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路遥 《人生》乡土价值偏爱现代性怨恨精神焦虑
摘 要：本文从现代性症候的问题视域，通过文本细读，发现路遥小说《人生》中表达的“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偏爱，与不同价值立场的两种现代性怨恨，在互相缠绕和彼此的张力中，以复杂的精神向度，交织成了作者极其强烈的心灵焦虑。作者对这种现代性的精神焦虑的成功的艺术表达，使得《人生》成为一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独具艺术魅力的精品与杰作。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完成于1981年冬季，在1982年第3期的《收获》发表后，迅即引起强烈反响，并很快拍成了电影。《人生》不仅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少有的重要作品，使路遥的创作一举跃上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它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牢牢地奠定了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人生》以它幽深复杂的精神向度和别具匠心的艺术造诣，为我们不断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过去人们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的视角，或从作家路遥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的角度，来对《人生》中展现出的“城乡交叉地带”进行理性审视，出现了一些初步的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这样的研究，由于理论资源的守旧、观照视角的单一，也造成了对《人生》这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品极其复杂的精神内蕴的重重遮蔽和误读。我们这里尝试将《人生》这部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放置于宏大的现代性背景上，从现代性症候的问题视域，来发现和探究《人生》以怎样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现代性思考和精神焦虑，并对《人生》整部作品所呈示出来的复杂的精神向度予以审慎的甄别和仔细的厘定。我们期望在这样的尝试中，能够对《人生》这部名作作出新的评价。
《人生》的故事内容是在现代性生活场域和现代性社会文化背景上展开的：全国铺展开来的农村“包产到户”的时代浪潮，很快不可阻挡地波及故事发生地的“高家村”；自由市场的禁锢日益松动，商业活动加剧，像刘立本这样的一些头脑灵活精明的人，通过跑买卖首先富了起来，农村阶层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开始转变，能赚钱的“能人”受到尊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重要指标……改革进程的推进所带来的理性化、世俗化、功利化、社会阶层重组等现代性特征日益彰显。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社会场域的基础上，小说通过主人公“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这一人物的目光所及的观察与内心的不断思考，给《人生》的整个故事内容打上了强烈的现代性精神烙印。因为作为一个读过高中、当过民办老师、喜欢读书上进的“高家村”中少有的文化人，高加林对世界的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颇为知晓和向往的，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现代生活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他在县城读高中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生活目标，那就是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过一种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以这种初步的现代生活意识不断地审视自身和同村人的人生现状。他的这种审视和思考，以及他的奋斗和对人生道路的艰难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价值选择，都使得《人生》所描写的内容具备了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社会背景特征。尤其是大城市走出来的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奉行现代生活观念的“黄亚萍”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和塑造，在与其他人物的行为、思想的关联、对比中，极大地强化了《人生》故事内容的现代性社会背景特征，并为凸现小说中逐步展开的现代性社会文化命题和现代性精神症候，提供了审视和追问的参照和路径。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生活场域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叙写之中，“乡土家园意识”是《人生》的一个价值支点。这种“乡土家园意识”的主要内涵是：乡土是宽厚、朴实、仁慈、包容、奉献的；乡土上养育的自然景物和庄稼是清新宜人的，乡土上养育的人是淳朴、善良、真诚的；只有扎根乡土才能活人，乡土是人生的根基和归宿。这里包含三个构成要素：“大地”“自然美”“人情美”。《人生》的叙事多次涉及这种“乡土家园意识”。当高加林人生受挫之时，是刘巧珍的爱情和黄土地给了他精神的抚慰：“爱情使他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本来就是土地的儿子。他出生在这里，在故乡的山水间度过梦一样美妙的童年。后来他长大了，进城上了大学，身上的泥土味渐渐少了，他和土地之间的联系也就淡了许多。现在，他从巧珍淳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①与高加林不同，刘巧珍本身就是这黄土地的女儿。当她与高加林相恋，最终又被高加林抛弃的时候，她的痛苦在“大地”的抚慰中被缓解稀释：“她曾想到过死。但当她一看见她生活和劳动过二十多年的大地山川，看见土地上她用汗水浇绿的禾苗，这种念头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②当高加林因“走后门”的事被揭发，被迫卷着行囊回到自己的“乡土”时，他对“乡土”才有了一层更深刻的感受：“他抬头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对这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田地，心中涌起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离开它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现在才回来……”③村民对他进行的“回来就回来”、“天下农民一茬人哩”的安慰，尤其是像“诗人”又像“哲学家”的德顺老汉的一番教导——“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咱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使得“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④至此，由高加林的离开土地，到回归土地，《人生》完成了以“乡土家园意识”为价值支点的叙写。
“乡土家园意识”中的“人情美”，主要通过“刘巧珍”和“德顺老汉”这两位人物予以承载和表现出来。尤其是刘巧珍，简直就是“乡土家园意识”中的价值化身。除了这种“乡土家园意识”的浓墨重彩的渲染和描画，“现代生活意识”也在《人生》中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予以展现和考量。“现代生活意识”的展现主要是通过高加林和黄亚萍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的。这里要指出的是，高加林和黄亚萍这两个人物的行为方式所展现出来的属于这两个人物自身的“现代生活意识”，有的与作家路遥本人的“现代生活意识”相契合，有的则相抵牾。也就是说，高加林和黄亚萍这两个人物的行为方式所展现出来的“现代生活意识”，还不能等同于作家路遥本人要在《人生》中表达的关于“现代生活意识”的思考。我们要准确地探寻和捕捉到作家本人在小说中逐步展开和呈示的关于“现代生活意识”的思考路向，就必须深入到文本的内层进行仔细的话语挖掘，然后才能做出准确的勘定。
高加林在县城读过高中，在读书时他经常跑到县城阅览室如饥似渴地获取有关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各种知识信息，他的这种经历和对知识的摄取，决定了他必然深受“现代生活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形成他独特的精神人格和气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他决心走出黄土地，走出父辈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涩的生活方式，到城市去过一种全新的现代生活。即使与刘巧珍恋爱的时候，面对闭塞落后的“高家村”的生活环境，面对愚昧保守的村民，他时常也要“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际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⑤。他狠狠心抛弃深深爱着他的刘巧珍，为的就是要和黄亚萍奔向大城市去，真正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小说真实地描写了高加林与三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以高明楼、马占胜为代表的农村中官官相护、鱼肉百姓的统治势力，以刘立本为代表的首先富起来的农村“暴发户”，以张克南的妈妈为代表的鄙视“乡下人”的“城里人”。小说以大量的笔触，生动细致地刻画了这些冲突在高加林那里引起的怨恨心理和报复冲动。高加林认为“高明楼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特别是自己的民办教师职务被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了以后，高加林更加认清了这一点。他决心“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⑥：“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高低！”⑦公社的文教专干马占胜与高明楼沆瀣一气，走后门，拍马屁，在老百姓的头上为所欲为，高加林“一直对这个公社有名的滑头没有好感”⑧。在自己的民办教师职务被马占胜利用职权解除掉之后，高加林更是对这个“马屁精”充满了愤恨。所以当成了农民，被生活所迫赶集卖馒头碰到了马占胜时，高加林“从篮子里取出一个来，硬往马占胜手里塞；他感到他拿的是一颗冒烟的、带有强烈报复性的手榴弹！”⑨作为村里“二能人”的“暴发户”刘立本，当然是看不起高加林的。在他看来“牛屁股都不会戳”的高加林“将来光景一烂包”，不会有什么出息；竟然听说女儿巧珍和他谈恋爱，认为这无疑是把女儿“往黑水坑里垫”。他打骂女儿，还严词厉色地警告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要他的儿子不要再“勾引”巧珍，否则“打断他的狗腿”，这一切都激起了高加林极大怨恨和复仇冲动。他决定当着刘立本的面喊来刘巧珍，并用自行车带着巧珍一同去县城买净化村中井水的“漂白粉”。这种男女恋爱同行的行为，在当时村中的舆论看来是“伤风败俗”的惊天动地之举，对高加林来说则是一种怨恨的发泄和疯狂报复的实施：“对高加林来说，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也是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的报复和打击！”⑩高加林与张克南的妈妈的冲突，缘自高加林去县城为生产队拉粪。当张克南的妈妈侮辱挑粪路过身边的高加林是满身“臭烘烘的”“乡巴佬”的时候，高加林被激怒了。“城里人”对“乡下人”居高临下的身份优越感，使“他对这个妇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恨心理”：“他把粪车子拉在路边停下来，眼里转着泪花子，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1}
应该说，高加林与这三类社会势力的冲突，是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的高加林在以自身精神上的优势——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向强势社会力量及其非现代的思想观念发起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中激起的愤怒仇视心理，是一种典型的舍勒意义上的现代性怨恨。舍勒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怨恨形成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报复冲动”{12}。“怨恨出现在情感上一直受到伤害或挫折的人身上，它是由一种对挫折或伤害的反向抵抗所激起的。从本质上说，怨恨是由于怨恨者与他人在价值品质上相冲突而引发的一种反感情绪。这种反感情绪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13}“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14}从小说中对高明楼、马占胜、刘立本、张克南的妈妈这些人物的讽刺性、批判性描写看，作家的立场是完全站在高加林一边的；也就是说，高加林在这些冲突中表现出的倔强的精神人格中所包含着的“现代生活意识”，作家是同情和认同的。由此可以说，高加林的现代性怨恨，就是作家路遥的现代性怨恨。路遥正是借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所拥有的现代意识的精神高度和价值标尺，来烛照和审视高加林的生活境遇和精神境遇，来探掘和批判传统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传统道德的弊端和鄙陋之处。正是这种烛照、审视、探掘和批判，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深刻的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小说的叙事才处处涌动着一股灼人的现代人文主义的激情。这是小说最打动读者的地方，也是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
可惜的是，由于作者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储备不足，或者说作者的现代性立场不彻底，到故事情节推进到高加林与黄亚萍的交往和恋爱的时候，小说本来可以借黄亚萍这一现代姑娘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进一步矗立起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精神高度，使得整个作品的话语取向，在秉持现代性立场方面更彻底一步，但作者的思想却变得犹疑起来。黄亚萍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具有完全的现代观念的姑娘。当她发现高加林才是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的时候，就不顾自己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和自己的昔日男友张克南提出分手。自己的爱情由自己主宰，自己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这一“五四”时期的精神遗产在黄亚萍的精神性格中被根深蒂固地传承下来。小说写到：“在这个县城，黄亚萍可以算得上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他们只是从岳父母的角度看女婿，而她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她和克南现在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她发现她实际上爱另一个人，她也要和他离婚！”{15}在黄亚萍那里，“爱情”是选择人生伴侣的唯一标准，而“爱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思想交流契合，谈得来，互相欣赏，然后产生“爱”。应该说，黄亚萍的爱情观是彻底的现代的，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行为也是现代的。所以当“走后门”安排工作的事被揭穿，高加林被迫退回“高家村”，黄亚萍与高加林的爱情出现了悲剧，作家应该借此将现代爱情所拥有的美好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从而彰显出一种关于爱情婚姻的现代意识的价值标高，并由此确立起可以俯瞰全局的完全现代性的精神制高点和价值视点。但是，《人生》在这里却借政党意识形态话语对黄亚萍的爱情观和人生行为方式提出了质疑。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是通过黄亚萍的父亲这一“革命老军人”形象的塑造完成的。当黄亚萍决定向昔日男友张克南提出分手，与高加林建立爱情关系时，黄亚萍父亲的愤怒斥责是：“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青年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们手里葬送呀！……”{16}其实，对黄亚萍的爱情观和人生行为方式真正提出质疑和斥责的，是作家一直在《人生》的创作中秉持的“乡土家园意识”的话语诉求。“乡土家园意识”话语的价值视角和叙事立场，使得黄亚萍的人生行为和爱情选择处于一个受审视和质疑的地位，借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对黄亚萍的人生行为和爱情选择进行谴责，不过是“乡土家园意识”话语的合谋诉求而已。小说通过对高加林心理活动的刻画，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乡土家园意识”话语的这种审视和质疑的立场：“他当然也有不满意和烦恼。他和亚萍深入接触，才感到她太任性了。他和她在一起，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她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萍不是这样。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17}“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就和他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和巧珍结了婚，他就敢保证巧珍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虽然生活苦一点，但会活得很幸福的……现在，他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他做了昧良心的事！爸爸和德顺爷的话应验了，他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搅乱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的生活搅了个一塌糊涂……”{18}
在这里，“乡土家园意识”话语表现出了一种对黄亚萍所代表的现代个性主义生活方式和现代价值理念的深深的怨恨。没有黄亚萍的出现，高加林就不会受到蛊惑，就会和刘巧珍过得很“幸福”，正是黄亚萍夺走和毁掉了刘巧珍的爱情幸福，同时也毁掉了高加林的人生；高加林摈弃了“乡土家园意识”，没有把根扎在泥土里，一心向往城市生活，最后“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不仅害了刘巧珍，也害了自己。这种现代性怨恨，来自作者对“乡土家园意识”的生存理想日益遭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威胁和侵袭的担心和忧虑，这反映了作者对“乡土家园意识”之价值立场的认同与守护。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前面《人生》借高加林形象的塑造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怨恨，表明了作者对现代意识及其价值观念是认同的；为什么这里又用“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视角对黄亚萍所代表的现代个性主义生活方式和现代价值理念进行审视与质疑？显然，作者在《人生》创作中设置的现代意识的价值视点和“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视点，都是存在的。但作者到底更倾向哪一个或更偏爱哪一个？按舍勒的观点来说，“价值是决定人类社会本质和结构的根本因素”，“价值世界”“只出现在从一种价值到另一种价值的选择和拒绝之中”，“人类历史环境的改变只是选择和拒绝价值的历史行为的变化”{19}，这就是说，人们要不断地作出价值选择和价值拒绝，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的变迁。很显然，对某种层面的现代价值观念，作者还是能够予以认同和选择的；但对另一些层面的现代价值观念，如黄亚萍所代表的现代个性主义生活方式和现代价值理念，作者则在小说创作中表露出来一种怨恨和拒绝。相比而言，对于“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观念，作者却是表现出了彻底的认同和选择。作者表现在《人生》创作中的这种对“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偏爱，引发了对黄亚萍所代表的现代个性主义生活方式和现代价值理念的深深的怨恨。而这种强烈的价值偏爱和现代性怨恨，正构成了《人生》最为重要的精神取向。
作者曾说他要着力表现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20}。很显然，《人生》是把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黄亚萍作为“传统美德”的对立面人物来塑造的，而“传统美德”的代表就是刘巧珍。由于刘巧珍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传统美德”，恰恰是“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理念的重要表达，可以说刘巧珍本身就是“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理想的化身，所以当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的动人情节和凄怆气氛，在《人生》中被极尽渲染和铺陈的时候，在作者看来这种人生最美好最有价值东西的毁灭，本身就是“乡土家园意识”话语对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沉痛控诉，是“乡土家园意识”话语对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怨恨宣泄。这种现代性怨恨既是《人生》的整个创作表现出来的重要的精神取向，也是作家本人执意表达的情感立场和理性思考。
但是，这种现代性怨恨彰显的是“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理想，是以“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理想来烛照和审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这种烛照、审视带来的反思，在使《人生》达到了较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就是作家的全面的现代意识的缺失和现代立场的不彻底，而这又极大地局限了作品向更高的现实主义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的开掘。例如，小说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高加林对刘巧珍和黄亚萍的不同感受和认识对比上：刘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她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萍不是这样。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和巧珍结了婚，他就敢保证巧珍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虽然生活苦一点，但会活得很幸福
的……现在，他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作者对高加林的这种不同感受和认识对比的认同，暴露了《人生》的整体创作对现代爱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恐惧和排斥，也暴露出了“乡土家园意识”话语中非现代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偏见，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缺憾之处。
至此，我们已经梳理和论析了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的两种现代性怨恨。前一种现代性怨恨是通过高加林与三类社会势力冲突的叙写，作家站在高加林的精神立场上表现出来的，这是以现代生活意识和现代价值理念为立场出发点的现代性怨恨。这种站在现代价值立场上的现代性怨恨的表达，成为《人生》创作的重要精神取向。后一种现代性怨恨则是以“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立场为出发点的。《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乡土家园意识”，作为路遥生命体验的一种情结，包含着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陕北黄土地的深厚情感和炽热的爱恋。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乡土家园意识”载体的刘巧珍、德顺老汉这两位形象的塑造，作者倾注了那么多的深情，寄予了那么多的赞颂。《人生》表达的这种对“乡土家园意识”的价值偏爱，虽然带来了创作上的现代性立场的某些偏失，但由于作者的这种价值偏爱异常强烈、执着，而且这种价值偏爱本身也包含着一种对生命的关怀、对人性的关爱，所以小说对刘巧珍爱情悲剧的审美表达，仍然给我们的心灵以深深的震撼。这是《人生》这部小说最为复杂也最为撼动人心、发人深思的最重要的精神取向。《人生》表现出的这种乡土价值偏爱所引发的现代性怨恨，我们应该将它置放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现代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上进行理性的反思，我们在甄别和抛弃其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某些偏见和陋见的同时，也应重视和理性地分析作者发掘出的放射着人性光辉的美好的精神品质，不能因为现代化进程就将它们简单地抹杀和舍弃。这样，作者对乡土价值的偏爱，对现代意识的某种程度的认同，以及从这两种价值立场出发表达的两种现代性怨恨，在互相缠绕和彼此的张力中，以复杂的精神向度，交织成了作者极其强烈的心灵焦虑。这是一种贯注着作者痛苦思考的现代性的精神焦虑。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的丧失了生命痛感的犬儒主义的文学创作相比，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精神焦虑的成功表达，恰恰是《人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属于独具艺术魅力的“这一个”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武善增，文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5}{16}{17}{18} 路遥：《人生》，《中篇小说集》（下），《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435页，第493页，第511页，第512页，第447页，第408页，第412页，第419页，第418页，第448页，第459页，第479页，第487页，第490页，第510页。
{12}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1999年1月第1版，上海三联书店，第401页。
{13} [美]弗林斯：《舍勒思想评述》，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56页。
{14}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1999年1月第1版，上海三联书店，第409页。
{19} [美]弗林斯：《舍勒思想评述》，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54页。
{20} 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