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丽
关键词：慰安妇 身体叙事 欲望 抗争
摘 要：“慰安妇”形象在以往文学文本中一直被作为“性文化符号”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而海男大胆地冲破传统禁忌，用身体叙事的方式将隐藏在黑暗角落文化氛围中的慰安妇真实身体推向公共空间，通过身体、欲望和抗争呈现其感官和生命的真实性，展现和重构历史中女性多元、多层次的生存状态。
慰安妇是在战争中最尴尬和最凄惨的女性，她们没有言说的权利，更没有身体的自由，是一群被放逐在历史边缘的女性，也是被大众遗忘的女性。以往的作家们往往把她们只是作为一种“性文化符号”来看待，致使她们成为处于历史场景、社会场景边缘的一群“没有名字、没有品性、没有她自己的声音”的女性。女性只能处身荒凉的边缘，慰安妇连同她们的苦难都湮没无闻，成为社会最为隐蔽的一个黑暗死角。如果说曾经有一位对抗日战争中女性受辱者的经历有一个“历史”的改写的话，那就是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塑造了遭受战争凌辱的女性形象“贞贞”，但她只是对中国落后迂腐的封建贞洁观进行抨击，并没有真正从身体的意义上关注慰安妇的生命真实。而海男的新作《身体祭》则以一种独特的身体叙事的方式，通过身体的展示和抗争呈现其感官和生命的真实性，又使慰安妇这群隐蔽的女性身体在文化和精神意义上得到充分发挥。身体成为她构造文学细节和精神空间的中介和力量。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身体”倾向，将隐藏在黑暗角落文化氛围中的慰安妇真实身体推向公共空间，这使得她们的生命不仅通过身体的出场而敞开了意义，更使难以言说的内心体验在身体的呈现中获得了表达。
一
小说中的“我”以一个外籍女性的身份入场，在为爱情寻找失踪的中国恋人炽燃的途中，不幸被圈入了日本军营，由此开始成为了这场肉欲战争中最真实的记录者和亲历者。“我”用“我”的画笔和身体真实感受着战争中杀戮、疼痛和耻辱，并用“我”和那些慰安妇的身体记录下来了凄美的一次次战争煎熬，倾听着那来自身体最深处疼痛而血腥的尖叫声。
在这场肉欲之罪的战役中，身体成为了战斗中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武器和工具，毫无遮拦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在激烈的战争中，女性的身体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难道仅仅是男性发泄欲望的性工具吗？
从形而上的虚幻的灵魂世界回到形而下的触手可及的身体世界，身体也不再是以道德、灵魂或其他名义对其强加的禁锢，它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再是精神王国的附属，它抛开了残酷战争的宏大叙事，除了发生杀戮、无耻的占有之外，在相对封闭的日军营地世界中，演绎了一场肉欲之罪的战役。这种战争，以牺牲女性的身体为理由，以女性的身体为沦陷史。男性与女性的交往核心建立在肉体关系上——通过性，肉体从身体中抽身而出，肢解了身体的完整和丰满。当身体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合谋使女性的身体在那一个特殊的时段已远远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而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和工具时，则是将日本军人强奸的个人行为，转变为了国家行为，是对慰安妇“合法”的集体轮奸。“合法”“合理”“合情”的身体强暴成为展示人们精神疯狂和人性扭曲的舞台。疯狂年代里的对女性“身体”的疯狂蹂躏和强奸，缘自政治高压、文化愚昧和精神的极度紧张，因而，日本士兵将女性的“肉身”当做了宣泄的有效渠道。
那些在战事中被性欲折磨得发痴的男人们，像野兽一样饥渴着，在与慰安妇的肉体狂欢中陷落，整个日本营区涤荡这种撕裂肉体的性尖叫声。女性的身体成为男人欲望化的宣泄和象征，宣泄男性隐蔽在身体深处的某种东西。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分析男性统治时指出，男性社会“之所以会有酷刑或强奸这类行为，原因在于统治、剥削或压迫的意愿依赖一种‘男性恐惧，男人害怕自己被逐出无弱者的‘男人世界、被逐出所谓‘强者的世界，这些人之所以有时被称为‘强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尤其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强硬”①。的确，作品中的三郎向“我”揭穿了日本帝国使用慰安妇的一种秘密：“我们的士兵只有在女人的肉体上狂欢以后，才能够以饱满的姿态奔赴战场。”②男性对女性的疯狂性事是作为个体的男性炫耀其力量、显示其男性强权的象征。正如陈顺馨所说：“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入侵者强行对‘它者领土的‘进入(penetration)可以理解为一种‘阳具的霸权行为。”③然而，日本军人需要慰安妇，不仅仅是为了解除寂寞和满足性欲，显示其男性的强权政治，还源于他们内心的恐惧、紧张与痛苦。战争的血腥、厮杀和死亡的狰狞时时刻刻困扰着战事中的男人们，他们通过与女人的身体接触、得到女人的抚慰,来体验和感受精神上的抚慰和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证明自己还活着。三郎在迷醉中呼喊到“真美子，你是真美子吗？我感觉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快要不存在了，快拥抱我吧！”④对死亡的恐惧对朝不保夕的士兵们来说，无疑有着异乎寻常的精神作用。小说中的一个身体健壮的士兵哀求“我”道:“给我吧，我是冲锋手，我明天一早就要去赴死了，我知道我就要死在战坑中，死在中国人的子弹下面……给我一次身体的美好感受吧，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⑤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战争的制造者和发动者戕害着男人们的身体，在战火中焚烧，而那些士兵又对无辜而柔弱的女性进行疯狂的强暴和蹂躏，一切黑暗和肉欲的罪恶深渊经由海男的笔触血淋淋地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二
慰安妇在人们心中一直都被作为无反抗能力的无语无声的群体，总是作为“性符号”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难道她们真的没有抗争能力吗？伊格尔顿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女性用来反抗压在她们身上的男权，第一个武器便是自己的身体，这是一切反抗的内驱力。海男笔下的女性人物如贞子、李秀贞、贞玲等，都不是完全屈服的和被压抑的客体，她们无论对自己的欲望，还是对自己的生命，在自身的限度内都表现出强烈的自主和抗争精神。
全文中那凄厉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充斥在海男的整个叙事当中，它成为了这场身体祭的基调。在这个被囚禁的战事之地，每晚都回响着女性肉体的疼痛而撕裂的尖叫与呐喊。野兽般的呐喊和尖叫既是女性痛彻的生命感受，也是不能言说的女性们唯一的反抗之声。慰安妇李秀贞在尖叫和呐喊中痛斥着血淋淋的惨无人道的“杀手”，贞玲用她凄凉的尖叫逃逸着剥光了她的身体，剥开了她所有的幻想和内心道德，更多的女性在疯狂的尖叫和呐喊中反抗着被活埋的命运……
比如那段令人窒息的堕胎描写，宏大庄严的历史之身，经由一个女体解剖的视觉画面呈现出来，“来自中国东北的慰安妇，整个身体躺在血泊中，宛如躺在被风暴所摧残过的一场事件之中。她裸露着下肢，完全赤裸，然而，已经看不到她大腿的阴毛，也看不到作为女人的阴唇，那些东西已经被鲜血所笼罩，而且她已经昏迷……她的身体却像石头一样沉重，像花瓣一样凋零着。”⑥赤裸裸的历史真相在“看”的凝视中被看穿了，女性的子宫被男人用沾满鲜血的凶器掏空了，女性作为母亲的权利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女性的血肉之身被拆解成了历史的碎片。李秀贞用尽全身的力量在尖叫和呐喊中疯了，沉浸在“我”为她缝制的布娃娃的世界中，最终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奔赴活埋的战坑。赴死之前她用双手将那个布娃娃高高地举在空中，用母性的力量捍卫着她的孩子——尽管只是一个玩物而已，她用她的积蓄着仇恨的指甲作为利器抓伤了军医的脸颊，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使自己身体权利的行为。的确，身体不仅是肉体，它更是有灵魂、伦理和尊严的。权力虽然能够阉割和取消女性的肉体，却不能消灭和摧毁女性身体内心的真实意志。被逼疯后的“赴死”行为，击碎了全部的枷锁和禁忌，这是女性身体对外来侵入和控制的一种反抗。
除了尖叫呐喊与疯狂之外，逃离与死亡成为反抗的又一大有力武器。小说中的贞玲赤裸着身体奔出营帐，她想奔出军营出口，用双腿作为武器，用牙齿作为利器，抵抗着一个男人的暴力和强奸，逃离囚禁肉身的铁丝网。然而逃离不可能帮助这个女人获得肉身的自由，反之，它只会加剧这座囚室和监狱的力量。逃亡，“是某种无力而有效的拒绝”⑦。陷入命运罗网中的女性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即使她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而死亡似乎是慰安妇的最后宿命，海男在文本中大量描绘了充满着死亡意象的片断性的场景和情境。在这样的言说中，死亡是现实社会中性别政治下的暴力与反暴力的表达，是两性间的一半对另一半的奴役与反奴役的叙事，在触目惊心的惨烈中渗透了人性的恶与非理性。而同时，小说中那魑魅诡秘的死亡谷、死亡气味的奇香异臭、死之舞蹈与灵光闪烁等等诗意的虚构和想象，打破了死亡的真实性，使死亡诗意化。海男用自己的灵性与悟性以超验感受死亡的方式去敏悟生命的现世与彼岸，以想象和灵视的方式体验死亡，似乎要告诉我们，在这种灵与悟的超验境界中，宿命之死与灵魂不死，给人以不可企及、似磷火永远闪烁跳跃在别处而只可远观不可捉摸的神秘美。
三
在传统的写作中，女性身体一直被客体化为“看”的对象，成为“他者”，而关于女性身体的叙事则大多是以男性的经验为参照的。女性的身体作为性的对象，要么供男人欣赏，要么供男人玩弄，是男性手中任意摆布的性工具，而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中蕴藏的能力一直没有发现，并且一直受到压抑。正如西苏所说：“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了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意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抑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抑了。”⑧因此，女性的对身体的自我意识也在父权文化的规范下被淹没了。而海男唤醒女性沉睡的身体，激发女性特有的性魅力，坦率地营造出血肉丰满的身体意象，以年轻贲张的感官系统，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用西苏的话说就是“关于女性特征的一切几乎都有待女人来写，关于她们的性征，即无限流动的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的某个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激奋。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诸如此类的冲动冒险，关于旅行、穿越、跋涉、突发和渐进的苏醒，关于对某个一时还羞涩但随即便坦然无忌的部位的发现”⑨。
《身体祭》中对身体和身体中的肉体的描述都是自然的。海男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可供观赏的视觉画面：“她们无任何捍卫自我身体的言辞，她们可以当着男人飞快地脱衣，也可以在缅甸的热带旷野，风情万分地脱衣，她们像是从热带中长出来的植物那样天性裸露，她们无视世界任何一种存在和眼睛，因为他们是慰安妇。”⑩“她的肉体是敞开的，日本和服罩住了她的身体，她那丰硕的身体此刻刚刚经历了性事，她的形象犹如风中纷散的花瓣，潮湿地摇曳着……”{11}年仅二十岁的贞玲“沐浴着日出前的那一种清新的空气，仿佛长出了身体中自由飞翔的幼芽，我赞美着这个早晨穿着橙色和服的少女之美，赞美着她的体姿中一切洋溢着希望的那种美……”{12}这是一个女性身体对另一些女性身体的观照，这些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男性的玩物、泄欲的工具和欲望化的对象，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个体。小说中将女性身体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大量描述，不是孤立的和鉴赏性的，它脱离了男性带有性意味的眼光，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女性身体，情欲澎湃的身体意象在作者所创造的文本中悄然绽放。海男最大限度地运用有如“脊背”、“脖颈”、“双乳”、“肩胛骨”和“足踝”等这些身体感知功能和显露的身体意象，发掘细节真实的体验。而“洞穴”和“子宫”又是女性生理特性的经典隐喻。这些女体意象展露着身体的美丽和尊严，它饱含着女性对于自身身体美的发现、欣赏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完全是用女性自己的审美眼光进行观照的，赋予作为自然物存在的女性躯体神性的光芒。
在这里，身体不再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鲜活、具体的身体，而是整个的女性身体，在这身体上，承载了世界、民族、妇女的历史。因而女性身体的出场就并不是充当文学描写的对象，而是通过文本实践，挑战女人的肉身在男人的言语中被编织的方式，颠覆以语言为载体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它是对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女性“无史”的抗争与反叛，负载着自我拯救的历史使命。用西苏的话说就是“女性的本文必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写成它就引起旧性质外壳的大动荡，那外壳就是男性投资的载体。别无他路可走……”{13}其实质无疑是一种以女性的身体为契机，粉碎男性话语的封锁圈，确立、认同、宣扬女性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
女性的身体经验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物。慰安妇的身体在战争中的特殊身份，一方面处于各种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另一方面身体又具有主体性，它会不断寻求超越，即使在权力的控制下，身体也会以一种潜流的方式涌动在地表深处，成为女性寻找自身、认识自我的不可或缺的方式。海男以这种身体书写进入形而上的生命层面，在历史和文本的缝隙和边缘中进行言说。而正是这样一种身体经验形成了对已有历史叙述的挑战和质疑，使得女性创作对于既有宏大历史叙事的意义不是补充，而是颠覆。但是，解构不能被理解为破坏和否定，这种颠覆的动机是为了还原女性真实的生存经验，展现历史中女性多元、多层次的生存状态，这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历史重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蒋 丽，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女性文学研究。
①③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第3期。
②④⑤⑥⑩{11}{12} 海男：《身体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⑧⑨⑩ 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 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