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白话短篇小说 清初 雅化
摘 要：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清初，由于小说家表现出了更为自觉的创作意识，小说创作呈现出雅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作品反映文人生活的题材面进一步拓宽，对文人的整个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反映；小说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讲述，体现了文人的审美理想；在道德主题上，呈现出向传统道德、价值观回归的倾向；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较以往作品更强的深刻性；在小说的创作体制、语言等方面也表现出雅化倾向。
白话短篇小说经过明末文人的参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粗俗状态，日益成熟。至清初以后，小说作家改变了以往依傍旧题材编撰小说的做法，开始自觉独立地进行创作。特别是明清鼎革的巨大历史变动和浩大的社会动荡，极大地激发了文人“发愤著书”的自觉创作意识；加上生活、处境艰难，也使一部分文人不得不以写小说为生；而激荡剧变的社会现实又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写作素材，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自觉意识。由于文人的自觉独立创作，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呈现出雅化倾向，在题材、思想和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雅化特征。
一、文人题材的增多与拓宽
和晚明白话短篇小说在题材上多有所依傍不同，由于清初大多数小说作家是自觉独立地创作小说，可以在作品中较为自由地反映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创作题材上较以往发生了新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文人题材的大量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的小说集里，关于文人题材的小说占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左右，这与晚明时期作品题材以市民为主有明显差别。
在文人题材增多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具体内容表现上，还突破了以往作品仅对文人情爱、婚姻和科举有所关注的局限，将题材扩展到文人的品行、家庭、际遇以及才女等方面，对文人生活的反映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宽，对文人的整个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反映和表现。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和以往作品相比，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表现文人品行的题材。这类题材的出现，说明了作者对文人世界的深度关怀和对其自身的认真审视。如《醉醒石》①第三回《假淑女忆夫失节》、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清夜钟》②第十三回《阴德获占巍科》，《云仙笑》③第一册《拙书生礼斗登高第》、《照世杯》④卷二《百和坊将无作有》；《人中画·寒彻骨》⑤；《珍珠舶》⑥卷二等都是典型的这类题材。
二是明显表现出对才女题材的偏爱。如《生绡剪》⑦第八回里，写了两个博学多识的才女陆蟾舒和楚萱念；《飞英声·闹青楼》⑧里的王慧英十岁时就是一个聪明过人、文武兼通的才女；《人中画·寒彻骨》里的孟小姐“才德兼备”；《珍珠舶》卷一的苏秀玉有“咏絮之才”，卷四的杜仙“识字能诗”，卷五的贾琼芳“琴棋书画，件件俱精”。而《人中画·风流配》里的儒师之女华峰莲与农家女尹荇烟，更是才华出众，胜过须眉。《照世杯》里甚至还写到了妇女结诗社之事。
三是有的作品增大了反映文人生活的题材容量，即在一篇作品中从多个方面来表现文人的生活。如《鸳鸯针》⑨第一卷《打关节生死结冤家》中既表现了科举的黑暗，也揭露了无行文人的丑恶嘴脸；既描述了文人背井离乡的颠簸生活，也写了与妻子的意外相逢；既写了文人受冤下狱后的凄苦悲凉，也写了文人对仇家的宽容；既写了文人穷困潦倒时的落魄无助，也写了偶然际遇下的青云直上，甚至还写了不为女色动心的品行。又如《珍珠舶》卷二，也是同时写了文人的科举经历、穷困生活、爱情婚姻、官场沉浮、报恩、归隐等各个方面，增多了小说表现文人生活的题材容量。
二、审美理想的文人化倾向
这一时期的小说还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讲述，体现出了典型的文人审美理想。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少理想的文人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文人们的理想人格：或忠君为国，置生死于度外，如《清夜钟》第一回的汪伟编修、《生绡剪》第十四回中的吉水元；或风流倜傥、义气助人，如《人中画·风流配》里的司马玄；或恬淡寡营，怀隐逸之志，如《十二楼》⑩中《闻过楼》里的顾呆叟、《鹤归楼》里的段玉初、《珍珠舶》卷二的金宣；或饱有才学，宽容仁厚，如《鸳鸯针》第一卷的徐鹏子、第二卷的时大来；或落拓不羁，挥金结客，如《珍珠舶》卷五的东方白；或抱负不凡，眼空一世，如《珍珠舶》卷四的谢宾又；或老成厚道、为人正直，如《人中画·自作孽》里的黄尊行；或坚忍自砺，怀有气骨，如《人中画·寒彻骨》里的柳春荫；或才高孤傲、洁身自好，如《人中画·终有报》里的唐季龙，等等。作品中的文人虽表现各异，但都体现了文人的理想人格，尤其强调了文人的才学、道德和风流，其中对才学的强调几乎在作品中每一个文人身上都有，成为文人理想的最主要体现。作品中还塑造了兼具多种文人审美理想的文人形象，如上面提到过的谢宾又，作者写了他有三件癖好：“诗，酒，美色”，东方白是“日逐饮酒赋诗，挥金结客”，而金宣、唐季龙等人则是才学、道德和风流三者兼备的人物，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文人的审美理想。
小说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文人审美理想。清以前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数代表的是市民心中的理想女性，作品突出的是市井女性所具有的大胆、泼辣的性格和勇敢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与幸福的行为；而清初以后作品中的女性则多是才华出众、贤淑守礼的佳人，如《人中画》的《终有报》篇中的庄玉燕和《风流配》篇中的华峰莲与尹荇烟、《珍珠舶》卷五的贾琼芳、《鸳鸯针》卷二中的任小姐等。对于不守礼教的女子，即使有才，也给以批评与不好的报应，如《载花船》{11}卷一的靓娘颇负才学，可做幕宾，但因不守妇道，与人通奸，而为义奴所杀。
在反映婚恋的作品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文人情爱理想。以往的作品从市民要求出发，反映的是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追求自主婚姻的婚恋观，多以性爱为婚恋的前提，以私奔、偷情为常见的情爱方式。清初小说的婚恋题材中，虽然也写了冲破门户的婚恋，也有自由追求的成分，但多是在不违背封建礼教前提下进行的；男女婚恋多建立在相互支持与理解上，是才华和品德的钦慕，如《生绡剪》第十六回《梨花亭诗社订鸳鸯》入话认为色易衰，“只有那才，万古常新。……便是男人有才，男人也爱那男人；女子有才，女子也爱着女子，况那才男去爱才女，才女去爱才男。”“……除非那真正才妇，方识得那真正才子。”所以金宣是“见秀玉之诗，不时思慕”；杜仙珮知谢宾又“文才既妙”，有所倾心后，才问“态貌如何”。司马玄见才女华峰莲之诗后，感叹道：“这一番真令我司马玄想杀也。”尹荇烟见了才子司马玄之诗，是“看了又看，十分爱慕”，都超越了以往作品中常以性爱为主的婚恋观。在两性交往上，或以诗酬唱，或侍女联络，多为彬彬有礼，不逾礼教。由此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才子佳人型的情爱小说，表现出明显的文人的理想、趣味和情调。
三、道德、价值观的回归传统倾向
在清初表现道德主题的白话短篇小说中，呈现出向传统道德、价值观回归的倾向，即大部分作品改变了晚明白话短篇小说中对于市民道德、价值观的认同，代之以正统的儒家思想，倡导符合封建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
晚明白话短篇小说站在市民立场上，写的较多的是市民道德，如肯定人的私欲，赞同经商活动和情爱追求，强调济危救贫、打抱不平的做法，向往公平、平等，主张个性的张扬等。而清初作品从封建正统立场出发，表现出向传统道德的回归，特别是许多作品直接表现文人的道德、价值观，强调文人行止，肯定忠烈廉耻、谦虚恭谨、安贫乐道、宽恕仁厚等文人品行，批判背忠弃义、恃才傲物、招摇撞骗、鲜廉寡耻等文人中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如《人中画·寒彻骨》中表现了落难文人的气骨，《珍珠舶》卷二赞扬了“乐道安贫”的文人品质，《清夜钟》的第十三回《阴德获占巍科》、《云仙笑》中的《拙书生礼斗登高第》强调文人品行的重要性；《醉醒石》第三回《假淑女忆夫失节》指责了诓骗朋友之妻的文人，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批判了恃才傲物的文人，《照世杯》卷二《百和坊将无作有》中挖苦了无耻贪婪的文人。有的作品还通过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文人品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表现，如《人中画》中的《自作孽》里塑造了一个忘恩负义、轻狂傲慢的得志小人汪费和一个济人不求报、荣辱皆不惊的有德君子黄舆形象，《终有报》中塑造了“东游西荡”、强求风流的富家子元晏和“持己端方”、不为苟行的文人唐季龙形象，《鸳鸯针》第一卷《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写了一个有才有德的文人徐鹏子与无才无行的文人丁全，第三卷《真文章从来波折》写了一个胸无点墨却大话连篇、招摇撞骗的假名士卜亨和“精该博综”、谦虚恭谨的真才子宋连玉。通过人物的对比，更加鲜明地体现和强调了文人的道德、价值观。
相对晚明白话短篇小说中动辄以强烈的报应对恶人进行严厉惩罚，以求得市民偏于狭隘的公平的做法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品对不道德行为的报应不如以往强烈，多是强调以宽恕仁厚的文人道德来化解矛盾。如《鸳鸯针》卷一徐鹏子得官后，对于害得自己科举无名、又下牢狱的丁协公和曾欲强奸、拐卖自己妻子的李麻子，都未报复，并网开一面，使他们逃脱了重罚，作者赞扬了徐以德报怨、宽恕待人的品德：“他一味以德报怨，全不记怀‘冤仇二字。虽是摩练学问，从艰苦中操出来的，却还是本来面目上原带了菩提种子。”“才晓得徐刑部以德报怨，真正是仕途中圣贤，恩怨内菩萨”，这种故事结局报应的变化，其实是以宽恕为美德的文人道德观的体现。
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时期小说中的议论性语言，如开篇、结尾等，一般也多是从封建立场出发，表现封建的道德价值观，这也一定程度地强化了作品的文人创作倾向。
四、思想内涵的深化倾向
这一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体现出较以往创作更强的深刻性。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突破了以往作品基于市民的认识、在思想的表现上普遍浅显的做法，而是从文人认识出发，表达了更为深刻的文人思想，深化了白话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如以《豆棚闲话》{12}、《清夜钟》、《醉醒石》等为代表的反思性作品，对明亡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而《豆棚闲话》的思想内涵则更为深刻。
这一时期的作品对一些文人普遍关心的社会弊端也进行了更为大胆、深刻的表现与揭露。首先是对科举的大胆揭露。如《鸳鸯针》卷一，以较长的篇幅写了科举中内外上下是怎样勾结和交易，将一才子换下，将一蠢材替上；为了恶行不为揭穿，又怎样对文人加以迫害，造成了文人身心俱损、被冤受困、背井离乡的社会现实。这种揭露在卷三《真文章从来波折》、《云仙笑》第一册《拙书生礼斗登高第》、《清夜钟》的第十三回《阴德获占巍科》等中也都有表现。其次，是批判了卖官鬻爵和贪赃枉法的社会现实。如在《醉醒石》第七回《失燕翼作法于贪》借人物之口道：“读甚么书，读甚么书！只要有银子，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如今那个考宫，不卖秀才，不听分上？监生是直头输钱的了，乡试大主考要卖，房考用作内帘是巡按，这分上也要五百。定入内外廉是方伯，无耻的也索千金。明把卖举人做公道事，到后边外面流言得凶，御史将房官更调，他两下又自行打换，再没个不卖的，只要有钱。起初用了三千，又是一万得了出身。拼得个软膝盖诌人跪人，装了硬脸皮打人骂人，便就抓得钱来。上边手松些，分些与上司，自然不管我。下边手松些，留些与下役，自然寻来与我。”“到那时，一本十来倍利。拿到家中，买田置产畜妾，乐他半生，这便是肖子，读甚么书！若要靠这两句书，这枝笔，包你老死头白。你看从来有才的，毕竟奇穷，清官定是无后。读甚么书，做甚清官！”有的作品对文人中的一些现象也给以深刻批判，如《照世杯》卷二《百和坊将无作有》批判了文人的打秋风：“世上尊其名曰游客。我道：游者，流也；客者，民也。虽内中贤愚不等，但抽丰一途，最好纳污藏垢。假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帖，光棍作为，无所不至。今日流在这里，明日流在那里，扰害地方，侵渔官府。见面时称功颂德，背地里捏禁拿讹。游道至今日大坏，半坏于此辈流民，倒把真正豪杰、韵士、山人、词客的车辙，一例都行不通了。”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作品对社会的批判是大胆而犀利的，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五、创作形式的雅化倾向
这一时期白话短篇小说在形式上也出现了雅化，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说书套语和话本特征的大量减少。产生于话本体制上的白话短篇小说，因冯梦龙、凌濛初编撰《三言》、《二拍》而将这一体制更加程式化、典范化。但是随着小说作者自觉独立创作的增强，小说中话本体制的特征逐渐减少。清初作品逐渐将早期的白话短篇小说体制改造成一种结构紧凑、故事集中的文体形式，出现了将头回去掉的现象，从而使整篇作品都围绕一个故事而存在。另外，话本套语也大量减少，只保留了诸如“话说”、“却说”、“单说”、“话休絮繁”等用来分段或提醒事件的套语，且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另外，文中报题目现象减少，话本往往在正话开始之前或在正话结束之后，要报一下题目，以强调所说的故事，让听众留下印象，《三言》中有的小说也保留了这种现象，清初报题目的现象在大多数小说中被取消。总之，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叙述方式上，讲述性日渐减弱，记述性逐渐增强，白话短篇小说的书面化和文人化特征更明显。
二是小说语言的雅化。白话小说从产生以来，主要是使用白话口语，通俗易懂。清初以后，小说语言虽然仍是白话，但由口语向书面语转化，语言风格渐为纯正、文雅、凝炼，有的甚至出现了文言用语和典故，特别是在议论部分，语言的雅化倾向更为明显，如《醉醒石》第六回末尾议道：“古今才士，不为少矣，而变虎者，曾未之闻，乃竟以傲放一念致之。世之非才士者，侥幸一第，便尔凌轹同侪，暴虐士庶，上藐千古，下轻来世；其又不知当变为何物耶？至于李俨，以异类之所托，而不负约言，分俸赡子，其视贫贱之交，漠不一顾，死亡之际，视若路人，其贤不肖又何如邪。”这种简洁雅正的语言显然更合乎文人的语言习惯。
三是艺术手法上的创新性追求。在艺术手法上，有为数不少的小说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精细，表现出明显的文人笔法。如李渔的小说创作刻意求新，巧妙设置；艾纳居士的《豆棚闲话》翻改历史，别出新意。小说创作改变了以往构思上的简单朴拙，而表现出精致新巧。另外，对于市民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内容浅显、思想明快的作品，因此，早期的白话短篇小说一般都是简洁直接地反映作者的创作旨意。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运用含蓄、曲折手法反映现实的现象，有的作品还运用象征、“故事新编”等手法表现作者的思想。如《豆棚闲话》中通过改编历史，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看法。这样就使作品不再是一种肤浅的道德的表达，而成为了一种富于寓意性、哲理性和深层内涵的文人化的东西。
尽管作品出现了上述的雅化倾向，但这只是倾向而已，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仍以通俗为主，一些作者在创作上为了适合读者的品味，也力争将作品写得通俗，达到雅俗共赏的阅读效果，如李渔就曾就创作中的俗与雅作过谈论：“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取其俗而不俗者”{13}。当然，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更为庸俗的色情小说，如《一片情》、《风流悟》、《载花船》等，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言：“这些作品大抵收集市井淫乱事情进行敷演，名为戒淫，实为宣淫”，“这一现象说明当时小说的两极分化，主流走向雅化，但同时还存在着俗不可耐的另一流。”{14}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王言锋，文学博士，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文化。
① 东鲁狂生.醉醒石[M].程有庆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② 陆云龙.清夜钟[M].李汉秘、陆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③ 天花主人.云仙笑[M].李伟实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④ 酌玄主人.照世杯[M].袁世硕、徐中伟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⑤ 人中画[M].赵伯陶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⑥ 徐震.珍珠舶[M].丁炳麟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⑦ 生绡剪[M].李落、苗壮校点.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⑧ 飞英声[M].古本小说丛刊:第六辑.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⑨ 华阳散人.鸳鸯针[M].李昭阳校点.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⑩ 李渔.十二楼[M].文骁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1} 西泠狂者.载花船[M].江本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2} 艾纳居士.豆棚闲话[M].张道勤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3} 李渔.闲情偶记:卷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2.
{14}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