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旧式女儿 新式妻子 生存实况 重新隐没
摘 要：凌叔华小说中塑造了两类现代文学史上罕有的女性形象：恪守陈规的旧式女儿和重新隐没的新式妻子。这两类女性形象的成功刻画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不仅表现出社会转型期女性生存状况的复杂多样，也披露了新女性深层意识中的陈旧与落后，更提醒人们谨记，实现妇女的全面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凌叔华是一个专注讲述闺门故事，倾心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家。凌叔华的早期作品集《花之寺》、《女人》无疑是对众多女性的形态写真，其中选辑的二十篇小说均以女性特有的心理和视角，于平淡无奇的常态生活中，描写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在凌叔华的女性园地里生息着两类现代文学史上罕有的女性形象：恪守陈规的旧式女儿和重新隐没的新式妻子。这两类女性形象的成功刻画，不仅表现出社会转型期女性生存状况的复杂多样，也披露了新女性深层意识中的陈旧与落后，呈现出妇女解放问题复杂的一面，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一、恪守陈规的旧式女儿
与冯沅君笔下大胆叛逆的新女性相比，凌叔华笔下的旧式女儿们不具有时代所需要的任何价值，她们似乎并未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不了解自由、独立等现代观念。她们婉顺、古板、内囿、沉寂，既无澎湃的激情，也无痛苦的呐喊，更无冲出庭闱、改变生活的想法和勇气，只是任由时光流淌，自顾自地生活在了无生趣的苍老节拍里，恪守着传统的闺阁之道。
《绣枕》中已年过芳龄的大小姐终日生活在封闭的闺阁中，年复一年地在闺中刺绣。她温顺柔媚，聪慧多情，却没有任何现代意识，“婚姻自由”的浪潮似乎不曾在她的生活中荡起半点微波，依然“待字闺中”，接受父母对其婚姻的安排。盛夏酷暑，大小姐听从父命，用各色丝线赶绣着靠枕，以便赶在白总长招待客人的日子送去，企盼客人们由物的精美想到人的灵秀，纷纷来提亲，从而攀上一门好亲事，过上夫贵妻荣的婚姻生活。
与大小姐相比，《吃茶》中芳影的生活空间开放了许多，她可以自由接待男客、到电影院看电影、去公园里听音乐等。然而，“向来不大与青年男子来往，平常偶然碰到表兄弟，还要脸红红的回避”的芳影被推入社交圈之后，不可避免地错会了男友的殷勤而坠入情网，最终在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显而易见，芳影虽然已从深闺中探出头来，感受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但她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没有改变，她的行为举止仍为传统意识所左右。芳影与大小姐同样，也是在闺房矜持地“等待”想象中美满婚姻的到来，也是将自身价值等同于物质实体，等待他人估价，只不过大小姐的等价物是精美的绣枕，而芳影的等价物是美丽的容颜。因此，在中意之人来访的早上，芳影思量的是“我睡的太少，脸色又要发黄，眼睛也发红，人家看了多难看”，甚至是在客人等候在客厅的当儿，她也要“又走到镜台前，重扑粉，掠抿一回发”，企盼用自己的容貌使意中人“悦己”。由于深受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听到“情”字就会脸热的芳影只能被动地等待异性的取舍，哪怕她已被爱情的幻想弄得“行也不安，坐又不宁”，“只倚着窗台发愣”。可以想见，即使王斌不是“已经在外国和张小姐订了婚”，芳影的创痛依然不可避免。
《茶会以后》里的两姐妹阿珠和阿英，看见了更多的“文明”行为，也可以通过参加“文明男女”聚会这种社交活动择偶了。但是她们既不会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也没有想到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不过是从“待字闺中”转入“待字社交场所”。阿英、阿珠们依然不知爱情、自由、个人信念为何物，她们了解的现代文明，只是一些属于礼节文明的“外国的规矩”和种种稀奇的“文明的举止”，以及“挖了许多窟窿”的皮鞋和“粉红的洋服”、“血红血红连牙都照红了”的嘴唇等等现代文明的皮毛，她们也只是在行为举止以及观念的表层上，坦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馈赠，而深层意识中固守的依然是传统思想。古已有之的东方伦理观念已经演化成一种日常人伦的基因和价值定向，消融在她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观念体系一旦坍塌，她们反而惊慌失措地发现必须去独自面对一个似乎要将自己拒之门外的社会。旧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大势已去，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是那么陌生，张着一双困惑迷惘的眼睛环顾左右，不知该何去何从。
凌叔华笔下的这些旧式女儿们个个端庄典雅、美丽可人，具有贞洁婉顺的品性，贤淑内敛的举止，拥有传统少女的一切美德和修养。然而，她们未及变化的生活方式却与变换中的时代风气脱了节，作为新文化浪潮外的一群，她们注定被时代抛入冷僻的一角。凌叔华对这类旧式女儿的关注无疑是独特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以她们为中心来写作。在“五四”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新女性占有显赫的地位，如田亚梅、■华、莲姑等，这些女性大胆地叛离父的家门，与封建礼法勇敢对抗，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魄力探索、争取女性生命的独立价值，无疑是“五四”时代理想的女性形象。然而，在新旧文化交替的“五四”时代，女性的生存实况毕竟是复杂多样又千差万别的，并非所有的女性都会像先锋女性们那样，能够极力反对父权的压制和传统婚姻制度的束缚，大胆追求个性自由和婚姻自主。有的女性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摆脱自己的非人处境和奴隶身份，仍然恪守延续千载的封建陈规，重复着旧式女性的人生轨迹。然而，这一点似乎已被热衷启蒙的众多“五四”作家遗忘，从《绣枕》、《吃茶》、《茶会以后》等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出，凌叔华没有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流行的时代潮流和流行的文学主题，遮蔽旧式女儿对传统女子规范的执著坚守，而是多方面地去考察历史转型期女性复杂的生存实况，既表现出对女性多样生命形态的认可，也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一次个性解放思潮的洗礼并不足以唤醒所有女性的独立意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也不可能使所有女性完成从旧到新的转换。现代文明之风难以吹进闭锁大小姐的高墙深院，新的婚恋形式带给芳影、阿英们的也只是恐惧与茫然。可以说，凌叔华笔下的这些旧式女儿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旧式女儿的婉顺、懦弱与先锋女性的叛逆、大胆恰好形成了互补，凌叔华对她们的着力描写“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决不相同的人物”①，也使我们看见被流行的观念形态所掩盖了的、鲜为人知的女性生存现实。其二，旧式女儿的遭际、命运表现了她们与时代、社会之间纠结的重重矛盾：她们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喜剧成为他人观赏的丑角，而历史赋还的只是她们个人的悲剧，她们按时代的标准是没有拯救价值的，而她们本人却需要被拯救。②——这样，旧式女儿形象不仅提醒人们关注女性复杂的生存实况，也表现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呼声的一个意识形态纰漏。
二、重新隐没的新式妻子
凌叔华小说中的新式妻子都是投身“五四”新潮内的知识分子，她们都曾为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勇敢奋斗，并获得了妇女解放的初步权利，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旗帜下缔结了自己的婚姻。然而，这些浮出历史地表的先锋女性们，却再次在家庭中隐没，磨灭了“我是我自己的”闪光个性，隐匿在她们深层意识中的传统思想在新的环境中逐渐复活，终于导演了一出“由旧到新又由新到旧”的悲剧。
《花之寺》中燕倩终日忙于料理家务，刺绣窗帘、接待客人是她生活的主要内容，为此她甚至两次拒绝了丈夫幽泉出去赏花的建议。一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③。没有生气的生活使诗人幽泉极为不满，为了调节丈夫的情绪，她给幽泉开了个小玩笑：她以女读者和崇拜者的口吻给丈夫写信约他园中赴会。欣然赴约的幽泉自然是在幽会处遇见燕倩，最终识破其心机。显然，燕倩并没有将任何新观念带入婚姻生活，依然以传统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她所做的一切只是践行“取悦丈夫”的为妇之道。作者在文中通过幽泉的叙述对燕倩迎合、取悦丈夫的用心两次予以明示：一是在幽泉看到信之后，他想“她也会说，她是小草，我是她的匠人，给它生命”，即说明燕倩曾用这样的话讨过他的欢心；二是在幽泉知道园中赴会是由燕倩一手导演的之后，高呼“又上了你的当了”，“原来不出我所料，又是你播弄的花样”——幽泉连用两个“又”字，足以说明燕倩“播弄花样”的频繁，她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燕倩聪明的小伎俩充其量只能是扬汤止沸，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夫妻间潜伏的危机，然而她对自己的这一手段却是极为自信的——对这一表面上胜利的盲目乐观更是显示出她囿于家庭的目光是多么的短浅。
《春天》里的霄音始终在为是否写信安慰一下重病中的君建而犹豫、苦恼。君建是霄音过去的倾慕者，一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新近不幸又患了重病，痛苦中的他写信给霄音，希冀得到她的安慰。得知这一情况的霄音很是同情君建的不幸，对他备受疾病折磨的痛苦也很是感同身受。同情身处困境的弱者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所独具的高尚情感，写信安慰君建更是霄音真心的祈愿。然而，霄音的另一重隐形人格——恪守传统为妇之道的霄音却起着破坏作用，使这一美好行动的实施总是被阻碍，这一圣洁情感的表达总是被制止。霄音的内心也因此饱受分裂之苦：一个霄音“希望这热烈的悲哀与祈求有了安慰”，另一个霄音却“愿意忘掉这封信”；一个霄音眼前时时闪现君建久病的痛苦，另一个霄音却“不愿意想起这件事”。分裂的痛苦带给霄音的是对春天烦躁的感受：春风恼人、海棠笨相、琴声冷酷……两重人格互相冲突，引发一场无尽休的“心灵的战争”，终于，恪守传统妇德的霄音占了上风，安慰信到底没有写成。
《酒后》中的采苕似乎有些“出轨”，竟然向丈夫永璋提出要吻子仪的脸！延续几千年的伦理规范严格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一个有夫之妇却提出要吻丈夫之外的异性，这显然是一个大胆的要求。但是作者试图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种信息：子仪是一个“高尚优美的人”，却不幸“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由于不愿回到自己枯闷的家庭，此时他正醉倒在采苕家客厅的大椅上。——这完全是一幅丰仪才子的失意图，一张失睦家庭的凄惨画，不幸之人的处境很是能激起人们深深的同情。子仪的可怜境地唤起了采苕地母般的怜爱，使她“动了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于是她便想“闻一闻子仪的脸”来表达这种关爱。显然，“Kiss”这一行为并不含有任何关涉性爱的成分，不过是采苕同情之心、怜爱之情的表达。如此以来，吻子仪也就成了一个寻常的举动了。虽然如此，采苕的这一要求从提出到行动还是引发了“心灵的战争”：早已钦佩子仪高尚人品、过人才华的采苕，向来不敢流露半点对他的爱慕，这一久经压抑的情感最终还是被她谨慎地选择在人微醉的“酒后”才得以表达出来，完全是乘着“酒力”并以“醉酒”做掩饰的；尽管是“人借酒力，酒壮人胆”，她在向丈夫提出这一“非分”的要求时，依然是吞吞吐吐，“有些不好意思说”。在得到永璋的允许后，采苕依然行动犹疑，终于很快就“回复了她的故道”，“不要Kiss他了”。
燕倩、霄音、采苕无疑都是某种大家闺秀的幸运儿：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有很好的教养，不必忧柴米，也不必为生存挣扎，并且爱与被爱。她们的生存环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正因为排除了束缚女性自由发展的一切外在羁绊，新女性们自身的精神弱点才得以详尽披露，她们深层意识的陈旧与落后才得以深刻呈现。这群重新隐没的新式妻子是新文学史上罕有的女性形象，她们由新到旧的演变传达出凌叔华“娜拉走后会怎样”的思考。注目“五四”文坛，我们发现对“娜拉走后会怎样”进行审慎思考的作家只有鲁迅和凌叔华。鲁迅的思考是通过《伤逝》来传达的。子君在涓生的引导下叛离了父门，与所爱的人走到了一起。但自由的婚姻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幸福，由于缺少事业的支撑，从父的樊笼里逃出的子君只能蜗居在涓生的家中，呆在婚姻的笼里。庸俗琐碎的生活渐渐吞噬了子君闪光的个性，理想的爱情也终于被困窘的生活葬送。鲁迅以子君的死宣告了一代先驱对妇女解放的思维极限，并通过子君的悲剧指出妇女解放的最终实现依赖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健全。凌叔华不具备鲁迅的深邃，她避开了婚恋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这是其局限。然而，这一方面的局限却成就了她在另一方面的深刻。正因为排除了一切外在因素，才能便于作者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层面，深刻挖掘女性生命深处的传统意识积垢。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些曾经大胆背叛角色的新女性在由女儿成为妻子之后再度回到对角色的认同，她们“尽妇职”、“守妇道”，以千古女训来要求自己，“妻子”的角色终于拘役了她们的身心。凌叔华通过这类女性的塑造，反思“妻”这一角色对女性人生的限定，并指出女性头脑深处所积淀的顽固角色意识也是导致她们不自由、不解放的重要原因。在凌叔华看来，女性之所以不自由，不仅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因此，要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既要歌颂女性的勇敢反叛又要正视女性自身的精神弱点。凌叔华对妇女解放所持的这种思考方式，既纠正了一些启蒙者仅将妇女解放归因于社会外部因素的简单化倾向，同时又纠正了主流文学出于示范的需要而将新女性理想化的倾向，还原了女性真实、复杂的人生形态，而且还使我们看到了妇女解放问题复杂的一面。这一思考方式显然与鲁迅形成了互补，如果说鲁迅是以思想家的深刻洞见经济权的重要，提醒历史转型期的人们“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④，那么凌叔华则以创作家的敏锐指出新女性自身的缺陷，为自我陶醉的“解放”者奏响了提防落伍的警笛，提醒人们谨记：女性的全面解放既非一帆风顺也非一劳永逸。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孙素侠，四川外语学院2007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鲁 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0.
②孟 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77.
③鲁 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鲁 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