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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的结合

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的结合

关键词:革命伦理 民间伦理 主体

摘 要: 《小二黑结婚》对一个真实故事的改写,以落后人物的教育和改造及其家庭权威的衰落反映出了新时代的变动和新的时代主体的生成。这种革命性主题的表达又是以民间道德伦理的方式强化的,反映了解放区文学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结合的特征。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在它的发表之初便受到了延安高层领导人和文艺界重要领导的高度评价,它在确立赵树理作为方向性作家方面影响很大。它在小说主题和小说形式方面对于形成新的人民文学规范方面有着示范作用,同时这一小说将民间文化资源纳入革命文化的成功经验也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个典范。关于前者,人们论说得很充分了,对于后者人们多强调《小二黑结婚》小说形式上的传统色彩和民间特征,却忽略了小说与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潜在关系。应该说这一小说的成功得益于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的有机结合。

《小二黑结婚》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解放区一个村子有个叫岳冬至的青年干部不同意父亲为他选的童养媳,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叫智英祥的姑娘。村里另一个干部有意要将这姑娘说给自己的儿子。这样他们闹了矛盾,结果几个干部找了一个机会斗争岳冬至,打了起来,岳冬至被打死。调查此案件时村民认为岳冬至不应该有了童养媳又去爱别的女孩,是要好好处罚一下他。但又认为将岳打死,这处罚又太重了。赵树理对这起刑事案件不感兴趣,他痛心于村民的愚昧落后的思想,所以将对农民进行民主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当作主题。《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是对这起刑事案件的重新叙述,叙述中着眼于民众对于婚姻的愚昧态度,放弃了对打人致死的干部的革命批判,而以他一贯的写作方式形成其小说的主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得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①这部小说写于1943年,是在彭德怀等解放区领导的关怀下才得以发表,发表后解放区文艺界反响平平,主要与它没有写当时残酷激烈的抗日斗争有关,更因为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太通俗,与新文学传统很不一致。但是这一小说所表现的对于农民落后思想教育问题是当时解放区面临的大问题。解放区不仅要坚决对敌斗争,更要形成农民革命主体,即教育农民,以革命的新思想武装农民。《小二黑结婚》不仅反映了小二黑、小芹这种新型农民的成长,更反映了二诸葛、三仙姑这样思想落后者在新的时代受到教育,抛弃迷信落后思想。这与当时中共领导人力图将文艺纳入革命实践的意图十分吻合,赵树理自发地为农民创作竟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十分吻合。

小说也表现了反霸除奸的主题,如对于称霸一方的金旺兄弟的处理就反映了解放区民主政权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小说主要表现是在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过程中农民是怎样觉悟和成长的,从而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小说突出地表现出以小二黑、小芹为代表的新一代与二诸葛、三仙姑为代表的思想落后的老一代的矛盾冲突,反映了革命思想在解放区农村的强大势力。与《传家宝》相比,三仙姑、二诸葛所保存的家长威严太可怜了,这好像是一场不对等的斗争。二诸葛、三仙姑的阻挠并没有构成小二黑、小芹两个年轻人婚事的威胁。二诸葛为儿子说的一门童养媳,三仙姑为独自得到小二黑要将女儿嫁出去,这些想法两个年轻人根本不予理睬;同时他们的想法更得不到新时代政权的支持。二诸葛以命相不对反对两个年轻人的恋爱,三仙姑用装神弄鬼方式威胁女儿,倒显得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与时代有距离,自然会遭到由革命思想占领了主要阵地的解放区进步势力的全力抑制。

应该说二诸葛、三仙姑他们身上的落后思想是过去思想的残余,在过去肯定是很有市场的,也有一定的权威性,至少是有相当的信众,但是他们这一套在新时代的解放区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只会成为人们的笑柄,二诸葛的“不宜栽种”的典故,三仙姑的“米烂了”的笑谈已经反映出他们的作派与当时时代思想的距离。当小二黑、小芹被金旺兄弟“捉了奸”送到了区上,他们二人都想借区政府的力量将小二黑、小芹拆开。最后是自己的权威在晚辈面前失落了,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大家认可,我们发现二诸葛、三仙姑的拼命维护的旧思想失去了市场,也没有了统摄他人的力量了,这个过程一方面反映了新思想,新观念借助政治的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使小二黑、小芹能轻松战胜这样不堪一击的对手,新的时代变动形成了,新的革命性的农民主体生成了;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旧的权威丧失了其原有的威慑力量,以新的政治权威代替。也即革命观念瓦解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伦理。在赵树理诸多小说中都反映了新的政治力量瓦解或代替旧的家庭权威的现象,如《传家宝》中金桂婆婆要以婆婆的身份将媳妇打磨成像自己的一样人,结果金桂在参与社会劳动中找到了妇女解放的新路,拒绝了婆婆那代表旧传统的破柳条筐和破布和针头线脑;孟祥英(《孟祥英翻身》)也逃离了婆婆和家庭的压迫,成为新时代的女性典型。这些小说常常以新旧思想的交搏方式反映社会的变动。年轻人对老秦的不满(《李有才板话》);艾艾与小宛对小飞蛾和媒婆三姑的斗争(《登记》);菊英、马有翼对顽固的马多寿的斗争(《三里湾》),这些都以家庭内部矛盾形式体现出来,可是又不仅仅是家庭矛盾,它们是被革命召唤出来的新时代主体以新思想否定旧有的家庭权威。由此可以看出农民革命的主体是如何被召唤出来,如何生成的。

《小二黑结婚》以喜剧形式轻松地反映了二诸葛、三仙姑与小二黑、小芹的矛盾斗争,其喜剧性反映了解放区新的社会发展动态。二诸葛、三仙姑是那时代的落伍者的象征,富有乡土和生活气息。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的幽默才华,也能发现他反映生活的真实深度。

二诸葛、三仙姑虽然同是落后人物,可是赵树理在他们身上倾注的感情不一样。二诸葛为人顽固,但有善良的一面。他是一个本本主义者,开口闭口命相不对,黄道吉日,他相信人的一切是由命安排的,反映了一个胆小怕事的老农的心理。赵树理在写二诸葛的时候笔触比较节制,在批评讽刺的时候,暗含温情。在批判二诸葛的顽固、迷信的同时,还揭示了善良可爱的一面。他的善良可爱又是通过顽固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顽固背后是一个老人对儿子的爱。他认为小芹小二黑命相不对,坚决反对他们恋爱,主观上是为儿子好,也就是他的愚顽迷信包裹的善良。二诸葛的原型是赵树理的父亲,他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注入了对落后农民改正封建思想的殷切希望,又包含了自己对父亲的温情。②小说中对三仙姑的描写笔墨有些放纵。对于三仙姑,赵树理感情倾向十分明显,三仙姑的发式、穿着和擦粉戴花都成为嘲讽的对象,说她脸上擦粉,因为年老,皮肤有折皱,“像驴粪蛋上下了霜”一样,这种写法显得有些刻毒。在赵树理看来三仙姑为人不诚,装神弄鬼,糊弄别人。三仙姑骗人已不仅仅是顽固,更是道德上的恶了。应该说三仙姑的婚姻是不幸的,她不爱丈夫于福又无法解脱,是旧婚姻的受害者。但她解决感情苦闷的方式又是非感情的,变态的。她在年轻时以貌诱惑异性,而且是一群“相好”,老了又把眼光投注在年青一代人身上。这带有滥交方式,不是追求失去的真情,它违背了爱情的唯独性、排他性,在感情上她走得越来越远了。更有甚者,她看上了英俊的后生小二黑,小二黑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芹的心上人,她成了女儿的情敌。她为了独霸小二黑,不顾女儿的幸福,草率地将女儿说了一门亲事,让女儿给一个死了老婆的退职的军官当续弦。从这方面说她违背母德,显得冷漠自私。

与二诸葛相比,三仙姑不仅仅是思想落后,与时代有距离,她身上流露出来的是人性之恶, 是人性中的贪婪或者说是人性的缺陷,似乎不是民主思想的教育能奏效的。所以小说不仅从政治革命角度提出了反封建任务,反映出对农民阶级进行民主教育的必要性;它还揭示出旧思想、旧习惯在文化上对人性的毒害,反映出妇女在长期的压抑中,在思维惯性中形成的可恶可怕的人性病态。赵树理在《传家宝》中金桂婆婆、《孟祥英翻身》中的婆婆、《登记》中小飞蛾婆婆、《三里湾》中“能不够”、“常有理”、“惹不起”、《锻炼锻炼》中“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女性身上不仅仅发现了与时代不相符的落后思想,更发现她们身上的人性之恶。《登记》中同为女性的木匠母亲,自己年轻时因为追求真爱被自己的婆婆痛打,熬过了那可怕的日子,现在她又要儿子痛打已有心上人的儿媳妇,像当年自己婆婆打自己一样,将小飞蛾的心从别人那里打回来。《三里湾》中“能不够”、“常有理”、“惹不起”等女性刁钻古怪,以占便宜,整治男人为荣,沾染了很坏的习气。《锻炼锻炼》中“吃不饱”好吃懒做,丈夫出外干活,她只给他吃稀糊糊,自己在家弄面条吃,还到处说吃不饱。那么这样的女人不疼爱老实的丈夫,只顾自己吃喝,就不光是思想落后,纯粹是心地有亏,是品质的问题。赵树理对这些女性像对三仙姑一样骨子里流露出恶感。一方面将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具体地反映在这些女性身上,显示了解放区文学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解放区革命主流文学,在人性缺陷和思想深层的污垢的揭示方面显示了他思考的深度。

《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人性扭曲,心地自私冷漠,被情所困,与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赵树理重点不在揭示人性之恶,他十分注意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写出像三仙姑这样的落后分子在革命大潮影响下的觉醒,所以小说最后三仙姑终于改变了模样,收起了骗人的把戏。革命或者说对农民的落后思想进行民主教育才是他的主要着眼点。

在揭示人性之恶与强调革命思想方面的铆合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小二黑、小芹的胜利,二诸葛、三仙姑受到教育显示革命理念的胜利,反映时代的思想变动。但是赵树理将民间伦理价值观念融入革命观念中,达成了批判旧思想,宣传革命新思想的目的。二诸葛、三仙姑都是喜剧人物,二诸葛有顽固,自以为是的毛病,他自认为知晓人生祸福,却处处显出与时代和现实错位。赵树理借鉴了民间艺术中丑角行当特色,在轻松的节奏中展示二诸葛的改变。对于三仙姑作者似乎有刻骨铭心的痛恨,三仙姑妖艳淫荡,勾引众多异性,欺骗他人,装神弄鬼,擦粉戴花。

青年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宫粉搽得更匀,不由得青年们不跟她转来转去。③

这看似是不动声色的客观描写,其实暗含着批评。以色相招徕异性,女性的穿着打扮变成了革命问题了。所以小说特别强调三仙姑穿着与道德的关系,“三仙姑起先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④,暗暗得意。后来她想与“鲜果”一般的小二黑好,狠心地要将女儿快点嫁出去。三仙姑“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名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⑤。三仙姑装神弄鬼,不守妇德,首先是在道德上有了问题,那么三仙姑成为被批评教育的革命的对象,主要包含了她是道德上改造的对象。用民间的伦理道德尺度强化了革命性,这是解放区文学和革命改造运动的策略,显示了解放区文学生成的重要途径。

三仙姑在知道女儿被抓到乡上的消息后,先到二诸葛家闹了一通,然后回家睡觉了,第二天起得很迟,慢慢梳妆打扮。丈夫催她早点到区上去看一看,她不急。区上交通员传她,她还是不急,还说请区长替她管教女儿。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一逞斗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

……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⑥

这种写法有漫画成分,她斗狠使气,撒泼放刁,意图惩治女儿,独霸小二黑。还过分装扮,“虽然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⑦上区上打听小芹的情况,她却慢慢梳妆了几个小时,“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⑧。夸张的语词表露出对人物的厌恶,三仙姑的装扮不仅不能得到一般民众的原谅,尤其是区长这样革命者会将这看作是落后和道德败坏,斥责她“装神弄鬼”,个人装扮的爱好在这里就进入了革命话语中,道德评价就获得了革命的支持。

赵树理的革命观念和革命的伦理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间伦理道德作支撑。民间伦理道德只有在进入革命话语中才会获得时代意义。从赵树理的创作中可以看到革命文学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赵树理利用了民间艺术形式和价值尺度,改造了农民文化,使民间的伦理道德价值与革命的需求结合起来,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工农兵中的影响,也改变了农民文化的发展方向。他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的文艺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光是立场转变问题,还有个文化资源问题。只有关注了民间的农民的伦理价值与革命理念的融合,才能真正创造出有群众基础的工农兵文学。他的创作和经验也很好地回答了一直在争论的民族化形式问题。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杨亚林,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①② 赵树理:《赵树理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页,第4页。

③④⑤⑥⑦⑧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页,第3页,第8页,第13页,第3页,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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