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燕
关键词：虚幻 世俗 男权 乡村人格
摘 要：本文在对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细读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梳理。着重论述了女作家在虚幻和真实之间构建出的一个奇妙世界，在两位不同的女性人物身上所透露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
葛水平，2004年文坛上突起的新秀，在如今这个喧嚣和躁动的年代，以冷静而独特的笔触，凭借多年乡村生活的实践，创作了一系列以山西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乡村小说”，在这些极具乡土意味的小说中，《喊山》尤为突出。
住在山里的人家，大多并不聚居一处，通讯工具的有限，使得“喊山”这一颇具意味的形式在那些穷乡僻壤显得十分重要。山谷里人声回荡，余音不绝，不仅可以赶走威胁他们生存的兽类，而且人与大山和谐共振之美也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那种人之为人的激越与豪迈，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无法品味到的。《喊山》以此为题，颇能吸引人的眼球，更能引起读者解读的兴趣。
虚幻与真实
小说《喊山》，以太行山某一人迹罕至的地方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
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从远处望去拖拽着大半个天，绕着几丝儿云，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
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生活久了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文字描写，不禁会产生“世外桃源”的联想。“世外桃源”是一个虚幻的存在，藏在大山深处的“岸山坪”与“甲寨上”自然有虚构的影子。当人们习惯了嘈杂、喧闹、车来车往和人声鼎沸，突然发现同一个蓝天下还有这样一个僻静的所在，没有商品经济的冲击，政治上相对弱化，就不能不对这个地域存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甚至会确信这是作家刻意虚拟的一个世界。小说一开始就选用这种“陌生化”的写作方法，拉大了读者与小说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小说之为小说的虚拟性的特征。
进入小说腹地，看到的是保存得相对完整的农业文明的形态，农民自耕自种，自播自收，没有现代农业生产器械，“韩冲挽了挽袖管，不管那些个，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弯下腰开始割谷子”；驴是唯一的“助手”，用它拉车、磨粉；农民还未开化，不知“法”为何物，即便是遇到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也照老规矩办事，“现在大事小事不就是俩钱吗，从清光绪年到现在哪一件不是私了！”在媒体昌达、信息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文明在贪婪地剥蚀着乡土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电视作为冲击力最强的一种媒体也广泛渗透到了农村，“调查显示，截止到2002年9月，我国4岁以上的电视观众总数为11.15亿人，占4岁以上全国人口的93.9%”①。农村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乡土社会的完整性被彻底打破。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岸山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显得有些不真实，而这种不真实，更加印证了我们对作者试图用文字构建一个“诗意栖息地”可能的猜测：也许，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人们善良、淳朴、互相帮助而不求回报，没有杀戮，没有争斗，老幼相携。如若葛水平把《喊山》仅仅定位在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清凉世界的话，那绝不会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学没落的今天挤出宝贵的时间来品味，小说本身也失去了解读的意义，因为小说的价值贵在创新。庆幸的是，葛水平没有这样做。在这个地理意义上颇具“桃花源”风貌的小村庄里，尽管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农业文明形态，尽管有着身居都市的现代人朝思暮想的自然风貌，其宁静的外表下，却有着掩饰不住的骚动；清凉世界里，仍有着世俗人生；虚幻的框架下，却是细节的真实。
“岸山坪”的人是世俗的。30岁的韩冲由于贫困娶不上媳妇，就和发兴的媳妇，几个孩子的娘有了一腿。他是一个成年男人，有着追求爱欲的权利，当然韩冲不懂什么“权利”，他只知道自己需要，这种来自本能的现实需求，压倒了一切高尚情操。韩冲是世俗的，也是真实的，一个乡间的男人是决不会用觉悟来抑制本能，况且他也没有“觉悟”。
“岸山坪”的家庭是世俗中惯见的。小说中只提供了两个常态的家庭，一个是腊宏与哑巴红霞的家，一个是发兴与琴花的家。这里说的常态，是指一夫一妻的家庭组合。这两个家庭是时下很多农村家庭的缩影，腊宏的家，是男权制度下传统家庭的延续，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家庭暴力时常上演。“腊宏有时候打老婆打得狠，边打边叫‘你敢从嘴里蹦出一个字出来，我要你的命”。琴花的家，则是女性高高在上。这位“三仙姑”式的女性人物，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废旧立新之益，充分享受到女性的特权，并有所僭越。她和韩冲的私情，作为丈夫的发兴是不敢过问的，稍有不满，“琴花的小短腿小胖脚三脚两脚就把发兴蹬下了床”。这两个俗世中的家庭，似乎近在咫尺，其形态的真实会让人误以为是对生活实景的照搬。
小说的真实，还在于方言的书写。那一行行“山药蛋”一样的语言，如同一位乡间老农在我们耳边话家常。“山西历代文学家们，他们共同的平民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体现在文学语言的采用上，都几乎是走的向民间口语学习，汲取流布群众之口的活的词语这一路子。”②葛水平依然沿袭了前辈们的语言风格，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她熟谙的晋东南方言语汇，如“吸溜了一口汤”、“玉茭”、“日怪”、“傍黑”、“出溜出溜”、“咋弄”、“泪蛋子”、“娘母仨”、“坐上锅”、“二一添做五”、“山圪梁”、“丢人败兴”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土疙瘩”一样的语言，无论是用于叙述人，还是出自小说中人物之口，都如一阵黄土扑面而来，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斥其中，从而给人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
“岸山坪”以其地之偏远，人之愚昧，民风之淳朴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虚构的印象。然而其人之世俗，其民之普通，其语言之亲近，又给人一种源自本身生活的真实之感，亦真亦幻，亦实亦虚间，小说的艺术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艺术真实是文学创造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作家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的创造，在其营构的假定性情景中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特别是那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认识与感悟。”③在这个看似假定的世界里，生活着的却是一群真实的农民，他们用“舒肤佳”香皂，穿“七分裤”，他们善良而又无知，他们热情而又狭隘，他们也有冲突，也有矛盾，也有争吵，他们也被“钱”的问题困扰，他们也有爱与欲的追求，他们平凡而又普通，他们是中国土地上最广大农民的缩影，他们已不是“岸山坪”“甲寨上”普通的村民，而被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的获得正是凭借了一个“假定性”的环境，实与虚就这样相互配合，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使《喊山》这部中短篇小说显得耐人寻味。
琴花与哑巴
琴花与哑巴是《喊山》中的两个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也是作者用墨最多，最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透露着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
小说中的琴花，是个土里土气的当地人，丈夫在外面的煤矿上打工，儿子已长到要娶亲的年纪，可是她却居然和对面山岸上开粉房的光棍暗中有了来往。其实，琴花和韩冲好，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利。文中写到“这女人对他还不贴心，只是哄着想花俩钱儿”。可以有“獾肉”吃，有“粉浆”喝，有“从里到外”的新衣服穿，有诸多诸多的好处。当平日里对她千般好的韩冲向她张口借钱时，重利而轻情的琴花，以种种理由拒绝了韩冲。“在山西民风民性中，‘重利因素不仅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几乎成为其重要的特色。这是因为山西地窄人稠，土地贫瘠，吃饭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使得此地的人们无暇将眼光放得太远，他们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生存温饱问题，因此，更趋向于对眼前利益的看重。”④土生土长的琴花，因循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格传统，利益的得失成为她做事的首要准则。如腊宏被炸死，按当地的习俗，需要哭丧，琴花答应了韩冲去当哭妇的请求，却开出了“一头猪”的天价。利益得失的计较也使她失去了疼爱她的韩冲。男人是现实的，“韩冲想，给你琴花定的秋蚕，你琴花是怎么样对我的，还不如哑巴”。一心想要蚕种的琴花，遭到了韩冲的拒绝和羞辱，他们的关系到此结束。
琴花除了好利、风流和自私外，还很泼辣，有时甚至耍赖、撒泼。在“岸山坪”和“甲寨上”大小也算个人物。“她在东西两道梁上，甚时候有人敢欺负她，给她个难看！”为了取粉面一事，韩冲爹被激怒之后意欲打她，琴花“马上就坐在了地上喊了起来”，顿时一个悍妇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实“山药蛋”派作家们的笔下，不乏这样的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三里湾》中的“常有理”、“能不够”、“惹不起”，《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人物形象都和琴花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在这一点上，葛水平深得赵树理之衣钵，对琴花这位颇有性格的人物刻画得非常成功。有人认为“山西地区强悍的民风民性的氛围”⑤“养成了部分山西人‘赖的性格”⑥，在“一些妇女身上体现为泼悍、耍赖、胡搅蛮缠的性格特点”⑦。我们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但就北方现代农村而言，的确存在着一群“琴花”式的人物，因此琴花这个人物也具有了典型性。
再来谈谈哑巴。哑巴曾有一个灿烂的名字叫红霞，只是命运多舛，被人贩子卖给了“鸡头白脸”的腊宏。这个残暴的男人，从她踏进那个家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对她无休止地拳打脚踢，甚至用老虎钳拔掉了她的两颗牙。脆弱而无助的红霞从此变成了一个不与人说话的哑巴。直到韩冲一次意外地炸死了腊宏，红霞才从沉重中走出来。腊宏死了以后“哑巴不仅没有泪蛋子在眼睛里滚，眼睛还望者两边的青山隐隐赏着”，腊宏的死让她意外地得到了韩冲的照顾，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作家在字里行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之情，她的克己、忍耐、善良、无私和美丽，都与琴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整篇小说大量使用山西方言叙述的同时，作家唯有对哑巴的描写，使用了富有诗意的文学语言。哑巴不过是认识几个字的乡下人，但作家的笔下，却处处显得与众不同。首先是长相，一个温饱尚待解决的农妇，竟有如此光鲜的外表，宛然一个古典美女矗立在我们面前。作家显然是把这个人物写意化了。对哑巴的偏爱，还表现在对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上。由于语言的暂时性“缺失”，对红霞这个人物的开掘，就表现在对其进行较多的心理描写上，与整篇小说格调不同的是，作家运用了大量书面化的语言。如“不过对哑巴来说喧嚣是短暂的，更多的是大片的长久的孤独”，“月光下，哑巴的嘴唇蠕动着，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撞击着她的喉管，她做了一个噩梦，突然就被一个人叫醒了，那种生死两茫茫的无情的隔离随即就相通了”。显然作家已经把自己化入哑巴的世界，哑巴的孤独，也是作家的孤独，一种无可言说的孤独，一种不愿与人言说的孤独！内向的葛水平在喧嚣的都市中产生的孤独感不是与哑巴有着惊人的相似吗？至此，我们就不难发现“哑巴”这个人物所蕴藉着的丰富内涵。
“哑巴”是传统社会中优秀女性的典范，是美的化身，在以腊宏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她们隐忍而前行，把悲痛留给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反抗，不抱怨，用沉默掩饰住了所有的悲伤，虽看似麻木，令人悲哀，可是在男权专制的社会里，她们的反抗又能改变什么呢？连子君们都面临着死亡的困境，更何况是她们。因此，从一定的角度看，正是她们的克己、忍耐与沉默，才得以使男权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安然前行。但“哑巴”是幸运的，她生长在一个日益民主的乡土中国，虽然男性的权威还在，但影响力已经式微了。比如有能给她平等和关怀的韩冲，她之为人的自觉，在新的生活中苏醒了。作家相信，在故乡的土地上，“红霞”们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快乐。
“对于农裔作家的文化批判而言，乡村人格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领域——文学的使命与时代发展的需要促使农裔作家对乡村人格进行批判。”⑧葛水平对乡村人格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琴花身上，作家在写作时，尽管能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进行叙述，但平静中仍不乏愠怒。琴花是农村进行民主革命后的产物，社会和时代的宽容，使她们张扬、放纵，传统女性身上所具备的良好品德大都已不复存在，女性阴柔之美已是明日黄花，压制男性，不忠于爱情，这是葛水平所不喜欢的。她的美学观还是相当传统的，像琴花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农村女子，作家在作乡土观照的时候，是持否定态度的，只是批判的锋芒被理智而冷静的叙述消解了。作家让“哑巴”和“琴花”在小说中出现了一次对峙，琴花的大哭大闹的闹剧是在哑巴第一次“有名”的状态下终止的，在这场对峙中，哑巴的胜利是无意的，但不能说这不是作家有意的安排。在这两种农村女性人格的对比中，作家的褒贬态度是鲜明的，扬“哑巴”而抑“琴花”，显示了作家乡村女性人格塑造的理想，她希望自己曾经生长过的那片热土上有更多健康的、美的女性出现，并对这个希望充满着信心。
“相应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文学领域也形成了城乡的巨大断裂。”⑨随着乡土社会的越来越边缘化，对乡土社会进行深度关注的作家也愈来愈少，葛水平以《喊山》为代表的系列乡土作品的问世，无疑为这一领域增添了许多亮色。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对自己熟知的乡土社会进行冷静的谛视和观照，我以为予之一个“当代萧红”的称号是毫不夸张的，对她的研究也将会成为一个文学界的热点。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樊 燕，苏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①邢虹文：《电视与社会——电视社会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5年4月版。
②④⑤⑥⑦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76页，第134页，第318页。
③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⑧周水涛：《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⑨ 《绝响之萧红和萧红之绝响》，《文艺评论》，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