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丈夫》于1930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4号，先后被译成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希伯来文等，在海外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出版或刊载。《丈夫》广泛流传，其魅力何在？显然，
我们不能仅只把它看作是对“农村社会精神上的溃烂”①现象的揭示。我认为，作品的重心在于，作者用优美细腻的笔墨，倾力写出城乡冲突中乡间男女自然人性的复苏与回归。
对于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来说，“享有心理健康和尊严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②。他们在大自然中，与那“宝塔烟雨红桃好景致”融为一体，安然享受着健康与尊严。就算做妻子的去城里当妓女，在乡间男子们看来，也“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是“极其平常的事”。但在城乡冲突背景中，事情却不再如此简单，乡下人的健康和尊严在城市中被漠视，甚至遭到了蹂躏与践踏。尽管丈夫们都认为事情极其平常，尽管他们忠厚和平，沈从文还是想把丈夫心中这种似有若无的失落揭示出来，凸现城市加给乡村的伤害。他选择了丈夫去妓船上看望妻子的时节细加描绘。在丈夫看来，女人“自然已完全不同了”：“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这么多的修饰，对乡村的素朴是掩压，或者也是抛弃。而深一层的改变随之也被发现了：“女人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畏缩神气了。”又忽然夺去丈夫的短烟管，塞给他哈德门香烟。这里固然不乏女人对丈夫爱的表示，但也似乎意味着对“哈德门”所代表的城市享受的追求，以及对“短烟管”所象征的乡土生活的不屑。香烟对丈夫来说，是“有新鲜趣味”的；而女人也许享受到的“新鲜趣味”物事更多些。可正是这些物事，改变了她，祛除着她身上那份乡野间的素朴清新。
就像文本开始的介绍一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与乡村离远”了。一旦她们“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很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看似静止般的恒常之中，一种“慢慢的”“谁也不去注意”的“毁”和“变”就这样发生着。沈从文的感慨是深刻的。细致行文中注入的这份深刻历史感，在乡村为后景、市镇作近景、妓船为前景的布局中缓缓地流，那份沉重，也只有在对乡村的深情回望中，才可深入体会。
作者还是想进一步呈现这“毁”和“变”给自然人性带来的刺激和伤害。这也是故事的逻辑必然：质朴憨厚的丈夫因思念妻子从乡下赶来，却在船上无所措手；妻子的变化对于外人来说或者无足轻重，可对于丈夫，却引起一次次深深的惊讶；也许“吃惊也仍然是暂时的事”，但面对晚上妻子伺候船主或商人的工作，怎一个“吃惊”了得？他感觉到“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这种伤感很模糊，也较为清浅，女人抽空来塞他口中一小片糖，他也就原谅了她，“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那淡淡的寂寞会飘散在河中，消失在梦中。
也许老七和她的汉子是其中的例外，但沈从文偏要把他们写出来，使寂寞成长，使伤痛凸显，以此促成自然人性的复苏与回归。
水保巡查船只，发现了留守在船上、才从乡下来看望妻子的妓女老七的丈夫。水保的到来，先是使他“虚怯”、“拘束”。但当他看出来人愿意聊聊乡下事情，因意外而高兴起来，“凡是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都拿来同水保谈着”。世故的水保虚应着他，有一句没一句地随便答着话，可丈夫却滔滔不绝。栗木做的犁柄、爱捣乱的小猪、新整治的石磨，还有那个“狡猾”的小镰刀，甚至希望明年得个小宝宝——丈夫有多少话要向女人说啊，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随着这些话汩汩流溢的那份寂寞，怕已不是“淡淡”的了。可是既然已经说出来，有人听了去，这寂寞也就不窝在心里了。水保走后，丈夫回味刚才的谈话，想起水保喊他做朋友，还要请他喝酒，“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完全是乡下人的憨厚心理和素朴至极的表情方式。那山歌也是纯净如洗，“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也许，他理解到妻子的生意，“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就像他原来认为的那样，“事情非常简单”，“名分不失，利益存在”。寂寞感既已发泄出去，自己也确乎感觉不到还有什么损失和不满了。
该吃饭了，老七不回，自己又不会烧湿柴，饿了，生气了，“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水保装满钞票的抱兜似乎一副“骄傲模样”，那张橘皮红色四方脸也变得“极其讨厌”，而“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的话，也尤为刺耳。他止不住心中怒骂，愤怒和妒忌使他“唱不出什么歌”，“也不能再有什么快乐”。这种情绪不断滋长，他想发脾气，把所有湿柴都丢到河里，但湿柴被别的船家捞去，并即刻点燃了。丈夫由愤怒而感到“羞辱”。汉子的烈性，就像那湿柴，本来在乡下哪里有事情会让他如此发作，可是城里人人都可把它点燃，爆裂出火焰。无处不在的对抗和冲撞攫住了这位憨厚老实的乡下汉子，“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走路”。这位刚烈的乡下汉子不再能够与城里的人事、物事和平相处了。他开始感受到深深的刺激和伤害。他鄙夷、咒骂他们，并迫切需要回到有那么多可爱的物件、朋友和有趣事情的乡下。他在那里才能得到精神和情感上的滋养和抚慰。走到街尾，却遇到回来的妻子，还有特意给他买的一把崭新胡琴。妻子借掌班大娘的话向丈夫陪了错，有硬有软地抚慰，丈夫也不好坚持回家了。他们一起拉琴唱歌，“年轻人在热闹中心上开了花”。但歌声琴声引来了两个醉鬼兵士，妻子无奈只好又去伺候他们。更深的伤痛袭上丈夫心头。即便没有他们，丈夫能跟妻子度过一个安静甜蜜的夜晚吗？水保可是说过要来的！丈夫沉默了。送走兵士后跟大娘说笑的老七也“像是想到了什么心事”，拉住五多，不许她说话。“一切沉默了。男子在后舱先还是正用手指扣琴弦，作小小声音，这时手也离开那弦索了。”老七去讲和，也不成功，只好说：“牛脾气，让他去。”汉子看来是决心明早离开了。
半夜里，巡官和水保来查船。醒来的汉子惶恐不已，等人走后，他希望同老七讲和了，“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件事情”。大娘“明白男子的心事，明白男子的欲望，也明白他不懂事”，因为巡官就要来的，汉子仍旧没有机会跟媳妇在一起。而“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看来，两个人都感觉到了伤痛，很深。
汉子一早就要回去了，老七往丈夫手中塞了七张票子，但丈夫把钱全撒在地上，“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钱有什么用？谁也无法摆脱这份伤害了，钱只能带来更多刺激，它会勾起更大的耻辱感——原来这损失，钱根本无法买回来！这本来在他们意识中“非常简单”、“极其平常”的事情，终于让这对夫妇不堪忍受，于是双双离开城市，回到乡下的家。
促使夫妇回归乡野的直接动因，就是两人先后体味到的、愈来愈浓重的、城市带来的伤害。城乡有着两类生活，两套话语，两样情感，人也是两种不同的人。城里那么多淫糜、矫饰、虚伪，乡野间则是那样的素朴、单纯、真诚。农村向城市输入女人青春的肉体和纯朴的感情，城市接纳着、也毁灭着。这样的伤害终于累积到令淳厚的乡间汉子也愤怒，也感到了羞辱。美丑、善恶、真伪的对照中，乡下夫妇选择了对前者的回归，完成了自然人性的觉醒与修正。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乡下人的情感、心理、精神在遭遇城市带来的摧折时，由浑然不觉到淡淡感伤、愤怒不平、不堪忍受、愤然回乡的过程。仿佛百川归海，所有这些，都指向对远景中包蕴无限美好的乡村的回归。
作者落笔在城市，却从丈夫——老七——水保的对比与变化中，从对城市加于乡村层层伤害的剖示中，从夫妇俩的最终选择中，充分显示出乡村与城市喧嚣相对的静谧、与城市芜杂相对的单纯、与城市丑恶相对的美善、与城市矫饰相对的素朴、与城市虚伪相对的真诚。乡下男子身体强健，“诚实耐劳”，安分守己，又会拉胡琴，又会唱山歌；女人“大臀肥身”，细致多情，有着“乡村纯朴气质”；家里有石磨、小牛、小鸡同小猪，有水碾子、麦子和风干的大栗子。不仅仅是夫妻恩爱，人与物之间也宛若有亲密的感情：在丈夫看来，小鸡小猪亲近如朋友；提到屋后栗树上的栗子，说它们“乖乖的从刺球里爆出来”，“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说到小猪捣乱的脾气，称小猪为“乖乖”；那把心爱的小镰刀会像“躲猫猫一样”的“躲在屋梁上饭箩里！半年躲在饭箩里！它吃饭！一身锈得像生疮。这东西多坏多狡猾！”失而复得的小镰刀更受珍爱，那么精巧，不舍得用它割草，只是“削一点薯皮，刮刮箫”。对乡村虽不是整体描绘，却随处点染。那份对乡野质朴、圆融人性人情的护守，对自然、美好、和谐乡村的回望，有着持久而深挚的感人力量。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赵慧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①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31页。
② [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月版，第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