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音
关键词：《狂人日记》 反封建 经典化
摘 要：对《狂人日记》的阐释涉及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史问题，但是随着《狂人日记》经典化历史的渐行渐远、随着经典阐释变成常识，其起源就会模糊。然而勘察话语形成的原初语境非常重要，一些小细节的出入可能涉及大的文学史问题。《狂人日记》通常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意义上被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标志性作品：“反封建”性和“现代”性。本文通过追溯《狂人日记》“反封建”阐释的源头，发现后人对“反封建”话语日用而不辩，由于没有自觉地“历史化”，因而在使用中名实错植。而对此关键词的辨析最终又将关系到“现代性”这样的重要问题。
《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标志性作品，对它的阐释不仅关乎鲁迅研究也涉及众多的现代文学史问题。但是随着《狂人日记》经典化历史的渐行渐远，随着经典阐释变成常识，其起源就会模糊。然而勘察话语形成的原初语境非常重要，一些小细节的出入可能涉及大的文学史问题。《狂人日记》通常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意义上被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标志性作品：“反封建”性和“现代”性。本文通过追溯《狂人日记》“反封建”阐释的源头，发现后人对“反封建”话语日用而不辩，由于没有自觉地“历史化”，因而在使用中名实错植，产生误会，而对此关键词的辨析最终又将关系到“现代性”这样的重要问题。
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以后，最早对其进行阐释的重要文章有三篇：1919年4月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上傅斯年署名“孟真”的《一段疯话》；同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六号吴虞的《吃人与礼教》；1923年10月8日茅盾在《时世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发表的《读〈呐喊〉》。这三篇文章基本上比较完整地代表了最初读者对《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感受和理解。傅氏阐发的“超人”主题的阐发切中肯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评论文字中基本不见这个主题的延续，吴氏“吃人的礼教”观点似乎对后来影响比较大。最明显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现代文学”的命名产生，五四新文学因其反封建和思想启蒙的性质成为现代文学史叙述的起源。在王瑶先生的荜路蓝缕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粉碎“四人帮”之后作为高校教材流传深广的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沿袭了五四起源的论述，同时《狂人日记》也在反孔反封建的意义上被确立为现代文学的“创世纪”标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突破学术禁区后研究新成果的集大成者的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持有同样的见解，只不过更详细地解读阐述了《狂人日记》现代艺术技巧因素（这基本上是延续了茅盾的评论）。这三部文学史著作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现代文学起点与标志的经典看法，并以其权威性造成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论断某种程度上已经化为学术常识和惯性。很多时候，知识惯性化以后会遮蔽历史背后丰富的内容和意味，重要的是常识是怎么形成的。如果追溯《狂人日记》作为反封建和思想启蒙的新文学标志的最早的完整的阐述，则不应当仅溯止于王瑶本。
虽然《狂人日记》在1918年似乎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作品，但是自从1921年《阿Q正传》的连载获得巨大成功，评论的热点一下子转移到《阿Q正传》上，并且此后评论界普遍将《阿Q正传》作为鲁迅艺术成就的代表。直到1927年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健将和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完全确立，他开始首次被书写进“文学史”著作时，谭正璧在其《中国文学史大纲》中也并未单独提到《狂人日记》，只是总括性地提到了《呐喊》。在随后依次出现的几本“文学史”写作中①，情况依然。而且，在这些史著中，鲁迅基本上也不是被作为反封建斗士来论述的，只是作为新文学或者近十年来成就最突出的作家被书写。直到1933年，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显现出大为不同的文学史写作面貌。贺凯强调对作家的研究应该先分析作家的时代，他先把五四定性为“离经叛道”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时代，然后指出在五四时代抨击封建势力最勇敢而有力的是鲁迅。贺凯的著作无论是文学史的叙述模式还是对鲁迅个体的评价都显示出较以前的有关新文学史的撰述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在文学史中首次对《狂人日记》进行“史”的衡量和定位。但是，如果不考虑“文学史”这种书写叙事形式，贺凯的论述其实并非首创——他的论述几乎是完全借鉴了1930年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论》中的“鲁迅”一章。这篇文章才真正是“鲁迅——反封建斗士”、“《狂人日记》——五四新文学标志”文学史论述的滥觞。
钱文虽然形式上不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文学史”作品，但是却使用了“史”的方法和眼光。他明确地将鲁迅定位为五四时代文学的最典型的代表，指出鲁迅是反封建的猛士，《狂人日记》的发表不亚于对当时的封建势力投下了一颗极其猛烈的炸弹，是鲁迅对于封建势力抗战的最初的以及最后的宣言。三年后，贺凯最先挪用了钱氏的话语，此时“社会——文艺”唯物史观已经成了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主流模式，与贺凯同年出版和此后的文学史和类文学史书写对鲁迅的定位几乎是清一色的钱氏反封建论调，《狂人日记》自然也跟着成为了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五四/新文学/反封建斗士鲁迅”的标志性作品②。1933年后出版的文学史书写的变化固然和社会大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有关，但是滥觞于“革命文学”阵营中的钱杏邨却同时有着历史的巧合和必然性，正是试图为自己寻找历史当下合法性的革命文学阵营急欲对五四文学做历史性的清算和判断。清算为的是摆脱历史，为的是为不同往日的当下寻找合法性。因此，尽管以前有那么多的对《狂人日记》的论述，真正对《狂人日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发生影响的，应当从钱氏文章算起。
钱文在附言中说，鲁迅的反封建的创作，在当时曾发生过巨大的作用，起过很强烈的反映。但是，因着时代的进展，他的作品的效率是逐渐的销蚀了，已经不能代表新的时代了；虽然在资产阶级民权性的革命的现代，反封建势力同样的是革命的一个主要的口号。就这样，在“反封建”的大主题的笼罩叙述下，“革命文学”青年以及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者不仅将历史统一化整体化，同时也成功地将历史的转折合法化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反封建重点，《狂人日记》是起点，革命文学是转折点。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反封建”就像一个箩筐，它都能有效地承载缝合不同的历史。但是，历史真的可以如此单纯地概括统一吗？按照钱氏的话语方式，完全也可以把五四前的启蒙运动囊括进来。这样说来，“反封建”这么一个笼统的说法是否还能成为界定现代文学的性质和起点？
正是这个原因，赵园先生在研究“晚清——五四”文学的时候曾指出：反封建思想启蒙始自五四是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概括。历史学家蔡尚思也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就这个反孔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而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前驱的。”③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性”的范式下讨论现代文学的时候，文学史的分期就会追溯到晚清。问题不单单在于文学史研究范式之间的不同，关键在于两种研究范式都忽略了“反封建”这个话语中“封建”语义的历史迁延，由于日用而不辩，相同的话语实质上却是名实错植，而“五四”和1927年前后恰恰是“封建”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钱氏所言之“反封建”应当追溯至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发明，而不能向上延伸至辛亥革命时期。赵园和蔡尚思先生所言本不错，误会在于其用了后人的语词去概括之前的历史，这样就掩盖了历史的变化和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