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颖
关键词：鲁迅小说 手杖 权力 延伸 逻辑
摘 要：鲁迅是擅长书写和描摹意象的高手，手杖意象作为鲁迅小说中出现不多，却独特深邃的塑造，无疑也值得仔细探勘。本文力图聚焦手杖意象及其变体，借此发现其隐喻层面的权力和话语关系，在揭示出它作为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逻辑张力的同时，手杖如何执行并纠正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相关理论。
1920年11月9日，鲁迅在译完阿尔志跋绥夫（Mikhail Petrovich Artsybashev, 1878-1927）的小说《幸福》后并寄出，而在《〈幸福〉译者附记》中写道：“这一篇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与色情狂的仆人，几乎美丑泯绝，如看罗丹（Rodin）的雕刻；便以事实而论，也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①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情节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妓女赛式加为了获得五卢布，赤裸着在冰天雪地中被过客变态地打了十手杖且不许叫。
鲁迅和阿氏之间有一种幽微的内在关联，包括他们的小说在性描写层面也有精神契合之处。②在《幸福》这篇小说中，手杖作为呈现压迫的变态“凶器”或载体令人毛骨悚然，至少是过目不忘。或许不无巧合的是，鲁迅在1920年9月29日完成并“寄时事新报馆”③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中，手杖也扮演了意味深长的角色。
众所周知，鲁迅是擅长书写或描摹意象的高手，手杖意象作为鲁迅小说中出现不多，却独特深邃的塑造，无疑也值得仔细探勘。目前有关手杖意象的研究相对薄弱，没有发现对手杖意象隐喻层面的权力或话语关系的有关研究，当然也就没有揭示出它作为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逻辑张力。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手杖意象的形塑分为哪几个层面？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手杖如何执行并纠正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相关理论？手杖隐喻的引申又是什么？基于此，本文的主体部分有三：1.手杖形象定位：工具的变迁；2.权力运行逻辑：张力的推拉；3.手杖变形：引申及拓延。
一、手杖形象定位：工具的变迁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手杖的解释为“走路时手里拄着的棍子”④。这个定义貌似具体，其实也有相当的含混性，比如对手杖的功能未作进一步限定，只是“拄着”而已。而在鲁迅的小说中，手杖的形象似乎也是可以变换的。
（一）手杖家族概述：鲁迅小说⑤的观照
在鲁迅小说中，手杖其实是有一个家族的，这就意味着手杖往往也可以改头换面，达至变形效果。
1.手杖本身。鲁迅小说中真正跟“手杖”准确对应的小说其实不多，只有《头发的故事》。在小说中，主人公N讲述自己辫子的故事，“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然而，手杖的原型版本可谓意味深长，正是来自主人公无限唏嘘的本多博士的经历，“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与此相关的“假洋鬼子”⑥的手杖互涉则来自《阿Q正传》。但在鲁迅的这篇经典名作中，他却通过阿Q的视角或阿Q的词汇，称之为“哭丧棒”。它出现的一次是阿Q叫人家“秃儿。驴……”于是“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Ｑ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而另一次则是他想投奔革命，而未获批准，“投”与“头”谐音，洋先生以为他又讥笑他的头，“‘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手杖和辫子在这两篇小说中的转化耐人寻味。
2.拄杖。（1）在《祝福》中，欲向回乡的“我”询问灵魂等终极关怀事宜的祥林嫂在物质形体上却已是乞丐，“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2）而在《理水》中，当乡下人向鸟头学者辩白其考据的问题后，鸟头学者很生气，此时“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开始劝架，并且斥责乡下人。
（3）《采薇》中，准备离开养老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打定主意离开，“第二天，兄弟俩都比平常醒得早，梳洗完毕，毫不带什么东西，其实也并无东西可带，只有一件老羊皮长袍舍不得，仍旧穿在身上，拿了拄杖，和留下的烙饼，推称散步，一径走出养老堂的大门”。
（4）《出关》中，老子和拄杖几乎形影不离。拄杖出现了三次，两次映衬出孔子向老子求教后，老子的送客姿态不变；第三次则是在刻完讲义后要求离开，“于是取了绳子，穿起木札来，计两串，扶着拄杖，到关尹喜的公事房里去交稿”。
3.木棍与竹杠。木棍似的人这个形象主要出现在《离婚》中，一共有三次。当爱姑有些撒泼的时候，七大人一声“来兮”，“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对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第二次是“爱姑见她爹便伸手到肚兜里去掏东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进来了，将小乌龟模样的一个漆黑的扁的小东西递给七大人”。等到七大人倒出东西后，“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扁东西去”。而在《阿Q正传》中，调戏吴妈的阿Q则面临的是赵大爷的“大竹杠”的教导。
需要指出的是，手杖意象还有一些延伸表现，比如，《奔月》中的“箭”以及《铸剑》中的“剑”，鉴于下文会述及，此处不赘。
（二）功能分类：手杖的效力
根据上面对手杖家族谱系的缕述，有关手杖的效力也可分为三种功能：1.实用工具性；2.权力或身份象征；3.工具与精神的融汇。当然，这三种功用不是截然切分的，手杖在一个语境中往往可能拥有一种以上的效力。以下分述之。
1.实用工具性。手杖和拄杖都有其基本功能，在人体力不支或衰老的情况下，帮助主人渡过难关或弥补既有的缺憾。比如《出关》中老子的拄杖就成为印证又补偿老子衰朽的工具，这同时也反衬了成长中的孔子的野心勃勃。同样，《采薇》中的拄杖就成为伯夷、叔齐日益衰退的象征，从养老堂出来后，他们无疑更依赖此物。
2.身份或权力的凝结。毋庸讳言，在手杖的实用工具性以外，手杖在现代意义上或是历史转型期则更多具有丰富多彩的意义，或者和权力相关，或者和身份认同（Identity）密切勾连。
《祝福》中祥林嫂的下端开裂的竹竿当然具有其实用功能，或者用来拄靠，或者用来驱逐祸害，如狗和其他动物等，但不容忽略的另外一层意义则在于其身份象征意涵：这个腐朽开裂的竹竿其实也象征了其低下的乞丐地位。同样，在《理水》中的“拄杖的学者”，拄杖却又成为其文化身份的谕示。
《阿Q正传》，尽管阿Q用“哭丧棒”来贬低假洋鬼子，其实这恰恰从阿Q视角定位了假洋鬼子的权力身份，手杖完全可以成为打人或大人的工具，他通过杖打下人来显示自己的威望与尊严。《头发的故事》中则有类似的寓意，只是这时的手杖更多是对转型期先进的或现代身份捍卫的一种不得不用的工具，因为落后的人们难以理解，很难启蒙，所以，手杖成为一种开路工具，也成为上等的身份或权力象征。
3.工具与精神的融汇。当然，很多时候，手杖的变形，如箭，也可化为飞离的手杖的异体，它不仅具有实用工具性，而且也可变成精神的载体。《奔月》中逢蒙对羿的陷害表面上看用的是箭镞，其实双管齐下的还有造谣、毁谤和诬蔑。同样，《铸剑》中，“复仇”过程中本身也包含了从工具到精神的升华与交会。由于以下详述，此处不赘。
二、权力运行逻辑：张力的推拉
如前所述，手杖形象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归类，说明其功能的变迁，而且，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明了其中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或者重新反思其中的悖论张力。
（一）权力的逻辑系谱
在鲁迅的小说中，其实也存在一个手杖权力系谱。在《头发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手杖和头发/辫子相比，其实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⑦但我想指出的是，剪掉辫子的“我”被迫使用手杖说话，让手杖成为一个拥有辫子的其他人不得不仰视的辫子替代。
手杖成为替代话语原本来自于N所听到的关于本多博士的故事。在此故事中，手杖成为盛气凌人的标志，而是也是外国人欺压国人的凶器，但就在N听到这个故事愤愤不平后的某个时间段里，他感受到了更令人尴尬的手杖权力操作。作为改革者、先驱——剪辫举措往往为已经接受清朝打压、统治的合法性之后逐步“自奴化”的国民笑骂的对象。迫不得已，手杖成为一个被逼无奈的权力象征——他不得不以强悍的方式让愚民们接受一个启蒙者的激进与貌似异端。
而到了《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杖权力意识则不会如此复杂和痛苦，相当自然的，它就成了他身份的象征：虚伪的革命性、虚假的现代性以及虚拟的高贵性混合。在此语境下，倒霉而又劣根性重重的阿Q成为打骂的牺牲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耐人寻味的是，手杖也有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离婚》中，出现了棍子似的人，当爱姑的坚持原则和出格一点的蛮横被视为撒泼后，棍子似的男人闪现。“七大人将嘴一动，但谁也听不清说什么。然而那男人，却已经听到了，而且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钻进了他的骨髓里，将身子牵了两牵，‘毛骨悚然似的；一面答应道：‘是。他倒退了几步，才翻身走出去。”
作为七大人的打手、佣人与权力帮凶，这个无名的人其实正是权力异化的对象之一。鲁迅相当聪慧的借此细节呈现出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如果跳出手杖形象思考则更典型：1.以见多识广压人；2.以屁塞、鼻烟等古僻文化知识来打压农村妇女。不难看出，从此意义上说，鲁迅很好地再现了福柯所言的权力/知识关系。
（二）旁观的狂欢
以《阿Q正传》为中心。看客书写无疑是鲁迅对中国文化史的一大贡献，而其《示众》则尤为经典，他甚至无意中点出了一种看客哲学，表面上他以散漫情节、场景化的方式刻画出不同层次无聊看客的丑态与特征，实际上，若跳出小说文本，叙述人和鲁迅本身也可能是高级看客，甚至连我们读者也变成了看客。
如果结合手杖来谈，我们可以《阿Q正传》为中心进行分析。正是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让阿Q有了羞耻感，但他却似乎操刀向更弱者，比如，去摸小尼姑的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阿Q欺负他人的动力源头也是看客，“酒店里的人大笑了”成为不断出现的字眼和催化剂，阿Q欺负得很爽，直到小尼姑声音中有了哭声，然后他十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而更可悲的是，阿Q似乎并未真正意识到其看客身份，而他最后画押被押赴刑场砍头也呈现出“景观”色彩，比如，本来想表演“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但因为被捆住了双手，只好作罢。但百忙中终于“无师自通”地说了“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于是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阿Q也正式成为同辈看客们欣飨的牺牲。
但需要指出的是，阿Q赴死的砍头场景与其说是具有狂欢色彩，倒不如说是更多悲剧色彩和清醒意识。阿Q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被吃和死亡前的许多细腻感受；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牺牲品的滑稽和可悲，手执钢鞭如果和他被手杖、大竹杠打相比较，似乎更呈现出可悲的一面。阿Q终究是无足轻重的。
考察与手杖相关的权力运行，我们可以发现，其逻辑运行和福柯的理论有契合之处，但亦有不同，鲁迅小说中强化的其实更是权力；而在砍头的狂欢性中，鲁迅小说的悲剧意味其实相当浓烈。
三、变形的手杖：延伸以及拓延
如前所述，鲁迅小说中的手杖家族同样也有变形的书写，比如手杖变为箭或剑等，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变形往往更多不是权力的主宰者实施暴力或凸显身份的象征，而更多和仇恨有关。
（一）刺杀：仇恨之剑或箭
在手杖的变形中，它一旦化为箭或剑，就和仇恨、杀戮有关。
1.《铸剑》：复仇的指向。手杖在《铸剑》的变形是有其过程的，这其实也隐喻了眉间尺仇恨的递增。比如，从芦柴到青剑，再到黑衣人就是一个仇恨持续递增或叠加的演变过程。
芦柴，作为少年眉间尺对付家中落入水瓮老鼠的工具其实也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眉间尺的童心、玩心，此时的他由于缺乏仇恨的主导与激励，芦柴也是脆弱的表征，以它来逗弄老鼠也因此带有淘气和玩物丧志的意味；但另一面，由于对老鼠的“憎恨”，芦柴也成为一种尴尬的工具，“杀它，还是救它？”成为年少的眉间尺难以回答的道德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鲁迅本人的道德问题：他正是在自己与传统、民族和民众中“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与传统的联系，获得了关于‘中间物的清醒的文化自我认识”⑧。
眉间尺家传青剑的出现，可谓意义丰富，它不仅仅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剑，甚至好过大王的母剑，而且也凝聚了父亲的生命、心血与家族仇恨，而拥有母剑的大王恰恰是凶手。此处，青剑一开始就成为复仇的锐器，也预示了眉间尺的变化，“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当然，眉间尺负剑上城，却也验证了青剑的杀气与锋利，包括献上了自己的头颅和斫杀恶狼。
黑衣人，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复仇之神，他有勇有谋，而且兼具公德心。他对青剑的使用一方面看是工具性的，杀眉间尺献宝借此进宫杀王，而另一面它又是精神的，黑衣人和青剑合二为一，才是真正克敌和复仇的利器，可以用来对付无所不能乃至至高无上的王。
当然，黑衣人的复仇意味相当复杂，他既指向了公敌——霸道的王，也指向了宫廷、民间无所不在的看客，甚至也指向了自我，“我的魂灵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不难看出，黑衣人的复仇本身也呈现出鲁迅对中间物自我的批判。当然，复仇的结尾本身也是有一种狂欢性的⑨，富含悲剧色彩。
2.《奔月》：中伤之箭。当逢蒙和羿面对时，作为学生辈的逢蒙因为嫉妒和情伤却对老师羿产生了仇恨，必欲杀之而后快。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添置了现代意义上的高长虹对许广平的暗恋因素，而在其他意义上却是和前文本（Pre-text）结论一致。
箭，原本是“艺”的一种，在此处却成为一种仇杀工具。当然，羿成功的以“啮镞法”消解了逢蒙的居心叵测，而且说，“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这当然是一语双关的表达：一方面是针对小说的古典情境，另一面则是显示应和。
当然，流言、诅咒却又成为另一种无形的箭，逢蒙通过造谣来中伤羿，这也是一种仇杀的表示。毋庸讳言，对来自同一战壕的流言中伤，鲁迅更觉得悲伤和受伤害。⑩
（二）戒尺意象及其他
类似于手杖意象的其他意象也还是相当丰富的，比较突出的则是“戒尺”。这当然也是一个意蕴繁复的形象。
1.戒尺的出现。戒尺在鲁迅的回忆中似乎从童年开始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意念或意象，而且推而广之，甚至也是贯穿其一生的书写与理念：比如，批判与自我批判，道德的审查与反省等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戒尺由于不常用，似乎更多是一种精神的威慑，而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中，戒尺却成为实实在在的惩罚工具，秃先生“以戒尺击吾首”{11}。
戒尺未必成为鲁迅作品中的焦点，但戒尺的相关意识，比如惩戒等却可以逐步内化，而这种内化在鲁迅那里既可以成为一种批判国民性的戒尺（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对再嫁惩罚的认同），又可以成为解剖自我的警戒；当然，也可以成为复仇的工具，如《铸剑》中对强权的惩戒意识和对自我的厌憎就合二为一。所以，这里的戒尺既指向自我，也指向他人。
2.动物、月夜或其他。如果重审鲁迅的小说，其中的动物意象无疑也别有一番景致。我们最少可以将之分为如下几类：①造物的可爱。比如《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小说中的小动物呈现出鲁迅的仁爱之心；②吃人的帮凶。如《狂人日记》中的狗、海乙那等等；③文化符号。如《伤逝》中的小狗阿随，在家庭地位中，男主人公的地位只在阿随之上，可见家庭危机重重；而因为生计窘迫被抛弃的阿随九死一生逃回故家，却又成为男主人公自私和自责的见证。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药》中的乌鸦，富有鲁迅特色的书写，绝不皆大欢喜，哪怕是善意的迷信。
当然，如果扩大至鲁迅所有作品的范畴，月夜则又可成为大展宏图的天地，但限于篇幅和能力，此处只好存而不论了。
四、结语
立足于鲁迅小说中的手杖意象，我们不难发现，在实用工具的考量之外，也存在着一个权力或身份的运作层面，而在其中，既可能体现了权力的强化，又可表现出知识与权力的合谋。当然，手杖的变形又可生发出更多意蕴，也还有更多类似的意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范 颖（196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
① 鲁迅：《《幸福》译者附记》，《新青年》第8卷第四号。或可参《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② 具体可参朱崇科《为了反抗与也是反抗——鲁迅和阿尔志跋绥夫笔下人物性心理描写比较》，见《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第47页-第50页。
③ 具体可参《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④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63页。
⑤ 文中有关鲁迅小说的引文均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漓江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998年4月版。
⑥ 鲁迅和“假洋鬼子”的关系可参史建国《鲁迅与“假洋鬼子”》，《书屋》2004年第7期，第64页-第68页。
⑦ 有关辫子意象的论述，可参隋清娥《鲁迅小说的“辫子”意象与奴性批判主题论析》，《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3页-第107页。
⑧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⑨ 具体可参朱崇科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6页。
⑩ 具体可参朱崇科《历史重写中的主体介入——以鲁迅、刘以鬯、陶然的“故事新编”为个案进行比较》，《海南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1} 《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