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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里程

行走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里程

关键词:屈辱 构思 风格 比较

摘 要:本文从莫泊桑《羊脂球》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两篇小说中各自的悲剧性艺术形象为范例,比较丁玲与莫泊桑相似的民族创作立场,及其不同的批判角度,分析不同艺术形象之间的相似和相异点,探寻文学创作借鉴和个性化问题。

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作家莫泊桑发表了处女作《羊脂球》,小说描写普法战争中一个忍辱含垢的妓女羊脂球不幸遭遇的故事。60年后,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女作家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描写抗战时期一位被日军掳掠到军营成了慰安妇的农村少女贞贞的故事。这两篇小说主人公的身份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与侵略军有染的女子。曾被福楼拜称之为“可以流传于世的杰作”的《羊脂球》,莫泊桑以旁观者眼光绘出特殊身份的艺术形象传达出一种撼人心魄的情感;《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以白描的手法和第一人称的视点让读者看到北方一个小村庄里一位叫贞贞的女孩令人唏嘘的命运,传递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一、羊脂球与贞贞的悲剧人生

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原就是个社会地位卑微的妓女。普鲁士军队占领家乡后,她不愿在侵略者铁蹄下操持旧业,因而被迫离乡背井。在与来自不同阶层的四男六女同胞于“漫长离境”之旅的驿车里,她无私地献出携带的全部酒肴款待难友,并坚决拒绝普鲁士军官的要求,显现了祖国至上的情感。但是,羊脂球的善意却换来怯懦自私的同伴先是揶揄嘲弄,继而为保全他们自己而诱骗威胁她就范于侵略军。危机过去之后,这伙人不仅不同情羊脂球的难堪和屈辱,反而以加倍的轻蔑来对待牺牲色相替他们解围的姐妹。当羊脂球觉悟到自己被这些同胞“先是把她当牺牲品,然后又把她看作肮脏的废物似的扔掉”时悲愤交加。

《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十六七岁,痴心要嫁给同村穷小伙子夏大宝,可父亲欲将她嫁给一个年近三十的米铺小老板当填房。贞贞勇敢反抗,赌气跑到山下的教堂当姑子去,恰遇日军打进霞村,躲避不及落入魔掌,被逼当了一年多“军妓”,染上“脏病”,但她多次忍着身体剧痛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日本侵略军的情报,给敌人以重创。小说中,作者真实地写出了贞贞周围群众的愚昧和冷漠。按世俗观念贞贞似乎具备双重不贞,因为村里人认为作为一个女人,被强奸已是失贞;作为一个中国人,被侵略军奸淫则是不贞的平方。所以小说中,贞贞不仅肉体被敌人糟蹋,精神上还受到同胞的轻蔑。不过,小说结尾,贞贞在组织的关心下将赴延安治病学习,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

莫泊桑和丁玲都把笔下女主人公羊脂球和贞贞置于重大历史事件中开展活动,从而显示其悲剧人生。羊脂球生活和活动的背景是普法战争期间。这次战争对法国人民来说是19世纪内最为惨痛和耻辱的大事。色当一役法军惨败,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动辄烧杀奸掠。莫泊桑通过羊脂球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时代社会大动荡中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揭露了普鲁士侵略者的蛮横跋扈及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抨击贵族和资产阶层在大难当头时的伪善自私,颂扬了当时广泛存在于底层群众之中抵抗侵略者的爱国情感。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非法入侵中国,引发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丁玲笔下的贞贞,一个泼辣开朗的农村姑娘,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由于争取婚姻自主权,不幸落入侵略军魔爪,备受日寇蹂躏,却尽力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可她周围的许多人不断在贞贞伤口上撒盐。贞贞的遭遇和变化,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鞭挞了当时中国农村浓重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规范,反映了民众在苦难和斗争中走向觉醒的艰难路程。

莫泊桑写出扼杀羊脂球的爱国感情、玷污其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是那些受过她的“恩泽”的代表法国上层社会的贵族、暴发户及其帮凶,揭露了这些人物虚伪的道德原则,客观上揭示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遭失败的原因。小说最后,羊脂球的同行伙伴们对她横加唾弃,马车在轻轻吹着的《马赛曲》伴着羊脂球屈辱、愤怒的呜咽声中奔驰而去,暗示了第二帝国统治的本质,给读者留下悲愤的沉重感受。《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遭遇悲惨并开始觉醒的贞贞,虽然许多人讥笑和鄙视她的经历,但贞贞却可能到延安去治病学习,使她对“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充满希望和信心,预示着抗战中人的生命新起点。

二、人物形象塑造彰显作者创作风格

羊脂球和贞贞都是在战争年代里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两篇小说虽然创作时代、国度、民族、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皆不同,但两位女主角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她们坦率、善良、倔强,还有那对祖国民族的爱。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社会环境,羊脂球的爱国情绪遭到摧毁后,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辜受难者,其性格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而贞贞虽然遭受许多同胞的轻蔑和非议,但其爱国情感得到决策性人物承认,人物悲剧性生活中带有一线模糊的曙光。

莫泊桑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羊脂球这个“尤物”的肖像:“大家对她却都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种鲜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喜欢。”巧妙点明了与羊脂球实际面貌相符的别号由来。而对羊脂球身旁其他人的肖像则采用漫画手法勾勒,如对嬷嬷的描摹:“脸上满是天花留下的麻点,仿佛在她面前摆着一架机关枪对准了她的脸放过一梭子弹似的。”如此对比描写也暗示了羊脂球遭受凌辱的主要因素。

《羊脂球》中,莫泊桑以旁观者的视觉进行观察,采用人物行动和心理剖析相结合手法,既具体表现人物性格,又生动地对羊脂球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过程做客观直接的解释和剖析。如,当驿车开进多特镇,德国军官勒令旅客下车时,羊脂球和另一位乘客:“在敌人面前显得又稳重又高傲。……他们都懂得在这种场合里,每个人多少代表着祖国,所以都愿意保持一点庄严态度。”这段描写在客观叙述中显现羊脂球的倔强性格。在德国军官向她提出无耻要求后几天内,她一直处于烦躁、愤慨和不安之中,但莫泊桑不是用概念性语言描述她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她的行动、言谈和神情来表现。小说最后,羊脂球舍身满足德寇兽欲,而同胞却对她指桑骂槐。莫泊桑用简练的语言,描写了羊脂球的心理活动:“羊脂球不敢抬起头来。她对这些旅伴感到愤慨,同时又自觉羞愧……她觉得要哭出来。她拼命地熬住……只希望不至于有人看见她。”羊脂球被当作牺牲品推上祭坛后,那些由于她的牺牲而得以保命的上等人,反过来用鄙夷的眼光“报答”她,那心中的委屈与愤怒是无以言表的。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只在情节的开展和人物的行动中,偶尔用片言只语展示贞贞的肖像,并常加上自己的断语或提示:“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简略的肖像描写点明贞贞是朴素和纯真的。在封建色彩浓厚的家人和宗法观念的包围逼迫下,她“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原本坦白、安详、好奇的眼神,变成了“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作者认为,对贞贞过多的肖像描写,无助于更深刻表现主题,而贞贞名字的含义就意味着否定了人们对她不贞的偏见。所以,小说中只略略几笔写出贞贞的眼睛和眼神变化,言简意赅地以人物的语言显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表现人物性格。

心理描写对于表现人物性格,开展故事情节表现主题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我在霞村的时候》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对贞贞进行描述,这种叙写方式能够增强作品真实感和亲切感。但这种描述方式难以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动进行直接客观的展示和剖析。所以一般只能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和神态的变化等加以揭示。当“我”询问贞贞“听说你会说日本话,是么”时,“在她脸上轻轻地闪露了一下羞赧的颜色”,苦难深重的经历,生存的欲望和近乎麻木的耻辱感的矛盾,形成贞贞错综复杂的内心冲突,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作者通过她羞赧的神情和平淡的语调表现,不作正面解释,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到了“我”快走的那几天,贞贞变得很烦躁,“总是心神不宁的,坐立不是的,一会儿又走了”,几天来“吃得很少,甚至常常不吃东西”,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作者对此不作任何说明,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出贞贞内心此刻交织着去与留、自尊与愧疚、今日的痛苦与明日的憧憬等等极其矛盾复杂的感情活动。这种描写既能够具体地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同时,这与莫泊桑在描写羊脂球的心理矛盾时表现手法上相似。虽然具体境遇不同,但贞贞这种自觉羞惭又感到愤慨的复杂心理,何尝不曾在羊脂球的心头涌动。

莫泊桑对加雷·拉玛东夫人微妙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显得更为细腻、精巧和深刻。这位“高贵的”的太太,不仅不理解羊脂球为何一再拒绝德寇的无耻要求,而且向往着委身于那野蛮的德国军人。作品通过对上层社会太太猥琐的思想活动描写,反衬出羊脂球的气节,显示了莫泊桑对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理解能力和艺术表现技巧。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我”赞赏贞贞为抗日奉献出自己的坚韧和觉醒,对贞贞遭受身旁人鄙视抱不平:村民们(尤其是女人)以她的“肮脏”来反衬出自己的“贞节”。就是贞贞的父母,同样觉得贞贞“莫说有病,名声就实在够受了”。而贞贞对自己由于身体失贞而产生“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的耻辱感则一直深埋心底。这一切都表现了小农意识、封建观念在村民头脑中根深蒂固。作者目的要阐述妇女解放首先应当是妇女自身主体意识的解放问题,却未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和对比来充分表达这一观点,而是直接对这些农村妇女内心活动作较直接的判断,这比起《羊脂球》来,在艺术表现方面稍显逊色。

三、作品艺术构思显现作家创作个性

丁玲和莫泊桑以简洁流畅、细腻准确的笔触描绘人物性格、摹画客观景物、构建故事情节,既逼真生动又深刻有力。两位作家都是从小人物日常平凡生活中的行动和心理,表现其生存的艰难,挖掘其不平常的、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

莫泊桑遵循福楼拜提出的,小说应该是“人心的镜子,生活的画面”的主张,尽量冷静地、客观地描写现实,而他本人则藏身于幕后,通过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活动来表达创作倾向。莫泊桑对羊脂球、同车旅客、德国军官等人的爱憎感情和褒贬态度,以及他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均不以叙述者的口吻表达,描述中也不插入任何暗示,只让读者从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情节中自己去体会作者想表述的:卑贱者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并不卑贱;而高贵者的却不一定高贵这一观点。从而达到抨击法国上流社会和德国侵略者极端虚伪和残酷的目的。作品围绕着羊脂球而开展的情节虽不太曲折复杂,却激发了读者愤怒之情和同情羊脂球之心。

丁玲在娓娓叙谈中塑造贞贞形象,语言朴实无华,近似报导。作为女性革命作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穷乡僻壤,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对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农村少女的悲痛和屈辱,丁玲不可能像莫泊桑那样冷静客观地摹写生活,她用自己钢铁般的信念和火焰般的感情去刻画这一人物形象,为贞贞的痛苦而伤怀,为她的受辱而激愤,也为她的觉醒和可能的“光明的前途”而激奋。因此,在丁玲的描写中往往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叙述里也渗透着作家个性化的爱憎感情,更多直接对人物和事件的议论和评价。

《羊脂球》故事脉络清晰,结构连贯而完整。莫泊桑按照时间和空间发展的顺序和生活逻辑程序,严格安排人物和事件,情节直线形依次展开,前后环环相扣,不带任意性和跳跃性。莫泊桑精心地选择和安排两个场面,以此反映羊脂球与他人发生的联系和冲突,从而深刻表现主题。第一场面安排在奔驰的驿车里。当时,那些饥肠辘辘的“高等人”像蝗虫一样把“贱女人”裙子覆盖着的那一大篮食品吞个精光,其中对加雷·拉玛东太太突然晕倒的细节描写极为精彩。第二场面置于多特镇商业旅馆里。当时,由于羊脂球拒绝委身于敌人而与其他人发生尖锐的冲突构成小说高潮。作者以高明的艺术手段,让这群“上等人”自动撕下尊贵和高傲的画皮,暴露出其极端自私的嘴脸,而羊脂球的人品也就在这对比衬托下跃然纸上。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小说开始的“序幕”,用调侃的笔调,描写怯懦无能的乌合之众——法国官兵溃败的狼狈相,揭示了羊脂球悲剧的直接原因。而小说的“尾声”,随着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作者笔触又回到驿车内,富于讽刺意味地描写同车旅客避开羊脂球,“仿佛她在裙子里带来了什么肮脏”。这个生动的前后呼应的细节,显示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精巧和严谨。

丁玲描写贞贞,人物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但在布局结构上,与《羊脂球》有相似之处。贞贞出场之前,先写“我”进霞村时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印象,作为故事的“引子”。作者不急于让贞贞出场,而是通过别人断断续续介绍贞贞的情况,引出她与夏大宝的纠葛,再加上补叙和插叙,从侧面烘托未出场的贞贞形象。接着,作者还通过两个场面表现贞贞,第一场面是“我”在房里和贞贞面对面交谈和接触,进行正面的观察和描述。第二场面摹写贞贞和父母亲吵闹的情景,表现出她内心混杂着对封建主义的憎恨和受民族敌人蹂躏的屈辱之感。最后贞贞回到“我”的房里,提到即将去延安治病和学习。贞贞从被侮辱欺凌,到从事重要的“工作”,她的屈辱就被作者结合进了历史,而她的“病”也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病”是贞贞受侮辱的印记,也是她献身精神的表征,到延安“治病”于是兼具了一个不幸女子灵与肉的双重再生意义。这个“尾声”比起《羊脂球》来,更富于理想色彩,表现出时代、地域、社会政治与作家创作个性特点。《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的展开虽然也是按客观时间序列定向,但作者不强调叙述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只着重于对贞贞性格和命运作探索性描述。因此,这种立足于现实,把现在与过去互相渗透贯穿的手法,不受时间和空间逻辑程序的限制,既避开了平铺直叙的毛病,又收到情节发展跨度大、跳跃性强、节奏快的艺术效果。

纵观《羊脂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两篇小说,它们表现生活于时代大动荡中的社会底层女性的悲苦异曲同工。中国姑娘贞贞与法国女子羊脂球都是集卑贱与高尚于一身的社会底层小人物,但她俩又各具特色。羊脂球为自己的同胞忍辱“献身”,贞贞则为民族抗战事业“献身”;羊脂球的“献身”招来精心策划要她“献身”的同胞的蔑视,贞贞的“献身”同样招来她为之“献身”的亲朋的歧视;羊脂球怨恨她的同胞,贞贞拒绝她的亲友;羊脂球对侵略军满怀仇恨,贞贞也痛恨敌人;羊脂球由积极的反抗者变成消极的受难者,而贞贞则由消极的受难者成为积极的求索者。沈从文曾在《论丁玲》(1934)中,提及丁玲接触过和喜欢过福楼拜和莫泊桑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感应方面,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技法的渊源关系方面,受过莫泊桑现实主义文学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对贞贞和羊脂球这两个既相似又相异的艺术形象比较和探讨中,确也可以察觉到丁玲曾受过莫泊桑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在对时代和社会生活感受的敏锐和艺术概括力方面。当然,丁玲描写的贞贞形象上,带有非常浓厚的中国社会和时代特点,及鲜明的汉民族风格和女性作家独特的个性特征,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因此,莫泊桑和丁玲各以他们的生花妙笔引领集屈辱、善良、无助而且勇敢于一身的艺术形象羊脂球与贞贞,为星光熠熠的世界文学人物宝库再添两颗璀璨的明星。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张晓歌,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① 文中有关贞贞的引文出自:《我在霞村的时候》,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② 文中有关羊脂球的引文出自:《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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