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秀 刘盼
摘 要：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以一定国家为研究典型、但又超越国别的经济理论体系，既要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要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规律。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在深刻分析这一矛盾的现实表现、运动主线、覆盖范围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特定时空中矛盾特殊性的前提下，提出中国经济学应以特定時空中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为研究主线，按照特定时空背景中、一定制度框架下“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的研究范式，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展开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特定时空;核心要素;公平与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2-0029-12
纵观历史，大国崛起与其经济学理论崛起和经济学话语权提升是相伴而行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辉煌成就，客观上要求构建与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步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近百年来，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论化、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理论化四条线索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体、研究立场、研究目的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强调中国经济学研究是中国人士立足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出发，探索建立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能经得起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检验并指导实践的经济理论[1]。但对于中国经济学应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即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框架体系、研究方法等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观点。本文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具体背景出发，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框架体系、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
一、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背景与必要性
经济学作为一门既有社会性、历史性，又有自然科学特征的二元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要求其既要讲究理论内部逻辑的严谨性，又要实现理论预期与外部经验事实的一致性。但主流经济学往往忽视学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将理论建立在商品世界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上，从而将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当作永恒规律，试图通过经济问题数理化来寻找答案，导致其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同时，抽象经济理论的适用性是以其前提的适用范围为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时空差异必然导致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问题困难重重。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要明确其所面临的背景和必要性。
（一）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背景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国的经济实践为基础，并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当前国内经济学研究仍然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三重统治之下①[3]。然而，在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面临着不科学的基本假设动摇其经济理论依存基础，以及过度数学化、抽象化的发展趋势弱化其现实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发展难题;在现实方面，主流经济学② 又处于既无法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问题，又不能解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败的逻辑，更不能应对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新变化的窘境当中。
具体来看，在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实质上是人们对商品世界表面联系的主观反映，并未触及商品关系的本质[4]。其中，基于静态视角的资源稀缺性假设不但忽视了生产力进步使人类可借助新科技“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创造以及挖掘新资源和资源的新属性来拓宽可用资源边界，弱化资源稀缺性限制的事实[5]，更混淆了具有所有权关系规定性的资源与资源的物质存在本身[6];而经济人假设不仅将人的公正、慈爱等优良精神品质排除在外[7]，而且忽视了个人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及经济社会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动机与方式的影响，即忽视了个人行为的社会属性[8]，这与现实社会中利己性和利他性并存的“真实的人”背道而驰。在此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假设—推理的范式承诺把经济空间和人性的“特质”抽象掉而加以同质化，将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看成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定条件下的纯粹的物质技术过程，忽视了经济问题的现实性、理论性和历史性，走上了一味追求精致化和计量化的发展道路，导致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理论的系统性、创造性、思辨性转向技术化、计量化，研究路线从透过现象分析本质转向纯粹的抽象逻辑推理，研究内容拘泥于细枝末节的数理化验证和抽象的逻辑推理[9]，经济学研究沦为一种纯展示智力的逻辑游戏和展示逻辑的文字游戏，缺乏可应用性、预测力和现实指导力。
在现实方面，就国际环境而言，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表现为长期经济低迷、失业严重、分配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滞胀加剧，社会矛盾突出，但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普遍减弱。二是苏联在初建政权后，并没有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且中国既没有照搬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走封建僵化的老路，也没有照搬西方国家经济理论“改旗易帜”，而是从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成功之路，相反苏联解体后的一些东欧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被引向歧途，两相对照，主流经济学并不能准确解释成败之中的内在逻辑。三是全球经济面临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方式的巨变，美国政府单级思维和零和思维导致的逆全球化现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强烈冲击等一系列新挑战，超出了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完美假设基础上的经典理论的范围。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经济增长、民生改善、文化繁荣、生态优化等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其中所体现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鼓吹的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但它创造的中国奇迹举世瞩目。然而，主流经济学无法对其作出系统解释，甚至到今天，“中国向哪里去”的发展道路争论在思想上仍没有解决，也不是既有的哪一个学科、学派所能给出正确答案和解释的。可见，创建立足中国实践、有效服务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诉求。
（二）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
第一，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要求创建中国经济学。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社会活动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反映，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密切相关。与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引进—模仿—吸收—创新”的过程相类似，中国经济学也呈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发展规律。从20世纪40年代引进马克思《资本论》构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构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再到改革开放后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不断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消化、吸收，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庞大学科体系[10]。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逐步从“引进创新”转向“自主创新”，由“制造中心”转向“经济中心”，而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长期处于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的学科发展模式中，缺乏学术原创性和现实指导力，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活实践和成功经验。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转变过去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的理论发展局面，转向创新的学术路线[11]，开辟和构建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经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要求创立中国经济学。从普遍性来看，一是中国生产要素规模庞大，其中，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耕地面积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0%左右、7.27%、7%;二是中国经济总量占比高，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列全球第二，达98.65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31%。仅从数量上来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上占绝对数量优势，由于多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性，因此，拥有庞大生产要素规模和巨大经济体量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更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特殊性来看，一是中国经济体内部异质性问题显著，主要表现在城乡间、区域间、产业间等在发展水平、发展速度、收入增长等方面的不平衡;二是中国经济转型是一种既与东欧模式有本质区别，又与发达国家的模式存在巨大差异的特有模式，具有推进的渐进性、发展动力机制的外在性、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性等特征;三是中国经济存在多层次的二元结构，主要存在于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乡村内部、经济与社会之间、经济与生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等方面。这些特殊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创建立足中国实践、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特殊性的中国经济学。
可见，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总结提炼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并将其体系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创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規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殊性规律的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基础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已有经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最早可追溯到1946年王亚南参照《资本论》体系形成的《中国经济原论》，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12]。这一时期学术界构建的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大体可分为四类，分别以若干理论与应用问题、“哲学—理论—政策”、《资本论》体系结构、古典经济学“四分法”为主要构成，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参照已有经济学说，挖掘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独特问题[13]。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不稳定，经济与科研水平落后，加上学者对理论的抽象和提炼度不足，未能构建起为学界公认、为后人沿用的中国经济学体例。
此后，国内学术界先后出现过三次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热潮：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等问题。学术界主张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以许涤新先生为代表，他按照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系统分析了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12个问题①[14-15]，并出版了《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流通》一书，该著作实际上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的社会主义化，也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独立化。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特色做法与创新观点;另一方面，早期“海归派”回国潮使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入，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全盘西化的可能，学术界再次发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并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当时的主流观点主张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对中国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学术界分为“窄派”和“宽派”：以刘诗白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6];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17]。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此仍争论不休。
第三次是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更加成熟，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无法有力解释和有效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再次回归学术界的视野。特别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内涵的广泛讨论。黄少安认为，中国经济学应以“合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合作经济学[18];黄泰岩认为“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中心主题，要构建发展经济学[19];逄锦聚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广义上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狭义上只包括中国理论经济学[20];程恩富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新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的经济学范式[21];范从来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包括中国制度与中国发展两个维度，前者强调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后者重在解决中国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22];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黄少安认为作为经济科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要在通用的话语体系下构建[23]。
与“宽”“窄”派学者们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既不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称，而是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主的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比“窄”派所主张的“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要宽，以资源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和基础学科。它比“宽派”所主张的“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范围要窄，不包括应用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它是综合性理论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综合性理论经济学，属于一级学科，它包括两级子学科：一级子学科包括以人口、资源、环境等核心要素协调运行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主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以核心要素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经济思想产生、演进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等。在一级子学科中，中国社会主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包括若干个二级子学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以核心要素运行体制机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以生产关系中某一环节运行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思想包括以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产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和其他二级子学科（见图1）。可见，中国经济学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以一定范式形成的一种以一定国家为研究典型、但又超越国别的综合经济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理论的普适性价值要求中国经济学尊重和反映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构建超越国别体系的一般性理论体系，但立足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也应该强调中国这一时空概念，充分体现国别特征。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在充分认识这一基本矛盾的本质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揭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时空特征。
（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核心
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所创造的直接可用的资源和环境的供给量往往不能满足其需求的非理性扩张所产生的需求量，二者不相匹配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们之间的矛盾便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推动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市场经济和古典市场经济阶段，并进入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矛盾的本质从未改变，但具体形式在不断变化。在原始市场经济阶段，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有限，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弱，“挨饿受冻”现象普遍，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效率低下与满足温饱的基本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的同时，生产过程中出现了赤裸裸的“人剥削人”的问题，导致社会产品分配不公，人的需求分化，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有限提高与人们对劳动产品公平分配及其决定的人与人社会地位平等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第四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生产能力发生质的飞跃，但人的非理性导致对资源的掠夺式获取和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危及人类的持续健康发展，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和更美好生活环境需求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每个阶段的基本矛盾都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口与其生存载体——资源、生存空间——环境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人口、资源、环境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三大核心要素被进一步扩展为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五个核心要素，这是由产业和制度出现的必然性决定的。人类生存发展要有必备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除少数直接可用的资源外，大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不会凭空产生、不能直接获得，生产资料更不会自动转化为消费资料，必须经过相应的加工（生产）及其相应的交换、消费、分配环节，这就导致了“产业”的出现。进一步说，人类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及交换、消费、分配要以何种组织形式来实现，即产业的实现形式是什么？在漫长的实践中便出现了企业这一微观组织形式，产业就是若干同类企业的集合。但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性质决定其在不受约束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负外部性的破坏性行为，客观上就要求规范人类生产生活行为方式以保障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秩序的“制度”的出现。简而言之，人类社会要发展就必然与资源和环境发生关系，而发生关系的方式，或者说路径便是产业，且这一关系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就需要制度来约束和引导。因此，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便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要素，五个核心要素构成了人类社会完备的一个自组织系统，缺一不可，共同有序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征
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既包含地域概念，又包含范式概念，既以一定国家为研究典型，又超越国别体系的综合性理论经济学，要求其既要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要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规律，进而决定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必然要着眼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般性问题，且在不同时空中充分反映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整个人类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所在，能深刻揭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由于不同时空中的科技水平、资源禀赋、社会文化、战略重点等的差异，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表现必然存在显著差异，能充分体现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应以特定时空中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考虑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环境的前提下，研究一国核心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经济资源配置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改革、完善与经济发展规律。
从研究对象的一般性特征来看，五大核心要素内容丰富庞杂，关系错综复杂，覆盖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就各要素的内容来看，“人口”包括人的生产和发展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包括普通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管理者和研究者等高级劳动力的培育和培养，后者包括如何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资源”包含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培育、开发、利用和管理等问题;“产业”是一个囊括“产品—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復杂体系，要充分考虑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产业体系的构建与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和趋势等;“环境”包括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环境;“制度”本质上是由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现实中表现为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则，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中观、微观的经济制度。就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见图2），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是最核心的要素，资源是人的生存载体，环境是人的生存空间，产业反映人的生产、生活等发展形式，制度明确人类发展方向并提供规则保障。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要与其生存载体——资源发生关系，这也是最基础的一对关系，人对资源的生产利用和分配消费等形式决定了产业的形式，人对资源的生产利用和分配消费等理念、方式决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而人在对资源的生产利用和分配消费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制度形成的经济基础。进一步讲，囊括“产品—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复杂产业体系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大环境，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的变化又会对整个产业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包括产品的内容与形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业的培育与升级、产业链的优化与延伸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且产业和环境的规范与优化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反过来，制度通过发挥引导和约束作用，来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和环境的优化规范，进一步要求落实到人对资源的生产利用和分配消费等形式的转型升级和理念、方式的改进提升上。可见，制度广泛渗透于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它会影响各核心要素的关系变化方向，充分体现各国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的特殊性。各核心要素之间如此相互作用，循环往复，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和谐发展。但它们在现实社会中要真正发挥作用，还要受到特定背景和特定环境的制约。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特征来看，以中国实践为研究典型的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建立在新中国这一时空概念之上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嵌入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之中的，与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它所面临的特殊背景一方面体现在生产力的特殊性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蒸汽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为背景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科技水平大提升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的组织模式、实现形式、发展方式等发生着剧烈变革;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上，中国作为一个人地规模罕见、历史文化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内部结构性问题突出，异质性特征显著，形成了中国经济独特的二元性特征和不平衡问题。
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特殊环境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的特殊性上。文化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对“高度集中”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团结”的群体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这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胜利中得到充分体现。文化映射着民族精神，并以其历史的形成方式和原则融汇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是影响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源所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勤劳拼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制度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宪法赋予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有三大特征：一是它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二是它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超然存在体，中国共产党对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拥有领导权;三是它有自我纠错机制，不遵循刻板程序的公共选择机制[10]，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深刻影响渗透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同时，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有利于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激发经济活力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协调统一。
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与框架体系
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与其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需要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但在追求福利改善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往往存在替代关系[24]，需要不断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新的均衡，因此，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始终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展开的。而基本矛盾本质上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核心要素之间的矛盾，抽象的矛盾运动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核心要素间关系的变化，矛盾运动的方向也就是核心要素关系变化的方向，因而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间关系的变化始终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展开，且基于特定时空的差异，各个经济体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重点不同。因此，以特定时空中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然以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为研究主线。当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要建立的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公正、更公平、更先进、更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开创性地建立并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公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势，从而建立“更公正、更公平、更先进、更科学”的社会制度。
就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核心要素的内容、关系与运行过程而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在一定制度框架下，在这些核心要素的相互作用中有序运行，以提高经济社会协同效率的过程。从各核心要素的内容与关系出发，可将人类经济社会概括为一定制度框架下“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四个层面的发展。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这些核心要素的组织制度、实现方式和运行方式存在差异，产生不同的运行效率，所以在分析这些核心要素的内容、关系及运行过程时，要考虑时空背景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按照特定时空背景中、一定制度框架下“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的研究范式展开，特定时空背景充分强调了国别特征，一定制度框架下“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的分析范式则是超越国别体系、对人类经济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首先，从背景来看，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科学认识自身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分析经济发展状态、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并作出具体决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不断变化和完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科建设都不能忽视其所面临的特定的时空背景。其次，从制度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建立适合自身特色、符合发展目标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方式、组织方式与经营方式;并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制度，确立与之相適应的劳动产品分配制度及其分配方式、分配结构;再以生产资料所有权制度和劳动产品分配制度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等。最后，在明确特定时空背景和基础制度的前提下，将人类社会核心要素的内容及关系变化发展落实到“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四个层面。从微观层面来说，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发展，前者重点强调企业家培育、成长并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的过程，要求建立与健全企业家培育、培养、激励、淘汰、监督等机制;后者强调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的发展过程。从中观层面来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就是不断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实现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区域发展政策，实现从区域非均衡发展到区域均衡发展的过程，就是依据产业发展趋势，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导向，实现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经济发展方式和整个人类生存发展两个问题，前者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就是依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后者强调通过反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过程。从全球观层面来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最终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总而言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促进各种资源协调利用、提高各要素协同效率的历史发展过程。
基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按照这一研究范式，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框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15个问题：在时空背景层面主要分析中国经济学形成的经济社会时空背景和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基础制度层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体制理论;就“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四个层面而言，微观层面包括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理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企业家理论，中观层面包括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城镇化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宏观层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和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全球观层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见图3，下页）。
五、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目的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学科性质来讲，中国经济学是一门兼具社会性、历史性以及自然科学特征的二元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从研究目的来讲，中国经济学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强调要在充分考虑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环境的前提下，研究一国人口、资源、产业、环境、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经济资源配置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改革、完善与经济发展规律。这二者共同要求中国经济学不能仅从暂时的、单一的、孤立的视角来片面地理解和研究经济问题，而要以辩证的、历史的、相互联系的视角来研究特定时空中复杂多变的经济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16]。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要求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从中国实践出发的基本方法。这既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从王亚南提出的“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以中国人的资格”[12]来研究中国经济学开始，到今天学术界形成的中国经济学要“立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问题与改革实践”的共识[1]，从中国实践出发构建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学术界从未发生根本改变的一致认识，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表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更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而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能给实践带来新的光明，推动实践向前发展。中国经济学要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理论化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从中国实践出发的基本方法。因此，中国经济学只有在充分尊重中国实践、深入理解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才能成为有源活水，充满生命力，才能准确阐释和有效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要求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进程与逻辑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20]，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对历史本质的抽象反映，逻辑演进体现了对历史发展的修正;但历史与逻辑在具体表现上具有差异性，历史中包含着特定时空下各种主要的、次要的、必然的、偶然的因素，是具体的，而逻辑舍弃了次要的、偶然的因素，是对历史主流的把握，是抽象的。忽视历史的抽象是没有生命力的，忽视抽象的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要将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辩证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揭示一系列中国经济历史事件所反映的内在逻辑和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生的必然性。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研究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探寻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内在逻辑，揭示当前中国经济实践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研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这一特定时空概念，在深刻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特殊背景和特定环境的条件下，剖析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现实必然性与内在逻辑。
第三，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要求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在统一中看到对立，既要坚持“两点论”，防止顾此失彼，又要坚持“重点论”，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与其需求之间的矛盾出发展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首先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与人类的需求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如果人类没有生产能力，便没有有效供给，需求就无从谈起，如果人类没有需求，供给便毫无意义，人类的生产能力也就毫无价值，二者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始终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展开，公平与效率是社会持续向前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二者在福利改善的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公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效率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只有协调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中国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还要借助现代高新技术方法。第四次科技革命下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使经济现象更加复杂多变，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经济形态，仅仅依靠人的脑力和体力很难实现对复杂繁多的经济现象的逐一分析和计算。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对经济问题进行全面广泛的分析、预测、模拟等，在复杂繁多的经济现象中剥丝抽茧，将更多的现实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中，克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不切实际的严格假定为前提的理论缺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经济理论体系。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数量方法和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数量方法和工具在测度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衡量经济政策效果、检验经济问题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被忽视和抹杀的，但这仅仅是将其作为研究工具而言的。总之，中国经济学只有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方法以及数量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才能紧随时代、紧跟实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和现实指导，并为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理论贡献。
參考文献
[1]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J].经济研究，2020（9）：4-24.
[2]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02）.
[3]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与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1）：48-67.
[4]朱炳元.马克思资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5）：37-42.
[5]白永秀，刘盼.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J].经济学家，2020（6）：16-25.
[6]张俊山.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J].甘肃社会科学，2009（2）：40-46.
[7]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J].学术月刊，2001（2）：28-35.
[8]冯根福.“经济社会人假说”与中国经济学构建[J].当代经济科学，2019（1）：1-6.
[9]朱富强.数理经济分析何以滥用：基于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J].经济纵横，2020（4）：26-34.
[10]金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J].管理世界，2020（9）：11-17.
[11]金碚.探索推进经济学范式变革[N].人民日报，2019-04-08（09）.
[1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10-417.
[13]张申，信瑶瑶.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J].财经研究，2020（9）：108-122.
[14]许涤新.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79（1）：39-46.
[15]许涤新.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续完）[J].学术月刊，1979（2）：17-28.
[1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4-13.
[17]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问题探索，1997（9）：4.
[18]黄少安.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J].经济研究，2000（5）：60-67.
[19]黄泰岩.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J].经济学动态，2007（12）：33-37.
[20]逄锦聚.论中国经济学的方向和方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4）：3-17.
[21]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J].学术月刊，2000（2）：3-7.
[22]范从来.中国制度与中国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J].教学与研究，2020（7）：28-30.
[23]黄少安.“经济学探索的内容”不等于“经济学教材的内容”[J].教学与研究，2020（7）：11-14.
[24]任太增.公平、效率与社会福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26-28.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s， as a kind of economic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takes a certain country as a typical but surpasses national system， should not only reflect the general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reflect the special law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 profound analysis of its realistic performance， main line of movement and coverage， and on the premise of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contradiction under the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backgroun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s economics should tak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pulation， resources，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system elem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ine， take "micro-meso-macro-global" research paradigm under a certai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an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ics;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core elements; equity and 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