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空之美惊心动魄，那是利刃之礼，将现实凌迟得鲜血淋漓，也不忍割舍退让。
烟视媚行，风华绝代，也不过是一条在爱里挣扎辗转的性命，情之一字，千万年修行尚且参之不透，这就可怜了程蝶衣初来乍到，当然不知，这世上向来是虞姬尚多，霸王难寻。程蝶衣不过是一个开始，李碧华的野心当然不止于一个美人迟暮英雄白头的戏梦寓言，程蝶衣是人心上最柔软脆弱的一角，也是人性最动荡最痴贪的一道泪痕，自一个伶人的悲剧起，李碧华撕扯开中国历史一个从未痊愈的狰狞创口，隐隐然是一个苍凉苦涩的大故事。
一、一个戏子的悲剧：悲剧主角程蝶衣
一个好的主角，不仅呈现和承托整本小说的叙述精神和主要意志，也埋藏着最为重要的情感线索。于《霸王别姬》这本小说的悲剧性设计，李碧华可谓是拿出了十二万分的诚意，首先在于，她设计了程蝶衣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主角。
蝶衣是个戏子，甚而是一个合格的戏子，他懂戏，懂戏里的人，就是不懂自己。他性格里，痴之一字为主，戏痴、情痴，太过情深义重，这恰恰犯了戏子的大忌，入了戏，出不来。程蝶衣的悲剧是戏子的悲剧，戏演得多了，他真把自己当成了虞姬。一场场唱下来，唱过了最动荡的时代，唱过最体无完肤的过去，他艰难而执著地找寻着自己和师兄段小楼的感情定位，也找寻着自己在现实中的定位。
1.悲剧之美与现实的落差
好的艺术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霸王别姬》美，美人痴情，英雄末路，美得悲壮，美得让现实生活显出卑微。
蝶衣向往着虞姬的悲剧，一场场演出瘾来，这戏里有他现实人生里不能有的悲壮，有他和师兄现实里不能有的恩情和缠绵。这份对虞姬悲剧美的病态执著和过度渴望，使他苦痛于现实，又不甘于现实，在悲剧美和现实巨大的落差里，他找不到自己准确的定位了。
戏外是鲜血淋漓的人生。现实里，段小楼做不成有情有义顶天立地的霸王，他程蝶衣也没有虞姬自刎的悲壮——没这个资格。没有人知道，他梦魇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是小楼迎娶菊仙，从此留他一个人在台上，还是“文革”时恩断义绝，将戏服连同过往一同焚毁。然而这也无妨，仍旧毁不掉蝶衣心里的虞姬，一个死的魂灵，附在他身上，借着他眉梢眼角，百转千回的情怀，一点点地活过来。
2.悲剧中的欲望宣泄
悲由心生，悲剧源于自身。虞姬和霸王的悲剧充其量只是在做蝶衣心理上的挖掘、引导，宣泄、净化。蝶衣在戏里，一点点唱出他无法成言的爱和欲望，霸占一个他不能有的偶像和伴侣，痛快地挥洒一份虚幻的忠烈和痴情。
蝶衣执著与小楼在戏里做夫妻，一场一场算得精细，因为世上虽大，现实里却容不下他对师兄的一颗心，只有在戏里，虞姬和霸王的悲剧给他带来快感，使心灵产生共鸣，隐秘的情感得到发泄，将这不可告人的欲望悄悄种在戏里，让它静静生长发芽。春风野草，兀自枝繁叶茂，长出一个梦里人间。
3.以现实的毁灭成全悲剧之美
历史仓皇的铁蹄之下，现实已然千疮百孔，“霸王”渡江，在香港晚景凄凉；20世纪80年代与已不能登台，作为艺术指导访港的“虞姬”重逢，向后者坦白彼此的心思。两人在澡堂以老迈之躯坦诚相对的一刻，是这故事里凉薄之至的一根鱼骨，是理想主义者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咽的。
遗憾成全了美丽，美丽升华了遗憾。蝶衣完满了虞姬的忠烈，虞姬也成全了程蝶衣一生的执著。至此达到一个顶点，无论是虞姬还是程蝶衣，他们的悲剧终于圆满。
幻想中的自杀让蝶衣死在戏里，毁灭自己以成全《霸王别姬》这一出戏终极的悲剧之美。死在“虞姬”的角色里，这个处理真美，美得近乎理想主义，美是悲剧的本身，它让悲剧更加完美。这才是虞姬，不幸，但是美丽。走到这一步，程蝶衣可谓真的符合了他所具有的悲剧性性格，符合了福柯所说的“让你的人生也成为一种艺术，符合某种美学风格”。
二、悲剧性的情节冲突设计
有了悲剧性的主角，那么整个悲剧故事的内在动力已然成熟，好比是一包威力十足的炸药，不缺动荡的危险性和毁灭的能量，这时就需要外在条件的催化和刺激，要升温，要点燃引爆，需要一根引线。这就需要悲剧性情节的调动和冲突的安排，要有阴差阳错，要有夫妻反目，兄弟成仇，要有物是人非，要有最无情的揭示和坦白。李碧华都做到了。
菊仙，菊仙可谓是引线终端的那一星火苗。假如没有菊仙，或许段小楼仍旧在唱戏，只要他一天还是霸王，程蝶衣的心也是安的，也许唱一辈子，这戏里的虚幻也能成就戏外的和谐美满。于是李碧华在这保持着微妙而脆弱的和平的两人之间，凭空加进了一个菊仙。
她的到来，使程蝶衣被孤立在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之外，而在程蝶衣的“虞姬”和段小楼的“霸王”之间，菊仙又像个碍眼的第三者，这两种关系相互矛盾，抗争着相持着，却又无法真正抹杀彼此。一个假霸王，两个真虞姬，台上的旦与台下的旦，戏里的旦与现实里的旦，情意拳拳，忠烈无双，争夺着他们戏里戏外的霸王。菊仙戏外的夫君，蝶衣夺不来；而蝶衣戏里的霸王，菊仙也终究染指不得。菊仙向来是程蝶衣的对立面，男和女的对立，艺术和世俗的对立，戏剧和现实的对立，真和假的对立，结果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她的坚持，塑就了霸王沉重的肉身，从段小楼浮沉挣扎的暧昧动摇和惘然鲁莽中，打捞起一个丈夫的责任和立场。
从艳冠群芳的窑姐儿到素面朝天的贤妻，其间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段小楼的爱太有限也太孱弱了。她穿上了当年的红嫁衣，这个最卑贱最高尚，最淫荡最贞烈，最无耻又最重名节的女人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就算死，她是他明媒正娶堂堂正正的妻，她永远不和他“划清界限”，她要蝶衣永远输着她这一截。这是她最后的胜利，凄凉的胜利。
段小楼也是个戏子，但现实中种种作为却不时与“霸王”形象相悖。蝶衣不愿出戏，心底深处以虞姬自居，而李碧华却偏要通过菊仙、通过“文革”将段小楼最为真实的非英雄的一面揭露。
归根结底，段小楼最初何尝不是一直以霸王自居？先入为主，他也不是没有代入过这个角色。为了蝶衣，他也敢忤逆师傅，和国民党伤兵打架；为菊仙大闹花满楼，不顾一切迎娶她过门；为了民族气节宁死也不肯给日本人唱戏……他的所作所为，固然包含有许多男人的责任、道义与情谊等在其中，但不可否认得一点是：这里面多多少少也包含了一点英雄主义情结。
可惜经过多年岁月的摧残和世事的打磨，他早已被磨得棱角全无，空余一个霸王的架子。所以在遭红卫兵批斗折磨时，他胆怯了，神经错乱了。于菊仙，他不是可挡一方风雨的丈夫，在最动荡的岁月里，他最先丢盔弃甲地舍弃了她；于蝶衣，他更不是那个“霸王”，他差得太远了。一个是曾日夜相对情同手足，一个是举案齐眉血肉交融，他终究不是力能拔山的项羽，他只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两个“虞姬”为他出生入死，他也能安心偷生于莽乱的世间。情义，生死，孰轻孰重，蝶衣、菊仙为的是一个念，是一颗心，小楼呢，活着是一个人，一条命。他背叛了菊仙，出卖了蝶衣，最后，一个杳无音信，一个生死茫茫，只有他必须背负着老迈和愧疚，在苦痛沉郁中，活下去。
三、悲剧性的历史背景
《霸王别姬》的悲剧体系最残酷而难以推翻的一笔，在于李碧华把这个故事，写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一页上，“文革”像一个惊雷，霹雳过后寸草不生，野火一寸一寸焚烧着每一个完整的家庭、每一个健全的人，蒸腾升温了所有的矛盾和秘密。揭开每个人心里最不愿正视的一块伤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人人自危，每一个普通而清白的人都无法保证全身而退，何况是蝶衣、小楼和菊仙这样一个危险的三角呢？真正的乱世终于到来。
所谓的人性，在那个疯狂时代是太过奢侈。仅凭一个戏子的天真执拗，不足够去理解戏外千疮百孔的人生。
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是一种叙述，也是一种探讨。探讨在历史的帷幕下个体渺小的一生。
老实说中国这近百年的历史都可用于撰写一本西方心理学的典籍，它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人性不过是任环境积压随时可以变圆变方的橡皮泥。所有个人的存在都离不开历史的大背景，蝶衣一直觉得时代的更替与他了无关系，无论是哪国哪朝都少不了听戏的人，也无论台下坐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都不过是台上的虞姬，眼睛里只看得见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管外头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虞姬只为项羽活为项羽死。这是他的错，是他低估了人性可伸缩扭曲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算得上试练人性的最好的检测物了，他告诉你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这也可以解释李碧华虽生在香港，却为什么对“文革”情有独钟，《霸王别姬》之外，《青蛇》《潘金莲的前世今生》也写到了——大概是觉得这场盛大的狂欢比较符合她反讽到扯下人性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胃口。
时隔多年，他们再见面都已经是迟暮老人了。那段整个国家疯狂的历史，那段带了说不明道不清的爱恨的岁月，都已经过去得太久远了。
时代巨轮不停息地碾过去，碾过去。我们拥有也失去。
蜉蝣朝生暮死，仍旧兀自沉醉至不能自拔。半生芳华绝代，万种风情也只唱尽了别人的故事。而历史的车轮却滚滚向前，相比整个宏宇、人世，人是何其卑微渺茫的存在呢？
至此又说不清是悲壮抑或是苍凉。往事之美在于其过去式的真实存在又在于其虚空的渺茫。最使人依恋的，从来是最虚幻的，一如回忆，一如妄想。那痛那悔，加诸彼此的缠绵爱意和耻辱，不忍看的，不忍去想，便一页页翻过去，只当它是别人的故事好了。
只是这一回，戏是真的唱完了。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周欣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