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琨
关键词：母亲形象 女性主义 男权文化
摘 要：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的突出特色。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喜福会》的母亲形象进行分析，以旧中国的妇女命运作为典型，揭露中国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及女性的觉醒和反抗。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激发了美国民众对“边缘文化”的关注和兴趣。随着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的发展，作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地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因此备受关注。美国华裔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现了一批十分活跃且富有影响的新生代华裔女作家，其中谭恩美(Amy Tan)和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在当今最负盛名。《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谭恩美198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该书出版后即获“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以及“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并被选入《诺顿文学入门》教材，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9个月之久。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上可谓是汤亭亭小说的延续，都是选取移民母亲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写作题材，表现了两种文化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但谭恩美的小说较汤亭亭的作品更为动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巨大感染力。《喜福会》讲述了母亲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在旧中国的悲惨遭遇，抨击和揭露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来探讨母亲们如何摆脱男权文化的压迫以及她们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而阐释母亲们的女性主义特征。
一、男权文化对母亲们的压迫与摧残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体制社会，男人主宰着一切，女性则处于被动低下的配角地位，她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自我意识。女性失去了主体地位，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成了“第二性”。“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生活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1}在旧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就是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喜福会》中的母亲们，由于经济和感情上的附属性，除了拥有“女儿”、“妻子”、“母亲”和“婆婆”等称谓之外，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一切权利。她们在觉醒之前，扮演的都是忍辱负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角色。
龚琳达到婆家做了童养媳之后，作为女儿，她想到的是一定不要给家族丢脸，而不是觉醒和反抗。她遵从“三从四德”的古训，努力成为一个温顺尽责的妻子，努力学做一切家务活，学做针线活，学做饭烧菜，为的是讨得丈夫和婆婆的喜爱。“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不认为我是在受苦，真的，一点也不。再也没有比看见众人狼吞虎咽地咽下我烧的菜肴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我常常能得到洪太太的点头赞赏，每天替她梳完头后，她甚至还会轻轻拍拍我的头表示满意，这一切都使我觉得高兴。”{2}可见，在琳达的心中，她把中国传统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奉为至高准则，完全把自己置于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地位。至此，琳达已完全达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沦为了一个为男性生活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女性地位“远非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被物化了的东西”{3}。
男权文化的侵蚀性使得女性不仅接受其道德规范的要求，以此作为自身的行事标准，并且成为了这种价值标准的捍卫者。安梅的外婆因为守寡的女儿遭到强奸而被迫成为姨太太就将其逐出家门，并断绝了关系。我们不禁对安梅外婆的这种做法表示疑惑和不解，但深深根植于女性的头脑之中的顽固的贞操观念这一男权社会判断女性价值的至高标准，泯灭了她的母性，使她成为男权主义的帮凶进而去压迫自己的女儿，使得母亲无法去爱自己的女儿，只能把她推向另一个深渊。就这样，母亲们被压迫和摧残，然后她们又去压迫和摧残自己的女儿们。这就是旧中国女性的命运。安梅的母亲，她的存在不过是“为男性提供发泄渠道，发挥繁衍和抚养后代的动物性功能”{4}。她曾想以自己的肉体和姿色去获得抚养自己孩子的保障，但最后连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为了能给女儿安梅一个像样的未来，她不得不在中国最盛大的农历新年前夕服毒自尽。英英的奶妈告诉她，女儿家不能问只能听着，以这种方式把男权主义社会的妇道传授给她。
几千年来，男权文化从思想上对女性进行“男尊女卑”的奴化教育，女孩儿们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她们并不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她们仅仅是被剥夺了自主权的、男性的附属品而已。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我意识。她们长期被束缚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这样就使得她们认同自己的附属地位，服从男权文化加在她们身上的一切，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二、母亲的觉醒和反抗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5}女性要想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奋起反抗，以获得本应属于她们的权益。《喜福会》中的母亲们都愤而反抗男权文化的压迫，最终都摆脱了自身的客体地位。
龚琳达的第一个丈夫天宇不谙男女之事，婆婆因她没有给黄家生个儿子而对她百般挑剔和责难。琳达受尽了委屈，但从那时起，她开始想尽办法摆脱不幸的婚姻。在清明那天，她聪明地利用黄家的迷信编造了个梦。在梦里，黄家的祖先来到她面前说他们要看天宇的婚礼，遵照祖先的意愿，天宇与她再一次举行了婚礼。但是意味着婚姻持久的蜡烛被风吹灭了，黄家的祖先非常生气并且要求必须取消这桩婚事。通过这个梦，她让黄家相信婚姻不能继续，如果维持的话，天宇就会死。因为黄家害怕梦会成为现实，就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离开了黄家，最后去了美国。这样，琳达利用自己的聪明睿智使自己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甘心沦为玩物的安梅母亲，为了摆脱被压迫的命运，精心策划了自杀事件。她冷静地分析了保障女儿地位的唯一方法，那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她之所以选择在小年夜自杀，是因为她知道吴兴怕鬼，因此她的死会换来安梅在家中的地位和舒适生活的保障。这位伟大又勇敢的母亲的悲壮行为是对男权体制的反抗和对命运的公然抗争；同时，母亲的自我牺牲激发了安梅的反抗精神，从那天起她学会了大声说“不”。另一位母亲英英也颠覆了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在得知丈夫从来没有对她忠诚过之后，愤然打掉腹中的胎儿。她的行为是对男权制度的挑战，表明她决心摆脱客体地位，追求自我价值的愿望。
来自旧中国的母亲英英为了避免面对痛苦的过去，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当她看到女儿面临婚姻不幸时，出于母爱毅然决然打破了沉默，开始指导女儿该怎样生活，怎样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她知道，解救女儿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女儿听，为的是唤醒女儿身上的猛虎精神，因为莉娜也是在虎年出生的。她让莉娜想办法处理婚姻中的问题，而不要默默地逆来顺受。为了避免女儿犯同样的错误，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儿，希望女儿能从她的痛苦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莉娜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决定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一切。
同样地，安梅也帮助女儿罗斯解决她的婚姻问题。当罗斯陷入婚姻危机，她的白人丈夫要与她离婚时，罗斯既不想办法解决也不站起来维护自己。相反，她相信这就是她的命运。安梅反思了女儿每况愈下的婚姻，决定要把自己以及自己母亲的故事告诉女儿。安梅意识到，虽然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曾是女人唯一的选择，但女人们现在无须这样活着。她知道，只有把过去的故事告诉安梅，才能把消极态度从女儿身上去除掉。安梅的母亲告诉安梅要透过表面识人心。安梅把这条母训传给女儿罗斯，使罗斯认清特德的鬼花招：他要带着房子和大部分钱财与她离婚，好让他能很快地与新任妻子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安梅暗示罗斯问题是由于她的沉默引起的。她鼓励女儿对自己的丈夫说“不”，努力拯救自己的婚姻，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保持沉默。曾经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罗斯，终于从母亲身上汲取了力量，对特德大声地说了“不”。这样，安梅指导女儿打破沉默，走出婚姻危机的阴影，获得了新生。
通过让母亲们打破沉默，谭恩美塑造了崭新的女性形象。她们敢于反抗压迫，不向命运屈服。她们不仅努力摆脱了不幸的生活，并且教给女儿生活的策略和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式，谭恩美重建坚强、勇敢和独立的母亲形象，颠覆了华人女性在东方主义话语中的滞定形象。
三、结论
总之，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喜福会》的一大突出特点。谭恩美以其华裔女性的独特视角，通过对深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禁锢和压迫的旧中国女性和新时代美国现代女性的形象塑造，揭露了男权主义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展现了女性从沉默到觉醒再到反抗的追寻主体性的过程。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写传统，构建了一个女性世界——为女性搭建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舞台去展现喜怒哀乐。她从西方女权主义视角来分析旧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强调了女性的附属地位是由男权文化造成的。谭恩美笔下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母亲形象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女性沉默无语的状况，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是女性走向解放的开始。母亲们通过她们自己的反抗颠覆和解构了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倾吐了她们被压迫和摧残的历史，为旧中国的女性们争得了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水 涓）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跨时代的女性呐喊；从边缘走向中心是社会的进步与升华；项目编号：TJYW08-2-07
作者简介：王 琨，硕士，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② 谭恩美.喜福会[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③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6.
④ [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⑤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