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秋霞
关键词：普通读者 期待视野 精英读者
摘 要：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规范和审美意识以及评价体系，而在作品的接受过程之中，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的期待视野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张爱玲却奇异地化解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成就了她的文学史地位。本文则通过解读小说《花凋》，分析她何以能既得到普通读者喜爱，又能深得精英读者赏识的原因。
张爱玲，在1943年—1945年的上海和1980年代—1990年代的大陆文学界，都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作家，尽管其间批评的声音屡屡浮现，甚至也有不少人认为，“张热”有商业包装和学术包装的嫌疑。然而，“从张爱玲作品几十年接受历史望过去，肯定地说，长了我们一重浅近而重要的见识，就是让我们看到何谓可以传世的作家作品：无论岁月尘烟掩蔽多久，终究还是不胫而走。……要说有什么‘炒作，‘作祟者只能是她作品自身。”①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个跨越时空几十年的“文学事件”，那么其关联“首先是在同时代的和以后的读者、批评家和作者的文学经验的期望视野中沟通的”②。即是说，作品的生命力只有在阅读和再阅读的过程中，才能构成历史延续性，任何外在的包装和炒作也许能够红极一时，但绝不能左右几代读者的选择。更何况，读者在具体的文学接受活动中，其阅读经验、历史环境、教育素质以及道德理想和文学观念等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审美能力和欣赏要求，即所谓的“期待视野”。而要同时满足不同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不是一个轻易就可实现的文学梦想，但张爱玲却奇异地化解了文学“雅俗”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雅俗共赏皆相宜”的境界。
本文以她的短篇小说《花凋》为例，分析该作如何满足“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的“期待视野”。
普通读者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文学更多时候承担的是消遣、娱乐以及宣泄等等的功能，因此对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理解范围，往往是遵从个人以往习惯的美的要求，以求能顺利地享受到阅读快感。一般说来，他们喜欢一种较为世俗化、日常化的故事情节，喜欢平常人、平常心的随意与亲和，喜欢一种民间戏谑的趣味与滑稽，而张爱玲正是通过“市井小说的色彩”紧紧抓住了普通读者。
首先，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是众多通俗作家的自觉选择，然而张爱玲通过对物质细节细腻的描写，使得“日常感”或“家常感”的捕捉更为浓厚。
《花凋》是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伦理故事。痴心等着爹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的川嫦，在窘困的日子里一点点埋葬了青春的梦幻，只好踏踏实实学做“女结婚员”，然而爱上一个章云藩，又因为她患上了肺病和骨痨，最终婚事影子似的沉没了。这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悲大喜，只有小人物无声的挣扎、无痕的泪水、无奈的哀怨，并不像《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充满戏剧性和传奇性，但也正是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让“日常感”的氛围更加浓厚，使人觉得亲切。
张爱玲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感受和描写具有强烈的生命质感。哪怕只是一点感觉，生活上一点小小的趣味与欲望，得意与情致，她也不厌其烦，不惜笔墨给予关照。在《花凋》里，我们所看到的川嫦一家是普遍而真实的人生形态。“花花世界充满了各种愉快的东西——橱窗里的东西，大菜单上的，时装样本上的，最艺术化的房间，里面空无所有，只有高齐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地毯与五颜六色的软垫……”川嫦对人世的赞美，希冀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温馨。甚至在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拖累，想结束生命时，她还要坐着黄包车兜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两个钟头；在母亲为她置了两双绣花鞋，穿着嫌大时，她还想象着将来“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叙述波澜不惊，没有戏剧化的巧合，也没有虚妄的希望，却有着实实在在生活的质感。对于生活在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旧上海的人们，理想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惟有紧紧抓住现实细碎的所有，才能享受有限生命的欢愉。俗世普通人的生命就是靠这些小心计小趣味小欲望来支撑的，他们不会关注终极的拷问，而只关心现世常人琐屑的生活细节，普通人温情而伤感的悲欢离合。所以王安忆以为“《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③，在无法自主的命运中，只求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在张爱玲看来“这样写是更真实的……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④。因为英雄总是和凡人有着太遥远的距离，身处飘零的人们不会相信文字提供的浪漫传奇，在日常的视野中本来就鲜有奇异的景观，对读者来说，这样的人生才更为真实。
其次，怀旧氛围的设置让众多读者有了重温那个混沌然而亲切的旧中国的机会。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最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她讥讽郑先生是“泡在酒精缸中的孩尸”——然而郑先生到底是爱国的，“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对于当时的许多遗少来说，这并不是羞耻的事。这些人正是依靠缅怀昔日的辉煌来固守实际已经失落的贵族身份，释放内心被现代性影响的焦虑和不满。而对旧风俗旧习惯的延续又多少让人感到逝去的温情。
张爱玲自己对这种遗老心态和旧式生活既没有好感，又绝不认同，但是“她嘲讽旧社会、旧家庭光怪陆离的现象，虽然采取冷漠的讥讽态度，却也不时流露出对这些熟悉事物的怀乡情绪”⑤，她所强调的不是
他们政治上的失落，而是生活上的没有着落。所以遗老遗少代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⑥。在《花凋》里的郑家，虽然穷得只有两张床，小姐们每晚都要打地铺，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但究竟是大户人家出身，排场还是要讲的，时髦还是要赶的，呼奴使婢，住了一幢洋房，拥有一架无线电，还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并且坐了汽车去看电影，而郑先生是鸦片醇酒和妇人，一个也不能少。熟悉的曲调和场面中隐隐可窥见曾煊赫过的家庭痕迹，但到底颓唐了，表面的繁华难以掩饰末路穷途的窘境，可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态度是自足的，郑家虽然付不起佣人工资，但是“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巷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了人。厨子的远房本家上城来的时候，向来是耽搁在郑公馆里”。这样的场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混沌的时空里，弥漫着令人疲倦、困惑的幸福，也正是这种沉积的暧昧的情调深深吸引了租界的市民，阅读的过程让读者在日常性的写实里重温记忆的断层，从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空间，从而缓解了内心的焦虑和失落。
精英读者
然而，正如学者温儒敏所说：“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⑦那么从精英的视角看，这“惘惘的威胁”是什么呢？
早在张爱玲出道之时，傅雷先生就对她有一个很著名的评论：“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upon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阴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⑧而这就是精英读者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深层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