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 朦胧诗 第三代诗 社会转型 动因
摘 要：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以“运动”、集团冲锋的方式迅速取代了朦胧诗的诗坛“霸主”地位，并在精神向度、文化立场、美学原则、诗歌观念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对立与悖反；在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现时语境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构成了这场诗潮更迭的外在动力；而两代诗人成长经历的不同与朦胧诗创作中存在的困境则可视为内在基础。
诗歌作为对社会生活体认最为敏感的审美艺术形式，往往是诠释时代风尚、映现民族心理的艺术先导。而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演进、高潮、衰落都要经历一个跨越传统的过程，在对传统的反拨与超越中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种创作思潮的更迭往往暗合着现实社会中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及作家成长历程与心灵体验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演进轨迹莫不如此。这种文学思潮的更迭有时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以“扬弃”传统的方式进行，有时则以激进的、全面颠覆的形式完成。作为各领风骚而独霸20世纪80年代诗坛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的演绎递进无疑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二者之间几乎毫无传承的递进演变耐人寻味，前者以张扬理性，重塑人道，重新举起了“五四”启蒙大旗，而后者则以反其道而行的诗学理念，以“运动”、集团冲锋的方式迅速占领了朦胧诗的领地。在第三代诗身上，看不到多少继承的痕迹，其间，缺少必要的时间准备和理论铺垫，朦胧诗几乎是高潮未过即被赶下了台，当读者们还在咀嚼着“朦胧”之后的余音时，突然发现诗的味道完全变了。两种诗潮从精神向度、文化立场、美学原则、诗歌观念等全方位的对立与悖反，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诗坛主流诗潮的更迭，我们在以往的诗歌发生史中几乎无法找到可供利用的资源来解读这一重要现象。这些年来，虽然对朦胧诗及第三代诗的研究有很多成果，但对于这场诗潮更迭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却少有整体性的探讨，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喧嚣的诗坛主人的更迭，会深刻地发现有很多令人深思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本文将从上世纪末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二次大规模深刻的大转型这一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对这一文学现象加以考察，从现实语境、作家经历、诗歌内在规律等方面来寻找可能存在的答案。
一、社会时代语境的深刻变化
新时期的文学是在一步一步突破禁区中发展的，朦胧诗就肇始于当代中国从“文革”后期的黎明前黑暗时刻至新时期之初重新开启现代化征途的最艰难时期。朦胧诗人在“文革”之中大都走过了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道路，经历了狂热、迷茫、失望、愤怒、反抗的精神洗礼过程。他们是最先觉醒的一代，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现实的强烈关注，勇敢地对“文革”提出怀疑与批判，并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从“白洋淀”出发走向了“广场”，在这场长期被“左”的路线专制统治之下的反抗意志总爆发中，他们实现了“民族理性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一次新的觉醒”，“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动”①。紧随其后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上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与呼唤，进一步开阔了朦胧诗人的视野，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料。“左”的思想逐渐得到清算，文学的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人”在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批判、饱经磨难之后，被重新纳入到文学的视野中，“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界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家讨论的重要课题”②。从此，在文学中表现“人”，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抒写人的情感，揭示人性的复杂成为一种潮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文革”后期就开始诗歌创作，并在“四五”运动经受洗礼的朦胧诗人开始正式登上文坛，在激烈的论战中，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禁锢，在时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以卓尔不群的英雄情怀、使命意识和批判精神保持了文学与中国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联系，逐渐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并在全民性的反思中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朦胧诗时代已完全不同。从思想文化上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争取个性自由与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及对“文革”反思、批判的深化，人们已逐渐从以往“神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政治坚冰被彻底击碎，尽管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波动，但思想“解冻”的步伐事实上在不断加快，曾经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逐渐松弛下来，政治的阴影开始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渐渐退却。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来的国门大开，作为引进了资本与技术的附带品，西方的各种哲学、社会潮流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入中国，这些良莠不齐的西方思潮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众麻木而禁锢的心灵，更促使人民对于传统意识形态文化提出质疑。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新时期之初曾经高涨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政治文化以往具有的神秘、崇高面纱被撕下。在对走过的历史道路进行反思与对现代化的渴望中，知识与文化界将目光转向了文化，试图通过文化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一个重要的文化价值倾向，就是学习国外，一切向国外，形成了一股崇尚西方、寻找“现代性”的思想热潮。在经济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城乡并举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走向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为导向、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秩序在建构之中趋于成熟，商品因素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传统体制束缚已久的市民阶层，由于获得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保障与鼓舞，在公司热、经商热中纷纷投身于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实惠的经济活动中，在不断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主体意识也被唤醒，注重实利，世俗认同渐渐成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形成了一个新的、稳定的阶层群体。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已不满足于只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角色，期待着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的应有的关注与表现，并以一种新话语方式来保证他们得到的新的身份认同，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话语权。
在上述商品大潮与西方文化的共谋之下，社会和个人都陷入到调整的痛苦震荡中。旧有的价值体系走向解体，多元共生的思想文化格局逐渐形成，突出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立场发生裂变、分化，启蒙原则与世俗理想分庭抗礼。在这场深刻的转型中，受过良好教育，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新一代知识青年所受的影响是巨大的，曾经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都发生了危机，他们不再崇拜，不再轻信，对现实的一切合理性都产生怀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思想情绪在被称之为文学急先锋的诗歌创作中最早体现出来，朦胧诗人曾经倡导与坚守的启蒙使命、理性原则与崇高精神在第三代诗人遭到了彻底的颠覆，率先体现出时代精神的本质特征：反理性与世俗化。
二、两代诗人成长环境、
知识背景的巨大差别
从诗人的成长历程看，朦胧诗的创作主体基本是“文革”中的一代红卫兵和下乡知青。“文革”后期在河北省白洋淀形成的知青诗歌创作群落可以视为朦胧诗的源头，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后来以《今天》为核心的朦胧诗创作群体。他们大多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文革”期间经历了造反有理、全国大串联和接受最高领袖接见的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更接受了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召”下“上山下乡”的洗礼。由于历史的原因，成长期的他们失去了知识教育的机会，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在刚刚步入成年之时便被抛向社会，饱经沧桑，历经磨难，遍尝人间冷暖。苦难的经历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政治有一种彻骨的敏感，多年的思想压抑、心灵创伤使他们切肤地认识到“人”的独立性的重要。共同的文化背景、成长道路和人生体验赋予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鲜明的代际意识。他们当然是不幸的，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他们可能又是幸运的。苦难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复杂的思想情感，培养了他们不畏权暴的反抗意志与拯救苍生的济世情怀。对自由、光明的渴望与对专制、黑暗的批判交织在一起，使他们的诗体现了他们那一代人特有的鲜明文化特征。在时代的漩涡中沉浮了十年的他们有着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更有着亲临目睹人的被摧残、被异化之后的对人的独立、人性复归的呼唤，这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前途与整个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冷峻的外表流淌着脉脉的温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专制主义推向极致，造成了文化的沙漠；另一方面，它又培养了以造反、反叛为追求的造反者、叛逆者，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投身于时代变革的历史潮流之中，成为历史新时期的先锋诗人。
同朦胧诗群体相比，第三代诗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与人生态度。从年龄上看，第三代诗人基本上比朦胧诗人小十岁左右，正好相差一代人。当他们的知青、“农裔”兄长们在乡间田野中啃着窝头，咽着咸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他们正在城市中度过闲散无聊的少年时光。当“文革”结束，兄长们正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幻灭中，对现实茫然不知所措，充满怨愤之情时，他们感受到的却是新时代的无限春光，纷纷走进刚刚复苏的高等学府，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使他们在知识储备上具有了朦胧诗人所不能比拟的先天优势。西方知识的大量传入，渐渐步入正轨的教学秩序，带来了校园文化氛围的活跃，也为第三代诗人在创作上崭露头角提供了现实土壤。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本能的拒抗，尼采、叔本华、柏格森、萨特等非理性、反理性的观念与学说同他们尚处于萌芽中的反抗权威、蔑视传统的精神与意识可谓一拍即合，不仅成为他们文学起步的思想养料，也为他们更加注重各种各样的文学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的运用，为他们进行文学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支持。与朦胧诗人鲜明的代际特征相比，第三代诗人更像是一群人，于坚曾指出第三代诗人在生活背景和精神状态上与朦胧诗群体的巨大不同：“这些诗人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背景，往往缺乏传奇式的人生阅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过去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局外人。十年动乱那种无法无天的气氛，使他们惯于漠视权威，由于长期被忽视，而变得心平气和，耽于内心生活。”③一句“局外人”道出了他们与朦胧诗人的最大不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朦胧诗人那样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深刻灵动的生命体验，也不可能形成朦胧诗人在艰苦岁月中培养出来的精英气质与贵族化气息。商业社会的市场原则带来了的对物质与金钱的终日追逐，不仅加快了社会价值观念的世俗化脚步，随之而来的庸常、平和的日常生活也消磨了曾经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于日常的生活状况以及生存感觉投入了过多的兴趣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然而，他们又不甘于在“庸常”当中被历史所湮没，处于一种对抗与认同交织复杂的焦虑之中，有着一种成为餐桌“座上宾”的冲动与渴望。他们对“过往年代的大师”，“感激不尽，并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但重复和仿制他们，整天在他们的光芒阴影下疲于奔命，这对他们正是最大的不恭，对自己则是一种衰退和堕落。对一个伟大天才的回敬，最好的办法只能是，使自己也成为伟大”④。因此，“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愿望就不仅仅是对朦胧诗诗意原则的反动，而暗含着争夺诗坛话语权的野心。
三、诗歌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
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即经历了波峰波谷的曲折发展演进。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解放区诗歌创作由于对民间资源的重视而形成了歌谣化的倾向，毛泽东《讲话》确立的文学创作的政治原则、美学标准和艺术形式基本决定了建国后近30年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与存在形态。50年代中前期的颂诗、叙事诗创作潮流是延安文学精神的延续，而对“民间”的推崇在新诗“民歌化”运动及大跃进中走向了高潮。标语化、口号化、歌谣体消弭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灵动、含蓄的艺术精神，在将民间化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割裂了与西方现代诗学的联系。在政治观念支配下产生的艺术品自然也失去了艺术的活力与创造力，由“五四”新文学开创的新诗传统逐渐走向了死亡。这种局面直到朦胧诗的产生才宣告终结，朦胧诗独立不阿的反抗意志，蔑视一切黑暗、不公正的批判精神，充满希望的理想信念，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确认及对自然人性的肯定与追求，不仅结束了“无诗的时代”，接续了“五四”时代开放、宽容的现代气息与现代精神，更恢复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从而完成了中国新诗的复活。
但朦胧诗自身的问题在发展中也渐渐凸显出来。众所周知，朦胧诗诞生之初，是以叛逆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通过一次又一次与传统话语论争，才从“地下”浮出地表，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并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同声契合，获得了新的话语霸权地位。然而，它在成为新的“传统”，在完成对建国后诗歌的巨大超越后，又产生了新的审美疲劳。在精英意识的感召下，朦胧诗人们往往以启蒙者自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为人们指点迷津，视拯救苍生为己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结挥之不去，诗人们在完成自我价值超越和精神追求满足的同时也拉大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成为象牙塔中的孤独者。过分追求深度，在诗歌获得深刻的同时也在渐渐失去普世性和艺术欣赏价值，甚至成为精美绝伦仅供观赏的艺术品。当整个时代风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环境趋于平静，思想解放的任务趋于完成，崇高理想逐渐为世俗精神取代之后，他们的英雄悲歌、理性情怀与人道诉求因曲高和寡而渐渐式微也势所必然。艺术上，朦胧诗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搭建起来的隐喻、象征世界，充满着审美的张力，曾经给习惯于接受直抒胸臆、简单直白的颂歌、民歌的读者以新鲜、陌生的美感。但对意象的过度迷恋，使后期的一些朦胧诗纯粹为意象而意象，为暗示而暗示，为朦胧而朦胧，造成了诗意理解上的困难，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往往成为一种解诗的过程，读诗成了猜谜，造成审美中的疏离感。此外，由于朦胧诗人受教育程度偏低，学识、修养上的先天不足，也使他们的创作后继乏力，无法在诗意与诗艺上进行创新，实现更大的超越。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场诗潮更迭运动可谓意义深远。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创作实验，第三代诗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向度。其虚无历史、回避意义、消解崇高、淡化启蒙、崇尚世俗的精神内核与注重语言实验、人生体验、重视日常生活“本真”还原的艺术追求，很快影响到了后来者。在其后的小说创作领域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两个维度的深刻影响。我们从先锋小说中的叙事实验、价值紊乱、意义缺失、超验体验、终极关怀消解，新写实小说中的平民取向、世俗关怀、日常生活的“零度情感”下叙写，表现小人物尴尬的生存境况以及某种无聊、空虚及至颓废的精神状态等都能看到第三代诗的影子。因此，由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开启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转型，实际上在第三代诗中已经定下了基调。诗歌作为比小说更敏感，更具艺术气质的文学形式，以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新时期文学两种价值取向的转换，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场诗歌颠覆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于沐阳，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思潮。
① 姚鹤鸣.在历史的秋千架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②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J].红岩，1980，（8）.
③ 陈旭光编.快餐馆里的冷风景——诗歌诗论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④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M].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