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超
关键词：再别康桥 意境 慧悟
摘 要：正如学界指出，《再别康桥》具有古典意境美。但论者多未对其意境的深层意蕴予以探究。笔者则综合文本分析、学养基础与生活背景考察、艺术路线定位，认为“不带走一片云彩”尽管不无遗憾、无奈的感性怅惘，但在理性的艺术营造中，更蕴涵或“暗合”着哲思慧悟：缘会无常，不可贪执。该诗外在的“三美”也正赖此“深意”点睛传神，从而具备气韵高妙、超凡脱俗的格调。
1928年夏，为从“毒蛇似蜿蜒”的苦闷生存中抽身缓气，诗人徐志摩出国旅行。经日本、美国，之后抵达英国，诗人重温了早年求知、恋爱的“圣地”英国康桥。当年秋，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感慨万千的诗人写下了中国新诗史上并不多见的精品佳作《再别康桥》。对这首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诗作，当今学界可谓不遗余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者或结合作者的相关生活背景揭示其主题意蕴，如，人生感伤说、恋爱失落说；或对其“三美”的艺术特征和古典意境美作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分析。应该说，这些探讨为我们把握该诗的意蕴和美学魅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笔者则试图在多年涵咏玩味该诗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古典美学的相关理论，对该诗的美学魅力作出民族美学的深层探微，以期刷新读者对该诗的品鉴体验。
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再别康桥》具有中国古典意境美。然而论者却多从意象的角度论述。例如：“相信中国读者读这首诗，会完全沉浸到中国古典诗歌所营造的意境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诗中有几个关键意象‘金柳、‘青荇、‘榆荫、‘浮藻等都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①接着作者追寻了这些意象的传统诗词渊源。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有代表性的：即，该诗有机组合了古典诗词的意象，因此具有古典美学的意境。其实，这种“意境论”固然不算乖谬，其实质却是“意象论”，只是局限在真正意境论的表层。那么何谓意境论的深层内涵呢？对此，不少当代学者早就指出：“‘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本体和生命的道（气）。”②或者说“意境是对宇宙本体或世界实相的追求”③。概而言之，佳作而能以“意境”标举之的，除了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意象、语言的有机组合外，还须此有机组合能含蕴言外的深意；也就是所谓“宇宙本体和生命的道”。这也正与当代诗人于坚所说不无相通：“好诗是，其最大的一圈是引车卖浆者流都明白的汉语。其最小的一圈，是禅。”④而对于《再别康桥》一诗的言外之意、“最小的一圈”的感悟和诠释，正是绝大多数读者、乃至专家付诸阙如的。
那么，隐寓在《再别康桥》“三美”之内的这“最小一圈”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应该从文本而不是作者的具体生活出发。因为文本，尤其一首意蕴丰富的诗歌，经过作者对生活表象的艺术提炼，往往富于哲思理趣，具备以一寓万的形而上品质；实在不宜以具体的生活事项坐实。笔者以为，要把握《再别康桥》的言外之意，关键在“作别西天的云彩”与“不带走一片云彩”二句。前者作为开端，感性平实，提纲挈领，娓娓道来；后者作为收尾，含蓄蕴藉，余音绕梁，耐人寻味，是前者的呼应递进。不难看出，正是这种递进升华了诗意，提高了诗境。因为它不仅表达了感性情绪，而且含蕴着哲思慧悟：人生偶然，聚散无常，就如佛偈所言：“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对物象执着、对生命贪恋无非只是妄念。遗憾也罢，怅惘也罢，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不带走一片云彩”。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有限生命的明彻与洒脱，才是一种睿智的、值得首肯的人生境界。
然而，对笔者这种以“道”、“禅”来阐释徐诗的倾向，一定会受到质疑。因为，从中国现代诗歌史来看，徐诗是不以哲理见称的。在哲理诗的领域，徐志摩并不像废名、冯至、穆旦等人引人注目；他对道境玄机的参悟，也不如戴望舒那样有迹可循。但事情并不总是绝对的。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素养的诗人，徐志摩尽管思想“单纯”，但绝不浅薄。他天性颖悟，学业优异，先后就读于国内外名牌高等学府；师从梁启超、追慕罗素、访谒哈代、交接泰戈尔……学养深厚自不待言。此外，《再别康桥》作于1928年，其时诗人年过而立，经历了生活的磨练，艺术上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在此学养、阅历、艺术积累的背景下，加以特定的情景，诗人营造出这曲蕴涵灵机慧悟的天籁绝响，不但不足怪讶，而且有着相当必然性。下面着重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储备对促成该诗“慧悟”性质的背景线索予以梳理。
首先是生活经历。徐志摩家世优裕，心志敏慧；应当说他早期在物质需求、求学社交等各方面都无大的缺憾、滞碍。但世事难料，命运的轮盘并非总是契合着个人的意志而旋转。诗人的幸运也只是过眼烟云；个人的意志不可避免地在冷酷的社会齿轮中遭遇磨碾。其一，恋爱的失落。身为有妇之夫，徐志摩在康桥求学期间为风华绝代的才女林徽因倾倒，从此一往情深，溯洄求之。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被林父及林本人接受；终究只能天河遥望，徒叹奈何。其二，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友人之妻陆小曼恋爱并结婚，波澜乍起，弥久难平：父母亲人严重阻碍，忿恚不满；恩师梁启超在证婚时痛加指斥、严厉警示；社会各界舆论哗然，一致声谴。其三，信仰及事业上的挫折。徐志摩回国后，中国的社会现实黑暗混乱，远非向着诗人个人理想的方向运转；在文学事业上，文学团体之间的摩擦倾轧、针锋相对，使诗人疲于应付。其四，个人生活上，二任妻子陆小曼当然绝非预想的“灵魂之伴侣”。二人虽也一度夫唱妇随、缱绻情浓；但毕竟还是逐渐产生隔阂，以致貌合神离，勉强维持。经济生活方面，在失去老家援给的情况下，诗人尽管兼课、写稿，为生计疲于奔命，却由于陆的挥霍无度，仍是入不敷出、困顿异常，种种磨炼使诗人的精神由昂扬趋向深沉；同时也具备了对人生实相进行更深把握的现实基础。
此外是艺术储备。从1921年起，诗人开始了大量的新诗创作，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到创作《再别康桥》的近两年，诗人的创作已经不再集中在情感的宣泄、意象的铺排上。不妨将诗人创作于1922年的《康桥再会吧》与同为离别康桥的《再别康桥》简单对比：前者铺锦列绣，直白拖沓，略无余味，以致发表之初被编辑误作散文排印；后者轻灵简洁，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可以看出，诗人在艺术的理性节制上已经具有的相当的功力。正是这种节制，使其作品留有更多的意味，乃至“技进乎道”，上升到哲理的境界。如1926年的《偶然》，生动形象地传达有缘相会又无缘同行的人际实情，是刹那的感悟，也是千古弥新的常理。应该说，多年的艺术实践使诗人的艺术达到大巧若拙、天籁自成之境已经成为可能。再者，徐诗虽然主情，但也有体验造化、蕴涵哲理的一线诗路。试略作梳理：1923年的《沪杭车中》，表达了诗人对如梦人生的感叹和思索；1924年的《自然与人生》《天国的消息》《山中大雾看景》《朝雾里的小草花》《五老峰》等诗中，诗人感受到运转万象之“造化”的“伟大的脉搏”、“伟大的灵潮”，体悟到自然与人生的隐秘联系；1925年《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则可看作对上述诗歌路线的承续；1930年的《黄鹂》以象征的手法捕捉着生命的幽微；1930年的《渺小》则已是以纯粹哲理诗的形态揭示了生命与万有变幻不居的实相；1931年《火车擒住轨》可谓已经超越诗人所服膺的英美浪漫派，初步具备西方现代诗歌揭示人生荒谬本质的形而上品格……而根据上文对《再别康桥》一诗的简析，不难看出，把《再别康桥》一诗定位为这个诗歌路线中的一环，实是一脉相承，而非牵强附会。
综上所述，在这样的学养基础、生活阅历和艺术旅程的背景下，再加以特殊环境——徐志摩恋爱、求知、审美的“圣地”——康桥；特定的行为——别，且不是“再会”而是“再别”；也无怪诗人会写出意境深妙的传世之作了。古人有言：“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⑤刻意经营也罢，“暗与理合”也罢，该诗都应是有深沉意蕴的。而我们在阅读尤其赏析该诗时，实不应继续泛泛论之，忽视该诗意境的深层内涵。因为这正是使该诗有形的“三美”气韵高妙、超凡脱俗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魏 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① 刘洪涛：《徐志摩的剑桥诗歌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③ 韩林德：《境生象外》，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8页。
④ 于坚：《棕皮手记：诗如何在》，《天涯》，2008年第5期。
⑤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9页。
参考文献：
[1] 顾永棣编注《徐志摩诗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 若凡编《飞扬与落寞——徐志摩的前世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3] 华严实编《徐志摩的传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