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平 吴志杰
关键词：卡夫卡 短篇小说 荒诞 异化 主体性的泯失
摘 要：卡夫卡是20世纪外国文坛上一位先锋作家。他的作品情节离奇、匪夷所思，极具表现主义特质；故事中的人物在一个异化的现代世界中困惑忧虑、无可奈何，以荒谬的自己演出一场荒诞的闹剧。本文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乡村医生》为例，通过分析其作品中主体性的泯失以及由此而来的“荒诞感”，揭示了这位敏感的艺术家对现代社会以及人类整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和批判。
20世纪艺术史上，现代主义大潮的涌起无疑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大景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常意义上，现代主义艺术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其发展高峰则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①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现代主义极具颠覆性和反叛精神，是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艺术传统的“不肖子孙”。现代主义艺术家以孤立的、不合群的、反抗世俗世界的声音，借助一些新奇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荒诞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对时代的看法。其中往往多的是嘲讽和鞭笞。他们被称作“先锋”，其艺术也成为“先锋艺术”。
卡夫卡是最早借助荒诞来表达真理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情节离奇，匪夷所思，极具表现主义特质。故事中的人物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困惑忧虑，无可奈何，以荒谬的自己演出一场荒诞的闹剧，滑稽中有几多悲怆，和存在主义的内涵融为一体，体现了“荒诞感”和“悲喜剧”的特点。②卡夫卡以荒诞小说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理解性以及人的整体处境的荒诞性。卡夫卡是一个敏感的天才艺术家，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留下了大量优秀的长篇和短篇作品，是现代主义文库中的珍宝。其中，《变形记》、《乡村医生》等都是最被人推崇的卡夫卡短篇小说。这些故事构思独特，语言简洁，集中体现了卡夫卡对现代社会以及人类整体生存方式的思考。
一、异化：难逃的现代劫难
卡夫卡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现实有深切的感受，而最能体现其对这一主题挖掘的莫过于《变形记》了。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巨型甲壳虫以及此后的悲惨遭遇，揭示出商品社会中人的商品化倾向。在异化的社会现实中，现代人为生存的压力所扰，连家庭成员之间也只剩下生存这一种关联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日益萎缩、消亡。
在变形之前，格里高尔是一名旅行服装推销员。尽管他并不喜欢这项工作，甚至对之非常厌恶，但他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干着——“工作五年来他还从未生过病”③——因为他要用挣来的钱维持父母以及妹妹的生活，他对他的家人怀有深沉的爱意：
当初格里高尔一心只想着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所以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几乎是一夜之间便从一个办事员变成一个旅行推销员，赚钱的机会自然更多了，他在工作上的成就立刻转化成金钱，可以放在桌上呈现在又惊又喜的家人面前。④
格里高尔用自己的拼命工作，换取家人的喜悦，极具牺牲精神，但这种献身很快便被认为是应当的：“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收钱的人固然感激，给的人也乐意，可是再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了。”⑤
格里高尔并没有计较父母的缺乏温情，反而不顾家庭的经济状况，想着送妹妹去收费高昂的音乐学院学习。格里高尔在奉献中，已经完全忘记了自我的存在，直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⑥。格里高尔是有爱心、有感情的，这一变形提供给他一个机会，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检测与观察周围人的内心世界，找寻一下自己在家人心中的位置。这是一种以荒诞的形式来寻求存在的意义和理由的行动，但这一探寻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对格里高尔来说，是致命的。
萨姆沙夫妇一直把儿子视作他们的经济支柱，妹妹葛蕾特也依赖哥哥的收入生活，当发现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之后，他们均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格里高尔变形的那天早晨，当他拒秘书主任于门外时，葛蕾特在房间里哭泣，她的反应说明了三位家庭成员的担心：“妹妹为什么不到其他人那儿去呢?……她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不起床，还不让秘书主任进来，因为他有丢掉这份差事的危险，因为随后老板就又要向父母逼债吗?”⑦格里高尔的推测相当合理，家庭的经济情况才是父母和妹妹最为关心的。而看到他——格里高尔——这一家庭的经济支柱突然倒下，其他成员先是伤心，后是清醒，而后是下定决心盘算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当然是不包括“甲壳虫格里高尔”的未来。
父亲是对格里高尔最凶残的一个。“从他新生活的第一天起，他便知道，父亲主张对他采取极端严厉的态度。”⑧当格里高尔还在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父亲每天无所事事，做出一副老弱的样子，心安理得地享受晚景。而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父亲的形象骤变，成为一个精干的银行杂役，当他发现格里高尔吓倒了母亲之后，他开始向格里高尔发起“轰炸”。卡夫卡以生动的笔触，描画了这一父亲“杀子”的画面：
那是一只苹果，立刻有第二只苹果向他飞来；格里高尔吓得站住了，继续奔走是没有用的，因为父亲已下定决心要轰炸他。……紧接着飞来的一只，简直陷进他的后背去了……⑨
正是这只陷进后背的苹果，成为格里高尔最后死亡的直接原因。
除了父亲之外，母亲和妹妹也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有很大变化。母亲神经紧张，毫无主见，口上说格里高尔是她苦命的儿子，却连看一眼格里高尔的勇气都没有，甚至会晕倒，是一个实足虚伪、胆小的妇人。妹妹起先出于勇气与爱心，坚持给格里高尔喂食，打扫房间，但看到格里高尔恢复无望，妹妹也最终放弃他，说服父母将他抛弃：“如果他是格里高尔的话，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和这样一头动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他就会自愿跑掉了。”⑩格里高尔明白了父母和妹妹的心意，善解人意地死去了，使得剩余的三位家庭成员毫无负担，心情愉快地奔向新生活。
这篇故事极具象征意义，似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寓言，在金钱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了经济的联系。而当一方认为对方无利可图，便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无论是亲人还是陌生人。
二、泯失：主体性的现代归宿
《变形记》作为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的异化现实。故事中通过无人能理解“甲虫格里高尔”的语言这一细节，暗示出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沟通的困难。而《乡村医生》同样也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展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理解的缺乏，展示了一个孤立、无望、不可交流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是主人公命运无法理解的悖谬性，和与整个世界不可沟通的孤独处境。”{11}
《乡村医生》以“我”的口吻展开叙述。“我”是一名乡村医生，“非常忠于职守，甚至有些过了分”{12}，一个类似格里高尔的、无私奉献的角色。“我”在一个雪夜必须赶十里的路去看一个急诊，而临出发时发现“我”没有马。“我自己的马就在前天晚上，在这冰雪的冬天里因劳累过度而死了”{13}，可见医生的尽职程度。这时从猪圈里钻出来一个马夫并提供给“我”两匹马，代价是“我”的女佣人罗莎。“我”不愿付出如此的代价，试图同马夫谈判：
“你同我一道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就不去了，即使是急诊也罢。我不想为这事把这姑娘交给你作代价。”“驾！”他（马夫）吆喝道，同时拍手，于是马车便像在潮水里的木头一样向前急驰。{14}
马夫拒绝同“我”交流，更说不上谈判。他只是用行动来使“我”处于一个不被“我”所驾驭的马车上，毫无选择地以预置的方式朝一个预置的目的地驶去。“我”不是马的主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罗莎的主人；“我”不再是自主的主体，而只是被主宰的、被控制的、被驾驭的。
转瞬之间，“我”已来到了病人的家中。风雪已经停止，月光如水。病人的家属簇拥着“我”来到病人的床前；他们满怀希望，盼着“我”能治愈他，但生病的男孩已无药可救，就连他自己也已丧失了生的信念；这一点，他的家人并不理解。当他对“我”说“医生，让我死吧”时，他的家人还在静候“我”的诊断。而此时，“我”的头脑中仍在盘算着如何去救罗莎。对罗莎的拯救的念头，也即恢复自己主人的地位的努力，一直萦绕心头，说明“我”对自己主体地位的极力挽救而又为现实世界所阻、无法脱身。这一点，别人也难得明白。“我”感慨道：“开张药方是件极容易的事，但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了解却是件难事。”{15}最终发现了男孩的致命伤口，“我”放弃了救治他的希望，准备像牧师那样看护着他离开这个世界。这时人们涌进来，脱去了医生的衣服，口里唱着滑稽的歌谣：
“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
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
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16}
歌词表现出悖谬的思考方式：人们想利用医生为他们治病，却又无视他的自我；人们对他无比贬低、任意处置，却又寄予希望。这是一个矛盾的世界。最后的场景是医生赤身裸体，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17}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命定的？
三、结语：荒诞的信息与载体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载体和所传达的信息，同属荒诞。《变形记》是个离奇的故事，是异想天开。非现实的，而正是这种故事形式受到了阿多诺的赞扬，认为“他那种非现实的、片断的和变形的艺术内容，实际上是把日常生活的假象所掩盖的深层现实，明示出来”{18}。从这个意义上看，非现实无疑是反映现实的最好的形式。《乡村医生》则更加具有非现实的形式，故事在一个雪夜发生，又出现了有神秘色彩的月光，发生了那么多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事情，使整个故事看上去像一场梦，现代人主体性丧失的噩梦。
从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两篇故事都告诉人们:现代世界是荒诞的。《变形记》中，异化使人违背了所有的人伦感情，紧紧抓住金钱这根绳索，竭尽全力获得生存，但这根绳索是救命稻草，抑或是一根金色的绞刑台上的绳索，不得而知。在《乡村医生》中，医生的一肚子苦水无人倾听，被放在一个失控的、无助的马车上，驶向不知名的地域。
加缪曾说过，“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19}。故事中的主人公正是处于这种不被理解，不被给予主体地位的处境当中。“社会生活中主体的危机把人逼向了一种极端的个人存在，并把这种孤立的、单一的自我作为主体来加以依托。但是这种孤立的单一自我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因为这单一的、孤立的自我也并没有真正的根基。这便是整个存在主义哲学面临的人的状况：人的荒诞。”{20}卡夫卡笔下正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主体在异化的世界中消失、荒诞感随即产生的世界。
（责任编辑：水 涓）
本论文系南京理工大学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KF09052
作者简介：王育平，文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研究；吴志杰，文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文论、翻译研究。
{1}{18}周宪. 20世纪西方美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6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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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7}{8}{9}{10}{12}{13}{14}{15}{16}{17}卡夫卡. 卡夫卡集[C]. 叶廷芳等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61, 77, 77, 59, 65, 85, 85-86, 95, 138, 136, 137, 139, 139, 140.
{11}{20}牛宏宝.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466,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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