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物性格 偏执 生命之能 生存困境
摘 要：本文通过对杨争光早期作品的分析，挖掘其小说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加以梳理，特别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在具备相当文化素质和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身上，剥开知识分子偏执性格的精神内核，寻思其所因袭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开掘出知识分子可悲可叹可思的生存困境。
杨争光无疑是近年来文坛上杀出的一匹“黑马”，而且是一匹颇具特色的“黑马”。他的小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他似乎对偏执性格情有独钟，包括他早期的代表作《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等在内，他的作品大都涉及了对偏执性格人物的描绘，而且一些作品把这种偏执性格张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特别是《越活越明白》一书，作者更是将眼光关注到具备相当文化素质和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身上，剥开知识分子偏执性格的精神内核，寻思其所因袭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开掘出知识分子可悲可叹可思的生存困境。一个作家如此乐此不疲地反复描写一种性格特征，一定是有他的内驱力的。
一
对杨争光来说，对偏执性格的反复渲染，是因为他从这里找到了洞察人性隐秘，发现生命底蕴的绝好途径。他说：“我们许多民间故事常常令我感动，如‘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等这一直是可笑的东西，但往深处想如果一个人认了死理永远等下去，来不来都没关系，站死饿死也要等下去，那么这个行为就很厉害了,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你把它坚持到底，立刻就会显示出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力量也就显示出来了。”①正是从这一“站死饿死也要等下去”的偏执性格中，作者发现了其内部蕴藏着的强悍遒劲的生命之能，一种对生活死不认输的巨大生存勇气和韧性。这种生命之能是无所谓是非善恶、道德非道德的。杨争光的犀利之处就是在于进一步揭开了生命之能所存在的这种悖论关系，它既可以孕育真善美的人间真情，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挚爱，并以强大的力量使之流传下去，同时它也萌动着残暴、杀戮的血腥气，一切罪恶、丑陋和冤孽都在这里得到激发，并被推向极致。这种生命之能的强大决定了它必须找到一个宣泄渠道，并通过它作用于现实人生，于是现实生活中恩恩怨怨、互爱与仇杀、阴谋与正义便不断上演。对于主体来说，生命之能一旦脱离了他的控制，作为主体的个人就会产生巨大的孤独感和宿命感。《老旦是一棵树》中的老旦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心里觉得充实，生命之能就这样很快被激发起来，并被迅速转化成对赵镇的莫名的恨，无事生非，这是一种心造的恨，它被持之以恒地延续下来，最终外化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这样人为设定了，仇恨、杀戮也随即开始。《赌徒》中的二男一女之间的爱情也被这种生命之能奇异地绞结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原因，一切都是生命之能的张扬，一切也都是宿命。《棺材铺》则把生命之能被引向歧路后带来的恶果渲染到了极致，杨明远为了一己之私，以极大的韧劲和“智慧”制造了一场血案。作者在这里找出了人性的罪恶之源——滥用生命之能，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之能演化成种种生存状态的可能性的忧虑。
归根到底，偏执性格的产生是源于生命力的勃发，是一种生命韧性精神的体现，杨争光称之为“战斗精神”。勃发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它就会带来灾难、血腥。因此对生命的战斗精神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理性观照，使它作为一个善之源带给人类幸福安宁。鲁迅先生曾说过，“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理性”②，也就包含有这个意思。
带着对偏执性格的思考，对生命底蕴的开掘，杨争光又把目光投向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类有相当文化素质和理性思考的社会存在，他们具有怎样的偏执性格，这一偏执性格包含着怎样历史文化内涵，一旦失却应有的理性，知识分子会有怎样的悲剧命运。对此，杨争光的作品《越活越明白》（《收获》，1999年第3、4期连载）以小说艺术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
《越活越明白》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历史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力作，它延续着作者对偏执性格的生命思考，同时又融入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精神问题的独特反思和深切忧虑。
小说描写了以安达、大水为代表的一群知青从下乡插队到返城，或当工人或做学问，再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经商的不同际遇和或忧或喜、或酸或甜的心路历程。在他们当中，安达无疑是最具偏执性格的。他的偏执主要在于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折不扣的坚守和实践，生命之能的实现形式就是不顾一切地遵照毛主席语录，实行上级的指示。毛主席一声“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就带领着同伴们走向农村，并一个劲地告诫自己要扎根在那儿。当他的偏执与农民的生活、农村的现实发生抵牾时，他顽固而又天真地认为“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安达也就断然拒绝了郭茂林私分棉花的建议。安达也曾彷徨过，迷惑过，但红色理想始终让他心动，并一再以革命先烈的故事说服自己安心工作。特别是在对待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时，安达把名额让给大水后，心理也失去了平衡，他失眠，但随即又自我安慰道，“其实上大学也未必就比在牛尻子村优越多少，当年许多人去莫斯科的时候毛主席就没去，毛主席在湖南农村，结果呢？”这里既有阿Q式的自欺欺人，又多少包含着知识分子遭受不公平待遇时的历史悲凉感和无奈心境。在同伴们相继返城后，他甘愿独自留在农村，心里还想着在农村做一番事业。步入新时期，安达发愤读书，成为了学者，力图以自己的才华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在他的心中，始终飘扬着那面红旗，它召唤着安达义无反顾地为它鞠躬尽瘁，牺牲一切。安达下海经商，并且发了财，但他始终念念不忘他的经济学研究，直至自费出版了自己的学术著作。商海沉浮，人事迭变，使他更加珍惜他曾有过的那份崇高感和神圣感。在他沦为嫖客时，他的心中想到的依然是“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这面红旗鲜艳如血，安达对它顶礼膜拜，虽然在这种不乏爱国主义激情的献祭仪式中他最后迷失了自己，但这种偏执性格也的确显现出形而上的韵味。
然而作者并没有由此止步。偏执确是生命的一种美，它展现了作为生命体的高贵与尊严，但偏执也很可能是一朵恶之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偏执更必须与理性相辅相成，没有理性的烛照，知识分子必然会迷失自我，直至疯狂、堕落。杨争光也正是从这里剥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偏执性格的内核，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生动的艺术分析。
小说开头写道：“他们动不动就要把他们的心掏出来捧出去献给红太阳毛主席，好像毛主席很喜欢看他那一团肉乎乎的东西一样。”这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开篇就为反思知识分子偏执性格定下了基调。自古以来，气节、风骨就是士大夫的座右铭，“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的理想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士大夫理想的处世方式。这些固然体现出古代知识分子的拯世救民的忧患意识和拳拳爱国心，也作为精神血液流进了安达这类现代知识分子的血管里，但在这份偏执背后，往往蠢动着盲从、一哄而上的坏毛病，这在古代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为“愚忠”、“迂腐”；而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要求和客观环境，使这种盲从、缺乏自省精神的偏执性格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愈演愈烈。有偏执，有为理想而执著奋斗的精神和坚毅固然不错，它会上演为雄壮的正剧，但缺乏理性精神的过滤，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一种致命伤，它会使知识分子沦为其他意识形态的奴隶，甚至是奴才，正剧往往会变成悲剧。中国现代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达的命运就是知识分子偏执性格被扭曲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放弃独立立场的衰微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最后，等待着他的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异化感，一种找不到自我的苍茫感。“知识精英从启蒙姿态的‘化大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众化，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③小说中安达最后的中风失语无疑是这一命运结局的象喻。“安达的墓碑上该刻写什么字呢？他认真地生活过。有过梦想。他做过红卫兵，下乡知识青年，学者和商人。他是丈夫，父亲，情人，还有……嫖客？”这一问意味深长，它不仅包含着对知识分子自身思想的反省、审视，更融入了一种生命的无所归依感，历史的苍凉感。
知识分子的偏执性格，又和他们固有的优势心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士大夫总以履行“道”为己任，一双削尖的肩膀总挑着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高居在庙堂上为民请命，而现代知识分子则以社会的良心，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们认为只要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他们的偏执，他们的勇往直前，为他们带来一种强烈的崇高感和神圣感，他们迷恋这种感觉，安达也是这样。他迟迟放不下知识分子的优势心理，无奈跌入商海后，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作者借大水之口揭开了这种优势心理的实质，“你想做的是另一种人，那种站在万人之上对他们指手画脚让他们景仰让历史给你刻一座碑子的那种人。”更可怕的是，作者在这样心理优势中发现它蕴藏着浓厚的封建升官思想。为国家出力作贡献而后为人民所纪念，虽然使知识分子不堪重负，但至少有其合理性和悲壮之美。但如果搞研究干事业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谋一官半职，满足自己名利的欲望，那么心理优势就会转化成奴仆意识，攀附权贵丧失独立人格也是必然的，知识分子之间就会为此而争斗不休。小说中安达与研究所的同伴们为了两个被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名额而明争暗斗，最后不欢而散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他们突然被光了衣服，露出了他们最羞涩的部位，”安达由此联想起了范进和孔乙己，然而他也并未由此醒悟，经历商海风云之后，他更怀念他的红卫兵和下乡时代，直至在遗嘱上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仕宦情结。封建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设计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失，它像巨大的阴影顽强地笼罩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头顶上。这一精神痼疾构成了偏执性格的一个重要内核，透过它，作者以锐利的目光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所承袭着的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及其所带来的对知识分子人格和心理的毒害。
三
与安达的偏执性格之刚硬相对，小说中的另一个知识女性林英则显示了它至柔至韧的一面。林英在小说里似乎是一个影子，隐隐地藏在安达们背后，却给人以宁静的力度、恬淡的美感。
时代之大潮，历史的风云际会让安达们时而成了意气风发的弄潮儿，时而又被晾在了岸上。大起大落使他们心浮气躁，生命之能缺乏驾驭，使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历史中无所适从，也无从反省，他们的偏执是刚硬的，但脆而易断，安达的堕落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林英则像怒海深处的一股潜流，默默地涌动，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自己的心灵空间，虽则她也有被红潮裹挟而去的时候，也有身不由己跨入商海的时候，但她似乎更多了一份淡泊，一份理性。站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像一个智者，她有着自己独立的视角，进行着自己独有的思考和私语。或许这种思考并不深刻，也没有足够的现代理性贯注其中，但这种姿态却很美，它无意间保留了知识分子的些许理性判断和独立立场。在一个人人为红色理想狂热不止的年代，林英努力保持自己一片纯洁的个人天地。到了每个人都为了金钱，头脑发热、利欲熏心的时代，她更没有随波逐流，对安达的爱情得不到回报，她也依然保留着对安达无私的爱，“困境的时候，她给你安慰，为你牵肠挂肚。顺境了，她就消失了，决不打扰你。自尊，自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城市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④。在安达们不经意间又为物质异化的时刻，她坚守着那份纯洁真挚的感情，她辛辛苦苦地赚钱，就是希望给男朋友办场音乐演奏会，助他完成他的艺术梦想。可见林英也是偏执的，她也为自己的理想而苦苦追求，但她的偏执性格在自尊自爱的独立立场的过滤下，具有了一种真正的强大神圣感和崇高感，在理性的烛照下，显现出至善至美的神奇力量。
作者对知识分子偏执性格的深入开掘和反思，归根到底又是与对生命存在的悲凉体验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无奈而尴尬的生存处境的把握分不开的。林英死亡的安排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众声喧哗的红色年代，林英默默地吟唱着自己的心曲，虽不那么深刻，但始终坚守着一份微弱的个人立场；在一个粗鄙化的商业时代，一个拜金主义开始复活和昂首的市场时代，她依然保持着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并以实际行动去身体力行。她的这份独语，这份偏执虽然微弱，却是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一个可喜的开端。然而历史的脚步是无情的，度过了一个危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刚开始反思自我，旋即又被卷入了另一个磨难时期，其处境何其尴尬，何其无奈。林英的死，小说虽把它写成一个意外，其实，它却是知识分子当下生存困境的一个象喻。在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看自己的时候，却发现崇高已成了嘲讽的对象，理想主义已经支离破碎，他们像一群被流放的苦刑犯再次漂泊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其实，安达们也何尝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偏执于当初的红色理想，但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立场，偏执也极易成为随波逐流，所以他们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尾巴，是被时代、被历史拖着走的尾巴。他们固然有强大的生命之能，但无法让它正确合理地作用于现实，就像一叶叶孤舟在大海里被风暴任意恣弄，他们在社会中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活的颠沛流离使他们更多地咀嚼了人生的迷茫、生存的悲怆乃至浓重的宿命感。
剥开知识分子偏执性格的精神内核，寻思其所因袭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开掘出知识分子可悲可叹可思的生存困境，使这篇小说既不乏深邃的思想，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精神问题的历史反思乃至批判尤显深刻有力，又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关怀，它标志着作者对偏执性格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生命体验达到了又一个高度，也为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借鉴。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雅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士。
① 张英：《西北硬汉——杨争光访谈录》，载《作家》1997年第5期，第97页。
② 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5页。
③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第25页。
④ 邱华栋：《闯入者》，见《哭泣游戏》，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