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丁玲 败笔 自我 扬短避长
摘 要: 著名的革命经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存在一些明显的败笔，比如“密谋”和“美人计”这样的标题未能得到相应内容的有效支撑，显得虚张声势。丁玲用这样的标题，目的在于表达敌我分明的政治立场和爱憎鲜明的阶级情怀，是典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些败笔是丁玲在延安接受改造并开始转型的结果。而如何处理“自我”，则是丁玲能否成功融入革命阵营的关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最看重的一部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也是理所当然的革命文学经典。对这样的红色经典，以前人们总是习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而对其文学性的一面关注不够。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抛开既有评论，以相对独立的文学态度来面对这部小说，就会发现作品中明显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文学技术层面的，又指涉文学之外的领域，纠缠着多重历史信息。于是，清理和深究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源于文学的诱惑。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6章的标题是“密谋（一）”，第29章标题是“密谋（二）”，第30章标题“美人计”，这三章主要都是写钱文贵及其家人在土改风暴即将来临时的反应及活动。从标题即可看出，这三章紧扣钱文贵工于心计的特点，不是“计”就是“谋”。然而仔细琢磨三章内容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标题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第6章“密谋（一）”写小学教员任国忠在暖水屯自视清高，找不到朋友，备感寂寞之际，发现钱文贵是个可以交谈的对象，于是便视其为知己。任国忠了解到一些关于土地改革的新闻后，兴致勃勃地找到钱文贵交谈，并提醒他当心点。钱文贵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不会有碍，同时权衡着国共实力，认为国民党终将取得天下，共产党不会长久。最后，钱文贵叮嘱任国忠多替“国”军宣传宣传。
……你回去，多操心点，有什么消息就来，报纸上有什么“国”军打胜仗的地方，就同人讲讲，编几条也不要紧，村子上也还有懂事的人，谁还不想想将来！嘿……①
就在钱文贵准备送客之际，黑妮突然出现在对面的房间，“任国忠不觉的又坐到炕沿上，钱文贵明白这年轻人，明白他为什么常到自己家中来”。原来，任国忠常到钱文贵家还有另外一层目的，那就是黑妮。
第29章“密谋（二）”和“密谋（一）”异曲同工，写任国忠在果园里见到李子俊，散布“中央军”迟早要来的谣言，并劝李子俊找佃户活动活动，之后回到小学校，面对同宿舍的刘教员时更感孤独。刘教员快四十岁了，对革命还充满热情，又是学霸王鞭，又是拉胡胡、吹笛子，让任国忠看不顺眼。寂寞难耐时，他再次来到了钱文贵家。互相表达关切之情后，任国忠把自己了解到的女巫白银儿的消息和自己撺掇李子俊找佃户活动的事情告诉了钱文贵。钱文贵认为李子俊要是真的找佃户活动，事情一旦泄漏就会连累任国忠，于是暗示他可以先下手为强，设法在黑板报上告发李子俊。于是便有了第31章“炸弹”里的结果：黑板报上有人说李子俊在收买佃户，要明里土地改革，暗地不改革；又说干部耍私情，都被地主收买了。
两次“密谋”都发生在钱文贵和小学教员任国忠之间，而密谋的真正缘起在于任国忠的孤独和对黑妮的单相思。任国忠之所以觉得暖水屯只有钱文贵还谈得来，多少有些爱屋及乌的移情作用。钱文贵虽然“明白这年轻人，明白他为什么常到自己家中来”，但他似乎并不赞同任国忠对黑妮的美意。任国忠每次到来，他都以礼相待，不即不离，除了希望从他那里获取点最新消息外，就是顺便让他造点谣言蛊惑人心。显然，无论从钱文贵的动机还是行为来看，都无法构成与土地改革有计划有步骤的对抗，其所谓的策略，也不过是个人在历史风暴面前根据自己的处境做出的本能反应。在土地改革面前，钱文贵处于绝对被动的地位，即使想反抗，也是有心无力。在与任国忠“密谋”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遮遮掩掩的鬼祟之态，其实是他工于心计、慎于防范的一贯作风。所以两章“密谋”中的钱文贵，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日常状态下的钱文贵，至多增加了几丝恐慌而已。
而且，说钱文贵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国民党也是站不住脚的。钱文贵主动把自己的儿子钱义送去当八路军，这种行为对解放区的任何老百姓来说也是需要勇气的。要知道家里有人当八路，事实上就是把全家人都摆在了和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境地，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共产党一边。这一点连暖水屯盼望着土改的贫穷老百姓也十分明白。
和这些议论同时而来的，谣传着火车又不通了。国民党又调来了许多师，许多兵，这些军队都是有许多美国的大炮，这些炮比日本的还好，八路军连见也没见过的大炮。那个叫什么马杏儿（马歇尔）的美国官，本是来调解，要国民党“改编”共产党，现在也不满意共产党了，要讲和已经没有希望了。美国又运了许多许多的什么坦克、大炮、飞机，还帮国民党办军官学校。共产党怎么也打不过，他们的枪就不行，兵也少，八路军就站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
走了。咱们暖水屯还得重改政权，那些闹红了的就
得当心他们的脑袋，除非你拼了家不要，当八路军
去……②
在老百姓看来，当八路军就是“拼了家不要”。 所以在对未来局势有所确信之前，一般老百姓都是不敢参加八路军的，否则，国民党一来全家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此情形之下，钱文贵还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八路，难道他希望国军打胜仗吗？答案显然不言而喻。所以，不管钱文贵革命还是反动，他把宝押在了共产党这一边是无可置疑的，他和张裕民、程仁等先进农民一样，是暖水屯最希望共产党得天下的人之一。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之后，钱文贵之所以惶惶不安，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在土改中的命运将会不妙。但不管怎样，他也应该明白假如国军到来，情况只可能更糟，因为自己毕竟是八路军儿子的亲爹。如果依照作者丁玲的逻辑，那就是国军来了，八路军的家属钱文贵并不会遭殃，那岂不太美化国民党了？
第30章“美人计”几乎完全是沿着前面两章“密谋”的轨迹在延伸。当年程仁在钱文贵家当长工时，曾和黑妮有过一段恋情，钱文贵因嫌程仁是个穷光棍而加以阻挠。如今程仁出人头地，身为农会主任，钱文贵一家希图利用黑妮和他曾经的恋情攀上关系，以求保护。最先出马的是黑妮的姐姐大妮，她一改以前与黑妮作对的姿态，变得和善起来，不断提及有关程仁与黑妮恋情的话题，鼓励黑妮主动去找程仁。黑妮对大妮的做法很反感，不愿配合。最后大妮只得苦苦哀求：
黑妮呀！你不为你自己打算，就也不为老人家着想么？自从打你娘嫁人以后，你就跟着咱爹过日子，咱爹把你当亲生女一样，拉扯成这样大，他老人家平素爱管点闲事，免不了要得罪人。如今村子上闹清算，你说那些王八崽子们还有个不趁火打劫，公报私仇的么？幸好守着程仁是个农会主任，他要找咱们麻烦，别人就不能不找，他要为着咱们点，别人也就不敢说什么。你不说报恩报德，咱们总算一家人，你就忍心看着大伙儿来作践你伯么？弄得不好，把咱们全家也拉出去闹个斗争，咱们怎么受得了呀！③
之后，黑妮的伯母也加入了哀求的行列：
黑妮呀！你救救咱们老两口嘛！④
从情理上来讲，大妮和她母亲对黑妮的哀求并非强人所难，因为黑妮一直爱着程仁，现在也不例外。而且当初钱文贵不同意黑妮和程仁交往，主要也是为黑妮的未来考虑。钱文贵对程仁也并不过分，虽然“停了他的工，却抽出了几亩地给他种，因为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是缺亲少友，不得不依靠着他求活的人”，可谓仁至义尽。面对姐姐和伯母的哀求，黑妮备感为难。这种为难并不源于姐姐和伯母的逼迫，而是一个女性在传统的婚恋观中的被动地位。
她就实在不知道要怎样答复才好，她真的去找程仁，去求他把自己收容了吧，可怜她是个闺女呀，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呀！何况，唉，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样呢？⑤
应该说，除了有点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之外，黑妮是没有理由对姐姐和伯母的请求感到过分反感的，何况她们事实上还是一家人，朝夕相处，休戚与共。既然心头依然爱着程仁，那么姐姐和伯母的请求就没有过分违逆她的意愿，她甚至和二伯父一家人现在的心情一样，同样期待着能早日和程仁确定关系。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黑妮没有丝毫的主动权，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是女人就只有静静地等待。甚至越爱对方，她就越得小心翼翼地循规守矩，因为这涉及自己在恋人心中的形象。程仁才是命运的掌控者，只有他才有资格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面对姐姐和伯母的苦苦哀求，黑妮怎么也不愿答应主动去找程仁。直到钱文贵被斗，黑妮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所谓的“美人计”就这样彻底化为了泡影。
“密谋”和“美人计”这两个词在汉语里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差不多就是阴谋诡计卑鄙无耻的同义语，有浓厚的贬义色彩。这样的标题明显就是人物的政治功能和情节功能定位在先，演绎在后，是典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丁玲用这样的标题，非常鲜明地表达出敌我分明的政治立场和爱憎鲜明的阶级情怀。但是，在对小说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这几章的情节内容显然还不足以有效支撑相应的标题。无论是“密谋”还是“美人计”，这样的标题对于相应的内容而言都是夸大其词的，虚张声势的，仿佛有点“欲加之罪，却患无辞”的乏力感。
到达延安之前，丁玲就已经蜚声文坛。对于一位成熟的作家而言，在技术层面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原因可能还得从丁玲的文学生涯说起。纵观丁玲的一生，不难看出两个极端：一个是《沙菲女士的日记》时代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丁玲，一个是皈依革命、交出自我之后的丁玲。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经感叹，“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⑥。前后两个极端之间矛盾的焦点便是自我。如何面对自我，处理自我，成了丁玲能否在革命阵营里找到自己位置的关键。1942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中这样讲道：
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新阶级的语言、生活习惯；学习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工作，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自己在工作中去建立新的信仰，取得新的尊敬和友情。⑦
正是在革命熔炉中，丁玲锋利的个性处处受挫，写作上个人化心灵化的特点也随之淡去。作家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心灵转向现实，由个体转向社会。对她而言，这多少有点扬短避长。丁玲是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革命达成默契和共识，并确立起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的。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正是“自我”与革命的矛盾冲突和对“自我”的克制压抑，导致了作品的矛盾与悖谬，甚至留下了明显的技术缺陷。当然，要谈清楚这一话题须得另写一篇文章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黄曙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②③④⑤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第2版，第24页，第32页，第159页-第160页，第160页，第160页。
⑥普实克：《〈丁玲选集〉捷克文版后记》，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⑦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