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叶林 董正宇
关键词：《边城》 沈从文 语言资源 语言策略
摘 要：沈从文《边城》除了保守湘西口语作为文本语言底色外，还借鉴、起用了“文言”话语，同时成功地对“欧化语”进行了创作性改造，从而实现对各种语言资源的杂糅和创化，最终建构起独特的沈从文体。
写作《边城》时，沈从文已经从早期粗糙的文风中走出，步入一种从容的写作境界。从语言资源观察，此时的沈从文有着多种选择：典雅古朴的文言、结构严谨受到欧化影响的现代白话、贴近生命生活的湘西口语。在作家的调遣下，古、今、中、外的语言资源如同涓涓细流汇集大海一样最终在文本中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构成一个近乎完美的艺术整体。
一、湘西“母舌”——《边城》的语言底色
湘西口语——这种最贴近沈从文生命本真状态，也是他最为自然的表达方式的语言，构成了《边城》的语言底色。“我们懂得最深微，用起来最灵便的，往往是那些从小学来的乡土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无限关联的语言，即学者们所谓的‘母舌(Mother tongue)。这种语言，一般地说，是丰富的，有活气的，有情韵的。它是带着生活的体温的语言。它是更适宜于创造艺术的语言”①，作为沈从文同时代的作家，钟敬文看到了方言母语在艺术传达上的微妙与灵便。《边城》里描绘的湘西风土人情所使用的那些活鲜鲜的语言，都是沈从文从湘西人民生活的肥田沃土中攫取出来的，一言一语都浸透着湘西的地域色彩。沈从文自承：“我文学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②“文字中一部分充满着泥土气息。”③《边城》中，无论是人物对话，亦或是环境描写、事情叙述，都有着湘西口语的独特风采。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
“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这段对话是二老傩送与翠翠首次相见时发生的，语言全部为简洁明快、优美动人的口语、方言，字里行间氤氲着淡淡的青年男女的青春气息。二老傩送感情外露，语言上也积极主动，并有一点挑逗、调侃意味在其中；翠翠性情温和，情窦初开未开，朦朦胧胧，语言上天真纯朴，连骂人的话语也是“轻轻的”。1935年，沈从文在评论穆时英的创作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作品安排重在“与人相近”，运用文字重在“尽其德性”，这样的作品才能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所谓文字德性，指的是“不过分吝啬文字，也不过分挥霍文字”，即“用的恰当”④。在笔者看来，所谓“文字德性”、“用的恰当”，在《边城》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最能表现湘西的风土人情、地域风貌的口语，在他那枝生花的妙笔下，转化为蕴含丰富、形象动人的文学语言，他们像用水洗过似的，峻洁而自然，它是那样的纯净，那样妥帖，毫无雕琢之气。再举一段叙述性文字：
初五大清早落了点毛毛雨，上游且涨了点“龙船水”，……祖父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戴了个粽把叶的“斗篷”，携带了一个篮子，一个装酒的大葫芦，肩头上挂了个搭链，其中放了一吊六百钱，就走了。
这段文字采用“龙船水”、“粽把叶”、“斗篷”、“大葫芦”、“搭链”等湘西词语，形象而逼真地描绘出湘西土家族的生活习俗，动词“落、涨、戴、携、挂”等既通俗又洗练，也与返老还童、天性纯朴的“老船夫”形象相称。《边城》还有一些语言，赋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如“大老”、“二老”、“车路”、“马路”、“搭链”、“脑壳”、“长年”等等，是流传在湘西人中的极普通的口头语，在这些口语中回荡着家乡人民的乡音，一种亲切、真实清新之感油然而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沈从文还十分擅长运用民歌来表达湘西淳朴自然的边地风俗。对于盛行歌唱之风的家乡人民群众，作者非常谙熟，恰切地采撷民歌语言，艺术地表现他们的平静生活，抒发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唱出了他们对纯真的爱情的憧憬。请听：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这首完整的民歌是翠翠一人留下守船时唱的。她目睹了过渡的人群中一些女孩子进城看龙船的打扮，进而联想到前两次过节时的盛况，萌生了一种对二老傩送的那种极微妙的思念之情，在心灵的深处自然而然地荡漾起初恋情感的涟漪。歌词的语音节奏整齐，比喻形象质朴，富有极强的表现力，以“金簪子、银钏子、豆芽菜”唱出了一个船家少女简单朴素的生活经验，显示出她的纯洁与天真，唱出了她对傩送的那种朦胧的爱慕之情，唱出了她对朴素美的追求与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边城》中还有不少语言是以隐含的形式大量采撷和运用湘西口语、俗语、民歌的资源。如：
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不能成为希罕的新闻……
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喜欢听人唱歌。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
大老又说“……‘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唉，这两句话恰恰是古人为我说得！”
这些节奏强烈、声律和谐、句式整齐的话语，显然均来源于生气勃勃的湘西口语；它们或起兴，或类比，或排比；或出现在人物唇舌之间，或用于叙述和描写；情感浓烈，气势畅达，内容上“与人相近”，文字上能“尽其德性”，都离不开“水”，离不开“歌”，突出了边地水滨人民能歌善舞的淳朴风情。
二、古典文言——深层诗意的传达
就现代汉语文学的生长过程而言，通过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努力，汉语现代化的总体特征基本完形，它以“文字场”为核心特征，有“欧化”的倾向。作为纠偏的努力，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语言建构在“声音场”和“文字场”之间冲突、衍生和整合，沈从文、老舍为新的典范。与老舍“以西方语言的句式和谐地包容、拓展中国人的口头表达，将一般叙述中只是作为对话引语的口头言语方式建构成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叙述描述语言”相较，“沈从文的言语方式则近乎纯文字化，对话也不在符合口头习惯上下功夫，却将它作为文章机构的关键处理”⑤。究其原因，从语言资源的运用和语言策略的取向上观察，沈从文除了保守湘西口语作为文本语言底色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其中关键的因素。虽然胡适喻现代白话为“活泼泼的美人”，视古文为“冷冰冰的冢中枯骨”⑥，以“活”与“死”强调两者的不可通约性，但沈从文偏偏向“死”中求“活”，采撷、改造、起用“文言”话语，并取得相当的成功。
首先，《边城》的叙述语言与魏晋时期崇洁尚简的文风十分相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沈从文曾提到：“从中国旧小说看来，我们就知道《世说新语》的好处，在能用素朴文字保存魏晋间人物行为言语的风格或风度，相当成功。”《世说新语》语言的简约含蓄、朴素生动、优美传神，正是沈从文所理解的“魏晋风骨”的真谛。
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
这段文字，语言省净，始终围绕着“人”的言语、动作来进行，人在景中，情在景后，情景交融，细细体味，既有几分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淡雅气度，也有几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风范。
其次，细细体味《边城》，可见其描写文字总流露着几分唐人小品的诗意。且看下面这段经典文字：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这段文字，骈散结合，错落有致，参差之中见整齐；长短句搭配合理，长句柔顺，短句刚劲。散句如：“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而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骈句如：“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长句如：“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日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短句如：“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总体上宛如一幅师法自然的传统笔墨山水，意随文转，纯净淳朴、清新隽永。由此，不禁使人联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两相比较，其中的传承关系读者自可体会。特别是“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一语，意境上与《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可谓异曲同工。
还有，《边城》文字明显受中国古典文学“求简”美学传统的影响。就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追求而言，简练始终是不变的追求，从《世说新语》的简约，到唐山水小品的隽永，都是这一美学追求的典范之作，循着这条隐约的发展轨迹，至明“性灵”小品，“文约而事丰”的传统，可谓达到极致。此种性灵小品的余脉，至20世纪30年代经周作人等人大力提倡，在现代汉语文学中再次得到生发。效法晚明小品，就文字而言，周作人自然是朝“平淡朴素”一路而行，“这种朴素的美，很影响到十年来过去与当前未来中国文学使用文字的趋向”⑦，沈从文无疑也是其中受到教益者之一。且看《边城》篇首：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在谈创作体会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简洁是才华的姊妹，写得有才华就是写得短。”这段不足百字的文字，平平而起，娓娓道来，用最经济的文字就清楚地交代了小说的“环境”、“人物”。尤其是七个数量词“一”的运用，把一个单纯、唯一、孤独的生命情境和盘托出，颇具张岱《湖心亭看雪》省净之美神韵。
三、欧式话语——被改造的语言形式
如果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汉语写作的话语资源作一层次分析，大体上可见出三大源头：作家们从小习得的方言口语可谓创作语言的根基和底色，接受旧式教育而来的古代汉语则是创作时重要的历史语言资源，而新式教育下学习到的受到西方话语深刻影响和改变的现代白话才是现代作家们从事写作的本色。前者在文本的出场方式往往是零星、夹杂的，中者则以潜隐的方式在文本中生存，而后者在现代汉语写作文本是大量真实存在的。但奇怪的是，评论家在谈论和评述现代汉语写作时，往往对后者的存在忽略不计。在对《边城》语言的评述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着。从真实的文本话语存在方式而言，《边城》中受“欧化”影响的洋腔洋调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沈从文高明的“文字魔术师”手段，使三种话语资源在文本中达到了高度和谐的地步，从而导致粗心的读者忽略这些“洋腔洋调”的存在。且看：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不少语言学家都认同，相比西方语言，汉语在语法上更为自由；自《马氏文通》伊始，汉语受到西方语法的影响，才开始注重语法的自觉建设。因此，我们所谓汉语的“欧化”，开始可能主要就词汇层面，继之则为语法层面。上面这段文字，从语气语调上看，为传统汉语基调，但细细分析句子结构，尤其是划线的两句话，语法上显然为欧化语。以后者为例，长长的介宾结构作主语，更是典型的英语法则，完全可以视为下面英文句子的直译：
Instead of the god, so that he feels the power of the life when the sun is rising, and dont have the thought of the man dying with the sun setting,is the girl next to him.
对于“欧式”话语的创造性运用，是新文学作家的共识，老舍说：“我们自己的文法是简单，简单的没有法子把一句含义复杂的话说的圆满呀!……欧化的语句有时候是必不能舍弃的。”⑧文艺理论家朱光潜也认为：“就大体说，西文的文法较严密，组织较繁复，弹性较大，适应情思曲折的力量较强。这些长处迟早必影响到中国语文。这就是中国语文欧化的问题。”⑨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沈从文在写作中试验和使用“欧式”话语的语言策略就十分容易理解了。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就指出，“在整个20年代，沈写长的句子完全违背传统句法，简直是向中国文学陈规摆开反抗架式。”⑩沈从文的朋友徐志摩也惊叹过沈的文章句子很欧化，沈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11}。当然，沈从文的早期努力并不成功。这种痕迹在《边城》这样几近完美的文本中依然存在。如：“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这个句子的主语是“生命”，谓语是“觉得”，很明显主谓搭配不当。可将它改为：“在成熟中的翠翠觉得生命里好像缺少了什么。”或“翠翠在生命的成熟中，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这种错误应该视为对欧化语生搬硬造的结果。
但就总体而言，在故乡方言口语与现代白话之间寻找到精神联系的基础上，《边城》还是实现了对“欧化语”成分的创作性改造，从而实现对各种语言资源的杂糅和创化。《边城》中不少句式上仍然很长，但语意上粘联回旋，并且描写叙述中都采用对话口气，实现了精神上返依传统、结构上学习欧式的语言对接。如：
这种妇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水手挑绣花抱兜，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铺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孙叶林（1970- ）文学硕士，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董正宇（1971- ）文学博士，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① 钟敬文：《方言文学试论》，《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理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②③④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25页，第70页，第203页。
⑤ 徐德明：《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⑥ 胡适：《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⑦ 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⑧ 老舍：《我的“话”》，《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⑨ 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⑩{11} [美]金介甫（JeffreyC.Kinkley）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7页，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