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萱
关键词：梦 冥想 妓女 主体
摘 要：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以“内聚焦”的叙述视点拉近了与主人公的情感距离，通过阿英的“梦”与“冥想”等内心感受与个体体验，展示并呈现了阿英内心的自我矛盾、分裂与挣扎；同时，又以第三人称“异故事”的方式与主人公拉开了审美的距离，冷静地叙述并呈现了作为妓女的阿英想要成为主体的困境与悖谬。
丁玲的短篇小说《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以下简称《庆云里》）发表于1928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妇女写作逐渐落潮趋于沉寂之际登上文坛，并一直被研究者遗弃在较少受关注的角落。在以往零星出现的对《庆云里》的解读与批评文章中，不乏对这篇小说的价值认同，但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文学书写，使得对《庆云里》的批评活动围绕“妓女”这一话题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解释与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有论者从民族国家话语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庆云里》通过主人公阿英的“变态心理”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下层劳动人民精神的愚昧，麻木及灵魂的被毒化”①；近几年，还有研究者从“妓女”的个体体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认为相对于将妓女作为旧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的“苦难”叙事而言，这是一种“妓女形象的愉悦叙事”②。
“苦难”与“愉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个体体验却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用来评论同一部小说作品，显然，这与批评者自身的性别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男性批评者和男作家一样，与“妓女”的个体体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膜，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文本表达的“工具”借以批判与控诉旧社会的不合理；女性批评者则与女作家一样，和“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潜在沟通与交流，更倾向于从妓女的内心体验与感受出发来塑造或阅读文本中的妓女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也会不自觉地受流行批评观念的影响，从而做出与文本不甚吻合的结论，如论者将《庆云里》的妓女叙事指认为“愉悦”叙事就显得稍有不妥，没有能够充分注意到阿英身上所蕴含着的妓女心理体验的复杂性，她内心所潜隐着的挣扎与苦闷、矛盾与激流是并非“愉悦”一词所能涵盖的。
本文尝试从《庆云里》中的典型情节“梦”与“冥想”为切入口，对丁玲在其中所书写的作为“妓女”的主人公阿英的个体体验与主体困境进行再解读。
“梦”：内在矛盾的凸显
《庆云里》这部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异故事”“内聚焦”的方式讲述了在庆云里做妓女的主人公阿英从早晨到晚上一整天的生活。其中，叙述者没有明显的性别身份，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性存在，而且很明显与主人公阿英“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③，叙述者竭力隐藏自己，通过对主人公的意识与潜意识如内心体验、梦境、冥想等心理活动的描写，专注于表述与展示主人公作为“妓女”的内心世界与个体体验，以此为基点串联并表征出阿英的人生经历及她所处的生活世界。
小说以阿英早晨起来与客人告别的场景开头，继而讲述了她“又呼呼地睡熟”后的“梦境”：
在梦中，她回家了，陈老三抱着她，陈老三变得异常有劲，她觉得他比一切男人都好，都使她舒服，这是她从前在家时所感受不到的。她给了他很多钞票，都是十块一张的，有一部分是客人给她的，有一部分是打花会赢得。她现在都给他了。她要同他两人安安静静地在家乡过一生。
这一“梦境”的书写别有意味。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既是人类“内部和外部、自我与环境”之间的桥梁④，也是“当前现实问题和生活样式”之间的桥梁⑤。文学文本中的“梦”同样也是如此，而且还承担着相应的文本功能，即通过人物的“梦境”集中、浓缩地叙述并反映人物的生活经历、内心感受、现实冲突等。具体到小说开篇所营造的阿英的“梦境”，叙述者则通过阿英在梦里及入梦前后的现实中的个体体验，反映与传达了有关她的很多信息：一是阿英过往的生活经历。梦境的内容总是来源于梦者的现实生活，阿英梦中出现的男人“陈老三”即是她在老家的情人，但她后来却不知为什么离开家乡，来到庆云里做起了妓女，并赚了很多钱。虽然经历过很多的男人，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怀念与留恋着“陈老三”所带给她的温存。二是阿英的梦想。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阿英的“梦”其实也是她深藏于心的愿望的一种实现方式。作为一名妓女，她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男人，“不好干净的”、“干净的”、“丑”的、“斯文”的……但这些都没有“瞌睡”让她“可恋”，都没有睡梦中比一切男人使她“舒服”的陈老三“可恋”，她有着对两情相悦的爱情的渴望，有着对平凡、平静、安详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的企盼与憧憬，甚至为了这个梦想，她宁愿把自己赚到的所有的血汗钱都交给陈老三，目的只为了能够“同他两人安安静静地在家乡过一生”。三是阿英内心的矛盾与苦闷。通过对阿英“梦境”的叙事来反映阿英的生活经历与内心的梦想并不是叙事者最终的目的，将阿英的“梦境”与入梦前后的现实、梦境中的阿英与梦境前后的阿英进行对比，揭示与凸显出她内心的苦闷与矛盾，才是叙事者的真正意图所在。入梦之前的阿英对客人表面热情内心冷淡，装出来的“迷人的音调”；“梦境”中的阿英是“快乐的”，她觉得“陈老三”“比一切男人都好”，宁愿付诸自己的所有，包括身体与钱；正沉浸在“梦境”中的阿英被阿姆骂人、姨娘吵嘴的声音吵醒了，她“只觉得厌烦，恨她们扰了她”，且怎么也睡不着了。对客人的冷淡与对陈老三的倾尽所有，反映的是在阿英的内心深处“陈老三”是他最中意的男人，或者说她“很想嫁得陈老三那样的人”；而梦醒后的现实与阿英的内心体验，则更进一步揭露了阿英是做妓女，还是回老家与“陈老三”结婚过日子的苦闷与矛盾心理。“我真决不定，是嫁人好呢，还是做生意好”，阿姊的困惑其实也正是阿英的困惑，是这些不能够过正常的家庭与婚姻生活的妓女们的普遍的困惑与矛盾。在她们的内心深处，都勾画着像阿英所做的梦一样的理想生活的幻影，而“好人还来讨我们吗”的叹息与自怜，则把阿英们美丽的梦境打碎了，对现实的反问其实是对现实的清醒与认同，它引发了阿英对“陈老三”的猜测与想象，以及对自己早晨所做的美梦的自嘲与讽刺：不会有像陈老三一样的好男人来赎出自己，他或许也“早忘了她”，或者“早接亲了”，或者“未必肯同她像从前那样好”。
“冥想”：自我的弥合与欺骗
小说开篇的“梦境”虽然是快乐、愉悦的，然而梦境与现实的对比却是残酷的，通过对“梦”这一潜意识心理的书写，作者揭示了阿英是结婚还是继续做妓女的矛盾心理，而此后在阿英与周围的人相处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冥想”，则更进一步展露出阿英的自我分裂、自我弥合与自我欺骗，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对继续做妓女的坚定与无奈。
实际上，梦想着拥有美好婚姻的阿英与现实中做妓女的阿英分别构成了她内在分裂的“自我”的两极：“梦境”中的阿英是她理想中的“自我”，而作为妓女的阿英则是她现实中的无奈“自我”。与这两极相对应的是“梦境”的美好与现实的不美好。在文本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叙事者通过一系列的词组
渲染着梦境与现实的不同：“梦境”中的阿英感受到的是“可恋”、“舒服”、“安安静静”、“快乐”、“心都要跳了”；而现实中的阿英听到、看到的却是“极难听”的骂人的话、“粗鲁的声音”、“浓痰”、枕头上的“痕迹”……这一系列对梦境或现实的视觉、听觉、感受与体验性的词汇，丰富着叙述者对阿英的心理活动的描写，鲜明地表征了阿英自我分裂的内心的真实感受，以及她对现实生活与环境的无奈心绪。
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阿英对早晨的梦境的“冥想”很快就有所转变：“‘啊呦呦地笑了”的姨娘；“顶热闹的”、“丰盛的”“夜饭”；“耐心耐烦地替她梳头”、爱她“超过一个母亲去爱女儿”的阿姆……庆云里的环境在阿英的感觉系统中变得富有亲情、温暖、有趣、讨她喜欢，那个在“梦”中异常有劲地抱着她的“陈老三”、那个她很想嫁给他的“陈老三”、那个在她“冥想”中或许会拿钱赎她回去的“陈老三”不见了，那个梦想着嫁人结婚、想要与人安安静静过一生的“梦境”中的“阿英”也不见了，“早上的梦，她全忘了”，因为“那与她无益”。
如果说“梦境”所展现的潜意识心理是阿英的“本我”，那么“冥想”则是阿英具有主体意味的“自我”意识的流露。阿英在自己不断地“冥想”中设想了“陈老三”的现状，思虑了自己不早做嫁人的打算，并暗暗计算了自己近来“藏积起来的家私”，继而找了各种理由否定了想要与陈老三结婚过日子的美好愿望。这个过程其实是阿英逐渐否定并压抑梦想中的“自我”（也就是“本我”）的过程，同时也是她对现实中的无奈“自我”的认同，以及在现有环境中寻找归属感的过程，进而她又在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对妓女生活的肯定与依赖。至此，阿英内心深处分裂、苦闷、矛盾着的那两个“自我”在“冥想”的过程中逐渐弥合为一了。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从表面上看，阿英从早晨被她甜美的“梦境”所搅扰，到对妓女生活的肯定与依赖，整个过程都是她自己不断思考、权衡、判断、选择的结果，拥有着作为独立自主的女性的主体性，而实际上，她逐渐地从对外在世界、自身处境的主动思考，滑向了对外在世界的被动接受，最终选择了“自愿”出卖自己身体的行当，并且以能够养活自己，“吃饭穿衣”“并不愁什么”，“夜夜并不虚过”为理由，陷入一种自立、自主的自欺与幻觉之中。其最大的原因是，她害怕过“她从前曾有过，又曾渴望过一个安分的妇人的生活”，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阿英的一种必然的心理路程，作为一名妓女，既然无法从良、回家过平凡人的家庭生活，那就不如安慰自己好好地在庆云里中生活。
“妓女”：作为主体的吊诡与悖谬
“妓女”叙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可谓色彩斑斓、源远流长，大体说来无外乎以下三种叙事模式：对妓女行为不端，淫邪堕落的指责；对妓女不幸遭遇，受尽凌辱的同情；对妓女善良的品性，爱情的忠贞的赞扬。且这三种妓女叙事模式最后多会指向同一个书写目的：鞭挞社会的腐朽与没落，将妓女作为反映社会黑暗的“工具”，如冯梦龙就曾在“三言二拍”中书写过妓女题材，“借男女之情，发名教之伪药”；另外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桃花扇》等。这些妓女叙事较多出自男性作者之手，而且基本上都没有超越一种话语模式：“男人的声音提供了一套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人的）危险的话语。”⑥但总而言之，文学书写中的“妓女”无论是作为男性“愉悦”的对象，还是对男人来说充满“危险”的对象，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被看”、被呈现、被想象甚至被扭曲、被妖魔化了的“客体”，且会被随时根据书写主题的需要来塑造相应的“妓女”的形象。而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们也有其自在、自为的一面，正如贺萧所言：“所谓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险的妓女，是一种非常强大、然而说到底却又非常贫乏无力的文字表述形式。……但实际情况是，妓女总是越出某一种或多种试图再现她的话语或话语群。”⑦也就是说，“妓女”在文学叙事中不总是一种“客体”的存在，在某些时候也会显现出“僭越”的姿态。
丁玲在《庆云里》中的妓女叙事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妓女叙事截然不同，她在文本中致力于叙述与呈现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梦”与“冥想”等意识与潜意识。“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标志的“思”在文本中具体化为源自阿英这一人物形象的“感受”、“梦”与“冥想”等个体体验方式，这使得阿英的个体体验以及对自我生存境遇的权衡、选择具有了“主体”思考与陈述的意味。但吊诡的是，当妓女作为文学书写与呈现的“客体”时，其主体性总是被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压抑，而当其作为文学叙事的“主体”出现的时候，其自身的主体性却又逐渐消隐，无法真正承担起其“主体”的位置。这在《庆云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前所述，阿英是作为感知与思考的主体被隐含作者所叙述的，但她却在不断地“冥想”这一主体性行为中，为了平衡自己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困惑的内心，而将自己的梦想打碎、认同了现实的无奈与并较为成功地实现了自欺，选择了继续麻木、习惯、得过且过的“妓女”生涯。
事实上，当“妓女”作为主体出现时，这种吊诡的情形是一种必然。“妓女”本身作为一种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特殊女性群体，“是男性法则的一部分，是男人保证得到女人身体的一种方式”⑧，“妓女”本身想要在内心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只有幻想通过做“妓女”可以自食其力，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使用权来获得心理的安慰与自欺，这是“妓女”这一特殊群体的主体困境与悖谬。丁玲在《庆云里》中以“内聚焦”的叙述视点拉近了与主人公阿英的情感距离，通过阿英的“梦”与“冥想”等内心感受与个体体验，以“主体”的形式展示并呈现了阿英内心的自我矛盾、分裂与挣扎，同时，作者又以第三人称“异故事”的方式与主人公拉开了审美的距离，冷静地叙述并呈现了作为妓女的阿英想要成为主体的困境与悖谬，显示了作者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同情与审视的双重心态。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萱，南开大学文学院200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①田世云：《论丁玲早期创作的另一侧面——对〈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再认识》，《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②李蓉：《苦难与愉悦的双重叙事话语》，《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③[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④[美]安东尼·史蒂文斯著、杨晋译：《人类梦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第163页。
⑤[奥]A·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⑥⑦[美]贺萧著、韩敏中 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第237页。
⑧[美]凯瑟琳·巴里著、晓征译：《被奴役的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