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 丹
关键词：家族伦理 空间结构 文化心理
摘 要：家族小说是写家庭中人的叙事文学，渗透着居住者封建文化理念的家族空间结构，是现代家族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从作为家族伦理外在表现的家族空间建制，审视空间主体的文化性格。其中《四世同堂》就是老舍透过祁家四合院的空间结构，思考传统家族伦理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伴随着民族国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任务，渗透着知识分子焦灼的现代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是作家以文学创作参与社会的方式。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经历了抗日战争创作的一部具有史诗性的历史长卷，透过沦陷区的一个小羊圈胡同来观照国人在战争中对家国的态度。在小说文本中，老舍着意探究的是传统家庭的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大多成长于封建家族的文化伦理熏陶之下，作家对传统的家族伦理或是激烈的否定或温情的眷恋，出现了很多有关传统家族伦理的叙事文本。“而跟踪观察传统家庭，探索其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并由此引出‘家-国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重大命题的思考，由家庭改造引向民族生存方式改造的大主题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①《四世同堂》没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选取几户普通老北京人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与苟安。在小羊圈胡同这个特定的生活空间中，各色胡同居民代表了中国“千层糕”式的文化，老舍支起诊断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爱克斯光”机，检视中华民族惨遭外敌征服的文化痼疾，审视传统家族伦理向现代的转化的疼痛。本文选取胡同中的祁氏一家为代表，探寻胡同——四合院这种生活空间对家族文化心理的烛照，并由此审视现代家族小说中家族空间形式与家族伦理的关系。
一、家族伦理在四合院空间形式中的折射
家庭是社会的元单位，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规约着家族人伦关系及道德规范,也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建制方式。北京的四合院可以说是封建家族伦理在建筑美学形态上的现实映射，是家族道德秩序的建筑学诠释。
四合院是老北京人的生活空间，有人称之为北京的“城徽”。四合院秉承“居中为尊”的传统观念,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风格。四合院以庭院为中心,四周由房屋围合而成，创造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独立而内向的家族生存空间。在四合院中，家族生活以北为主，为院中长辈起居之处，东西南三面居住的家族成员都要服从于北面家长的管理。四合院建制中渗透的是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统治思想，位于纵、横中轴线交叉点上的正屋属院落中的最高等级,大多为三开间,中间的厅堂不住人,主要是家中长者用来处理家庭婚丧寿庆祭祀接待等大事，这是家长权力的象征。在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体系中,家长充当着家庭管理者的角色,主持公道，对忤逆的成员给予惩罚，维持着家族秩序。四合院空间建制体现了空间主体的文化性格，是乡土中国的传统家族伦理的现实写照,以一种形象化的形式传达了中国传统的家族秩序。
四合院多居于胡同之中,胡同是四合院的横向连接, 构成了家族关系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胡同这一个狭长而闭塞的空间结构，又强化了处于其中的四合院居民保守的文化性格。四合院、胡同是老北京人的文化创造,是他们构建的一种生存格局、一种文化生态。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一方面每一社会空间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模式之中，都是某种社会过程的结果……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②空间是为社会所生产同时也生产了社会，胡同——四合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这种生存空间中的主体，居民的活动从民间的隐形形式又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与空间形式相对应的社会传统和道德规范，包括居民的社会心理结构，家族伦理关系等。
二、祁家四合院空间结构渗透的家族伦理
北京四合院建筑作为居民住宅形制的一种代表,应和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制度,同时传达了传统民居的东方文化性格。王国维认为,传统建筑群体组合的文化成因,不过是“血亲家族伦理”和礼制要求的文化象征。就祁家四合院而言，其格局虽不够标准，但在空间布局尤其是居住用房的分配使用方面较突出地反映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契合了传统四合院建制中家族伦理的渗透，祁家的家族成员在家中的位置也暗合了他们在四世同堂中的地位。
祁家的四合院属于老北京城中普通劳动者的庭院，这个院落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条，且南北房不对称，不是标准的四合院格局。“祁家宅院的非标准化，不妨认为含有关于全篇内容（‘四世同堂式家庭的式微）的象喻。”③四合院建筑是中国前现代社会的象征，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作为民居的四合院将被高楼所取替。尽管祁家格局欠体面，“可实质上却成了小羊圈数一数二的好房子”。由此可见，小羊圈胡同中的居民多为中下层劳动人民。
在祁家四世同堂的院落中，祁老人既是最长者又是最权威者，居于正房，正房所用的木料在全院中是最好的。但祁老人并非一人独居正房，而是与孙子们共同居住在北面正房的五间房子中。按照四合院的建制，东面处于震位,“震者长男也”，东厢多居住的是兄长。在这五间房屋中，瑞宣居于最主要的位置，也就是紧挨客厅的东面的房子，老二瑞丰相对着瑞宣居于西面，祁老太爷和老三瑞全分别居于最西和最东两间。在四合院中，南屋又称“倒座”，因为正房是坐北朝南，而南房是坐南朝北，位置正好倒过来，所以称“倒座”。倒座一般作为仆役住房、厨房和客房，祁家的“倒座”是祁天佑老夫妇带着曾孙小顺儿居住。由此可见，在祁家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生活格局中，作为仅次于祁老太爷的第二代人祁天佑，处于家庭的非主要位置，而以瑞宣为代表的第三代际则是家族的核心，同时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祁老人是北京城平民中的一员，作为一家之长，封建保守的家族本位思想是他性格的主导。生于清朝末年的祁老人，经历了太多战乱，按照他的逻辑，他自信有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顶大门的破缸，在北平这个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中会度过一切战争。他克己忍让，勤俭持家，并以此维持着祁家的和睦。祁老人有自己的道德审美评判，他信任懂礼节、会治家的长孙媳妇，对不守妇道、好吃懒做的二孙媳妇胖菊子持否定态度。在家庭生活中，他坚信一家人的吃食最重要，指导勤劳朴实的长孙媳妇韵梅为一家人的生计精打细算。祁老人担负着家庭精神领袖的角色，在战争年代，他的健在就意味着四世同堂在现实层面上的客观存在，而现实主体上的家又能给家族成员心理上的慰藉，以更好地维系家族伦理道德秩序。
祁天佑本人不在四合院中居住，天佑太太又居住在南屋的“下房”，这也就隐喻着作为四世同堂的第二代家长的祁天佑，在这个家中被搁置的位置，以及家长权威的缺失。“有祁老人在上面压着，又有儿子们在下面比着，天佑在权威上年纪上都须让老父亲一步，同时他的学问与知识又比不上儿子们，所以他在家中既须作个孝子，又须作个不招儿子们讨厌的父亲。”祁天佑秉承了父亲本分老实、诚实正派又不趋炎附势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有着很深沉的家族情结，做掌柜却没有商人的奸诈，将布铺经营的像家庭一样有人情味。虽然不在家中居住，祁天佑时常回家看望父亲、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孙子孙女。家对于他来说是灵魂皈依之处，只要家庭能有平安，四世同堂能够维持，他就可以忍辱负重地活下去。然而，国难之下他终不堪忍受人格羞辱，含恨而去。
四世同堂中第三代的代表是长子祁瑞宣，他是老舍进行家族文化反思的重要人物形象。祁瑞宣在四合院中居住的位置最佳，家族责任也最大，全家的经济支出基本上是他一人在支撑。父亲做生意，不大过问家事，祖父虽有家长权威但年岁已高，老二瑞丰浪荡而又自私，因此，瑞宣对于四世同堂的家族维系来说，他留守家中尽孝的责任无人可以替代。同时，祁瑞宣又是一个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着敏感而深重的忧患意识，对于民族国家的救亡运动理应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然而他理智地明白他的出走将意味着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断绝，以至四世同堂的瓦解。他经受着知识分子觉醒的国家意识的折磨，却痛苦地选择了留守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性格中的一种悖论。瑞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瑞宣忧患意识的理想寄托，他极力弥补不能正面参加战争的遗憾，资助奔赴前线的抗日家属，教育学生不做亡国奴，坚持听广播关心前线战事，与钱默吟、窦神父、富善先生讨论民族前途。
四世同堂中的第四代只有小顺子和小妞子两人，小妞子又在饥荒中不幸夭折，仅剩小顺子一人。随着战争的深入，祁老人四世同堂的理想逐渐被解构，他仍希望四世同堂能在重孙辈得到延续，祁老人对小顺儿说：“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小顺子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他将会繁衍新社会中的四世同堂。小妞子在饥荒中失去生命，而小顺儿能够在战争、饥饿中生存下来，寄寓作者对于四世同堂理想的充满温情文化性格的眷恋与认同。此外，我们可以发现“小顺儿”的谐音正是“孝顺”，这也正是老舍对于“孝”这一家族伦理道德赋予生命延续的文化隐喻。
三、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的家族空间结构
家族小说是写家庭中人的叙事文学，人的起居场所自然是家族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小说文本中，家族的空间建筑结构除了承担居住的首要作用，还负有文本空间叙事的意义指向。家庭建筑渗透着家族伦理和家族秩序的封建传统思想，家族的空间构建是居住者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审美趣味的外在呈现，不同的空间模式彰显出空间主体不同的家族文化理念。
传统中国以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文化为本位，同时家国同构，家族制度被现代知识分子看作封建专制及宗法礼教最坚固的堡垒，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作家，对代表“专制”的家持一种或激烈或温情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五四之后，传统与现代两种二元对立的文化在家族内部发生了冲突。在现代家族小说中，代表落后保守专制的封建思想与旧家庭空间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隐喻关系，深化了文本的文化内涵。
《四世同堂》中祁家四合院，《家》中的没落大族高公馆，《雷雨》中的周公馆，《财主底儿女们》中苏州蒋家的深宅大院，《金锁记》中的姜公馆，《金粉世家》中的金公馆，都是在封闭、阴郁的家族空间中增强了文本的现代性批判力度。对四合院中和睦安详的家庭氛围老舍是怀有眷恋的，批判的是其中保守而隐忍的文化性格。《家》中的高公馆、《憩园》中的杨公馆、《雷雨》中的周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作者们对其中的家族伦理是激烈批判的，旧家大族的府邸作为封建压抑的象征，冲出家族高墙寻求个性解放成为年轻人的理想。高公馆也是四合院构造，但与祁家平民四合院相比，高公馆是望族，地位高，人口多，由两进四合院连接起来，封建等级思想也更为明显，居住空间分布严格遵循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与祁老人在家中因慈爱而受尊敬的地位相比，高老太爷在家中的权威是因威仪而建立的，高公馆家族伦理的空间建筑的人格化成为作者激烈批判对象。张爱玲笔下式微的姜公馆透露出的是颓废、苍凉的基调，在没有血腥却到处弥漫阴郁气息的姜公馆里，带着黄金枷锁的曹七巧，以及枷锁下异化的亲情关系，让人倍感压抑和沉闷。
中国新文学史是由前现代的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性阶段，家族伦理也处在相应的转型期，旧有的宗法伦理受到质疑、否定和批判。现代作家笔下的家族空间结构，作为封建文化衰落的象征，也对应着实际家族空间建制的缩小，家族成员的减少，家族本位思想的式微。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巫 丹（1984-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③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3页，第93页。
②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2版，（增补版）第490页-第491页。
参考文献：
[1] 老舍《四世同堂》[M].《老舍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