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文
关键词：教育功能 儿童天性 校正
摘 要：在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内，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过于强调，导致了对教育功能的狭隘理解，出现大量描写顽童经过教育变成乖孩子的小说。这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儿童小说中常常较夸张地描写了儿童的游戏天性、兴趣爱好与成长中伴随的不足，以此显示对其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且刻不容缓。于是，在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与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下，这些本来活泼可爱、调皮淘气、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顽童一个个全都变成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循规蹈矩、暮气沉沉的小夫子。
一、强调教育的功能
儿童文学具有教育的功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中外皆然。但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不仅仅具有教育的功能。在当代，尤其是1954年之后，儿童文学的功能却只强调它的教育性，把教育功能放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步了。儿童文学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的工具”①，“儿童文学主要担负教育的任务”②，“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孩子的工具”③，诸如此类的议论在当时的书刊及有关讲话中几乎俯拾皆是。鲁兵曾用“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④来总结。孙志军对“十七年”儿童文学进行研究时说“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统摄性的特征，儿童文学的其它功能、特征都要接受它的规约”⑤。对教育一元性的片面强调，把它提到绝对的，高于一切的，甚至是唯一的地位，也就削弱甚至取消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愉悦的功能。
由于儿童文学教育观念的片面强调与作家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的参与，在文学创作中，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神圣使命的作家，就常常作滔滔不绝的训诫与说教，仿佛儿童都是迷途的羊羔，满身是缺点与不足，要等待着作家来超度和点化。在儿童文学中得到满足的常常不是儿童的合理游戏欲望和兴趣爱好，倒是儿童文学家的说教欲。儿童文学家十分虔诚地相信自己尊奉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念的正确性，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或者说担心儿童的游玩与爱好有碍于他们的成长，才一心坚决而又急切地要把儿童领入成人为他们规定好的人生道路上去，由此也显示教育的重要性。在作家们高高在上的说教与训诫之下，遭到压抑的是儿童们合理的游戏欲望和广泛的兴趣爱好。
二、放大儿童的缺点
这类作品主要以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任大霖的《蟋蟀》、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浩然的《大肚子蝈蝈》、赵镇南的《同桌》、张少武的《摸鱼》、陈伯吹的《扛牛记》等小说为代表。这些小说一开始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尽情地描写儿童游戏天性、广泛的兴趣爱好与成长中伴随的不足，使作品充满了童趣，但这是作者的无心插柳。作者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批评的对象，做到有的放矢。于是在文本中具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总是动辄得咎，他们的游戏行为与兴趣爱好总有碍于学校学习或集体劳动，游戏、爱好与学习或集体势不两立。于是“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不同的矛盾，一个是功课和玩的矛盾，一个是个人兴趣和集体劳动的矛盾”⑥。陈子君在1956年6月号的《人民文学》上针对这种情况发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的疑问，经过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作品中人为地制造矛盾。”⑦作者人为制造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对其进行教育，控制住他们的游戏天性与兴趣爱好的重要性。
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被誉为50年代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⑧。小说中的罗文应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他天性好奇、爱动，常常被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事情所吸引，诸如参观市场、看别人打克郎球、看画报、踢足球，甚至看到地上一颗脆枣，也要研究一下究竟是买枣的人还是吃枣人掉下的。天刮风了，他便担心市场门口的那盆小乌龟。罗文应放学后“总得逛上那么四五个小时才到家”，作家用夸张的笔墨，效果是让读者也感到罗文应的“贪玩”已经成了问题。
作者张天翼运用自己的天才，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罗文应广泛的兴趣爱好、强烈的好奇心与矛盾的心理活动以及游戏天性。但这些儿童天性使他把学习的时间全耽误了。在同学、老师与解放军叔叔的帮助下，罗文应管住了自己，学习成绩进步了，最后还加入了少先队。“据说，在50年代初创作的这篇儿童小说曾推动过生活中许多‘罗文应改正自己的‘贪玩的缺点。”但是“《罗文应的故事》对儿童‘贪玩行为的评价和处理是存在问题的”⑨。正如王泉根所言：“把好奇、好玩的儿童天性作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正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忽视儿童精神世界与人格个性的反映”⑩。
“由于《罗文应的故事》影响巨大，因而这篇作品的成功与不足对当代儿童文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多义的。”{11}一方面描写儿童的特有的游戏天性，“表现出天真烂漫的儿童情趣”{12}，另一方面“又要宣传、表现与这一天性发生冲突的‘不要浪费时间，要努力学习的一种教育思想”{13}。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张天翼模式”{14}。
在张天翼模式的影响下，一大批的作品都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来描写儿童的游戏天性、兴趣爱好、贪玩的欲望及微不足道的缺点。儿童作家在写到儿童的游戏、爱好、贪玩、淘气、微不足道的缺点时，把他们天真活泼、调皮可爱的模样刻画得活灵活现。但作家的本意大肆渲染他们的贪玩与爱好，使其夸大到失当的地步，目的是要引起人的注意，过了，则须校正。
《扛牛记》中大昌与牵着社里奶牛的焦大叔一起往回走，突然看到前面麦田里有一只花喜鹊，大昌去捉它，结果把奶牛吓得掉到河里去。仔细阅读文本，就发现大昌把奶牛吓得掉进河里的事实颇有作者故意栽赃的嫌疑。作者这样安排故事是想用此来告诫儿童：千万别淘气，淘气就会闯祸。
《摸鱼》、《蟋蟀》、《蝈蝈》中儿童一好玩，一淘气，不是出错就是闯祸，动辄得咎，“真是无巧不成书”，在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这样的巧合是比比皆是。类似的作品还可以找出很多，而且都是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被作为优秀作品来评价的。
如果没有这后面的狗尾续貂，画蛇添足般的说教与训诫，这实在是充满“游戏精神”的好作品。但作家的本意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后面的卒章显其志。正是认为儿童游戏天性与兴趣爱好处处影响着儿童的学习与劳动。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儿童文学家，为了不辜负自己神圣职责，目光总是紧紧盯着儿童不放，好像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于是对其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他们看不到儿童的贪玩中透露出来的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看不到儿童在淘气中体现出来的在某些方面的特殊兴趣和天赋能力，开始对儿童的游戏天性与兴趣爱好进行穷追猛打。
三、扩大教育的作用
叶秀在1956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也曾发出《为什么老写孩子的“错误”和“转变”？》的感慨。文中说“写孩子们的‘错误和‘转变的作品，也真是几乎‘俯拾即是”{15}。这些本来淘气十足的顽童，在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与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下，立竿见影地全部转变成按时学习与热爱劳动的乖孩子！作家在儿童小说这样扩大教育的功能，目的是希望有类似错误或缺点的孩子，读了作品以后，跟主人公一样，立刻就有转变。
1.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
外部他人主要指成人、班干部和同学等人。他们在作品不具有个性特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有的只是共名，比如‘父亲、‘警察、‘连长等等，这种共名现象说明了作家在创作时着眼于他们所代表的某一类人的形象，而不是他们的个体所具有的性格特点”{16}。这一类人的共性就是他们都是正确的化身、是言行举止的楷模，随时准备对儿童的一举一动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