崎的创作整体评价“谷崎的作风是以幻想和空想作为生命，意味着不涉现实的正道，用一句话说就是罗曼蒂克”⑥。
田汉深受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思想影响。同时在日本又广泛阅读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唯美主义文学著作。在他的文学视野里融合着西方王尔德、戈蒂耶、佩特等的唯美主义思想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主张，他既吸收了西方唯美主义中人本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人生哲学，关注现实人生，同时又吸收了谷崎润一郎所坚持的一种热烈而悲凉的哀艳之“美”，从而形成了他早期作品唯美、感伤、颓废的情感基调。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联结点在于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张，然而二者的差异也正在于唯美色彩在作品中的不同渲染和表现。
二、爱与美的诠释——艺术至上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是由法国哲学家库辛1818年在《美学和宗教问题》中首次提出。唯美主义主张“艺术至上”，片面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和美的超功利性，否定艺术的思想性和功利性，使艺术走上反理性主义、形式主义和耽乐主义的迷途。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美艳异常，也凶残无比。为了得到圣徒约翰的一吻，她竟不惜唆使希律王砍下约翰的头，然后抱着一颗血迹斑斑的头颅狂吻不止。将美推崇到生命唯一的高度，而作者也于臆想的疯狂中求美，于惨剧中获得快感与精神满足。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里的佐助为了保留师傅春琴美貌的印象而用钢针刺瞎自己的双眼。《名优之死》里的刘振声，在艺术被践踏的窘况中坚守岗位，宁可牺牲性命也绝不出卖艺术。田汉和谷崎在思想上都追求绝对的自由，崇尚纯美理想，同庸俗、虚伪、拜物的现实格格不入，因而这种超然的风格在当时博得一代文名，但行走不远，谷崎润一郎选择了转向民族传统美的复归，后期创作耽美色彩有所收敛。田汉更为直接，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左翼文学，更注重文学的功利性和革命性。
两位作者都表达了强烈的“艺术至上”的思想，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一种心游万仞的自由境界。正如法国作家、诗人戈蒂耶在《〈阿贝杜斯〉序言》和《〈莫班小姐〉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件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再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变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并声称艺术与道德之间没有关联。在理论上，田汉的“为艺术而艺术”着眼的是艺术形式的作用，吸收王尔德和康德的“纯美”和“自由美”，同时又广泛吸取戈蒂耶、波德莱尔以及爱伦·坡的美学主张，他与戈蒂耶一样，十分讲究艺术的技巧。戈蒂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艺术自身的美”，认为真正的艺术对象就是艺术自身，艺术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完美的艺术形式，所以戈蒂耶注重语言的雕琢，特别强调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田汉也是这样要求的，他的剧作中的语言，句句如诗，富有浓浓的诗情画意和哲理趣味。如1921年冬写于东京的《咖啡店之一夜》中所表达的一个主题“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始终是握不牢的”这样富有哲理趣味的话语。其中作为一个对文学和美术知识一点不通的侍女白秋英也能说出含有类似哲理意味的话语：“时常听得人家说悲哀是一种宗教，没有受过悲哀的洗礼的人，反而是世间上顶不幸的人。也许对于人生没有感过非常绝望的，也感不出非常的欢喜。”并称负心汉李乾卿给她的情书是“不兑现的纸币”。文中的饮客也能说出“在这一种芳烈的空气中间，观赏不尽的人生”这样的话，末尾点出了俄国盲诗人弹吉它所带来的凄凉“艺术家的悲哀”和“人生的行路难”。
日本的唯美主义认为人生最美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性爱，一件是死亡。这一点在谷崎身上表现非常明显，对田汉影响也很大，仿佛受其蛊惑。在田汉和谷崎的两篇作品中，都有一个为“真艺术”“真爱情”而献身的角色，田汉《名优之死》中塑造了一个为艺术而牺牲的名优刘振声的形象，他因为艺术的受挫而被气倒在舞台。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中塑造了一个为了“美”和“爱”而刺瞎双眼的形象“温井佐助”，他对师傅春琴一片忠贞深沉的爱，用钢针刺瞎双眼的情景无不令人毛骨悚然。但田汉笔下流露的更多是人道主义情怀，《名优之死》有对艺术的皈依，也有对现实的抗争。因而也有人据此否定他的《名优之死》里所体现的唯美色彩，说它“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唯美主义”。这正体现了田汉艺术至上主义之下对现实的观照。
三、艺术至上背后的现实观照——人道与虚无
《名优之死》里的刘振声作为一代名优，对待戏剧严肃认真，“只想在这世界上得一两个实心的徒弟。”并说“咱们吃的是台上的饭，玩意儿可比性命更要紧啊”。一生对艺术执着追求，最后却因为弟子刘风仙的背叛和反动势力联合夹击而气倒在了舞台。体现了当时以杨大爷为代表的恶势力对“梨园”（艺术）的亵渎和打击。表现了作者对以刘振声为代表的梨园领袖的穷困和弱势的同情。刘振声具有宗教意义上的涅槃精神，皈依艺术，庶几达人之所为也？对于一个梨园领袖来说，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来自于自己寄予厚望的人的背叛，刘振声的悲剧正在于此。他个人的美好愿望和艺术追求与当时的丑恶现实是格格不入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致拉萨尔》）。刘振声的悲剧就是源于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名优之死》表现了文艺的社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冲突，刘振声的死就表现了艺术对政治的低头和让步。虽然是以死为代价的选择，然而剧本对于刘振声的高扬在今天看来似乎也不足为人称道，似乎只是一个具有某种宗教殉道精神的艺术家，与徒弟何先生谈艺术谈得天花乱坠，说“命中注定”与“玩意儿”相伴到死，然而纵观他在剧中的角色，我们却更多地发现了来自他自身的弱点，把艺术的出路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在生活中对弟子刘凤仙的懒散置若罔闻，当发现刘凤仙同杨大爷厮混时就气从中来，怒不可遏，因为这是由于自己缺乏管教而导致的自戕和伤害，最后只能“以拳击桌”罢了。这有时代的原因，更有作为艺术家自身的原因。诚然，刘振声作为师傅和养父，管教自己的徒弟，将之培养成热爱艺术的名角，这无可厚非。然而其监管的方式却是不科学的，教育的方法也遭人质疑。直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与杨大爷正面冲突，并气倒在舞台“一命呜呼”，反应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懦弱与卑琐。
《春琴抄》中春琴表现出对佐助的好感并怀有佐助的孩子之后，父母双方都很赞成，并支持二人成婚，然而二位主人公却在传统面前低下了头，春琴坚决不承认她怀的是佐助的孩子，认为主人跟仆人是绝不可能结婚的，最后佐助也因爱而尊重了春琴的选择，逃避到一种特殊的婚姻关系：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无法用世俗的言语所能诠释的事实。作品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也有纯粹的爱的皈依和升华。当时文学界对《春琴抄》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对佐助刺瞎双眼的行为也历来有众多的评说。井上靖曾说：“刺瞎自己的双眼守护美丽的春琴的影像，与其共生，这是殉道一样高尚的行为。”⑦《春琴抄》除了表现琴师春琴与佐助那段深沉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之外，也更反映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唯美至上的思想，和现实拉开距离，力图在作品内部构筑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春琴为了不让佐助看见自己丑陋的一面，强扭着不让佐助看她那被烫伤的脸，佐助经过了痛苦的内心挣扎，他选择了刺瞎自己的双眼！这一令世人扼腕的举措，除了表现他对春琴深厚的爱，同时也从艺术上抬高了他对“美”的追求。佐助对春琴“美”的眷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爱，而是一种绝对和超自然的崇拜。当他还能看见春琴的时候或许并没有那么的美丽，而当他刺瞎了双眼之后，这种美丽才更为形象，更为具体。这在常人眼里显得有些不可理喻，因而作者这种渲染，也就自然而然地缺少了一丝社会分析和人性挖掘，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阴云笼罩于作品。作者自己也主张“艺术是离开地球的、高尚而宝贵的事业。”并坚持“生活第二，艺术第一”的原则和追求。
如果说田汉的《名优之死》是一部反映现实的戏剧，那么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则是一部表现理想的成人童话。两篇作品在爱与美的诠释中，展现了多样的唯美主义色彩，分别代表了两位作家的最高成就。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杨宗蓉（1979-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① 田汉：《致谷崎润一郎》，《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②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田汉：《我所认识的十月革命》，《戏剧报》,1957年第22期。
④⑤ 田汉：《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田汉文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第449页。
⑥ 吉田精一：《吉田精一著作集》，《耽美派作家论》，桜凮社，昭和五十六年1月版。
⑦ 井上靖：《现代日本文学馆16解说》，《文艺春秋》，昭和四十一年4月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