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直心 詹 玲
建国以来，缘于为革命“立史”的政治需求，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重“史”轻“文”的倾向甚为严重。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史”的梳理、勾勒成为文学教学的重中之重，“强调所谓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思潮、论争讲得很多”，“思想观念的灌输远比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更要受到重视”①。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文学发展沿革的梳理及理论阐释逐渐占据了当代文学教学的大半壁江山，但作品阅读与感悟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为一些识者所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一类的教材的出现，便是明证。由于时代意识的限制，纵观这一时期的作品选，仍存在依附于文学史，据史选材的弊端；而到了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随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及分析能力的日益重视，“原典”学习与文本细读逐渐成为文学教育教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代文学作品的选读教材开始真正呈现出回归文学性本位的特征。
本文以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1989年版），陈思和、李平的《当代文学100篇》(1999年版)，谢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2002年版），及张健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2008年版）这四部代表了一定时期文学表征及文化形态，在该时段曾产生较大影响的当代文学作品选为例，从编选宗旨、选录标准及体例结构等方面比较各选本的异同，在考察编者的审美原则、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探讨当代文学作品选编选方面的得与失。
一、表征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品选，为配合文学史教学而定的编选原则体现得十分明显。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就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配套教材”②。因而，“它应该体现‘史的特点”，当代文学史中各个阶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都应进入编者视野。
鉴于五六十年代这一特定时期的“时代变迁、制度沿革、地理环境、风俗民情……这些有血有肉的生活内容和形象表现，是无法在教科书、历史、政治文件中找到的，只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编者在“十七年文学”作品的编选中，尤为尽心。除收入了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杨履方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等少数几部“重放的鲜花”外（政治层面上予以“平反”，并纳入“主流”），编者以更宏大的篇幅凸现了彼时的主流文学创作。如李季、阮章竞、张志民、邹荻帆、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的诗，王愿坚的《党费》、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等短篇小说，甚至还全文收入了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图景，更展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长卷。尽管后者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粉饰现实的局限，但仍不失为“认识这一时期历史面貌的形象体系”，自然，须有一双存真去伪的目光去敞亮。由于编者的视域自觉非自觉地为“十七年”文学的“一体化”形态所限，忽视了即使在那一时期，依然存在着多种文学力量冲突、纠缠的复杂动态状貌，以致消减了其他较为边缘、疏离主流的作家作品进入编者与读者视野的可能性。一些富含人文精神、还原生命真态的文学作品，仍然处于被悬置的状态，未被发掘。同时，客观因素的过分注重，使选家的个人性情、审美趣味、学术眼光等主观色彩较浓的因素均被压抑。
20世纪80年代是个思考的时代，对历史的回顾、反思，对未来的前瞻、憧憬，皆处于空前热情的状态，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思索人性、触探灵魂的优秀篇章。但编选者的视野被束缚太久，一时间还难以适应业已较为宽松灵活的时代环境，在选择新时期的新作品时，很大程度上依然遵循了既有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如诗歌部分收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的旧体诗，新时期作品部分多以政治怀旧、批判“文革”为主题，与流彩纷呈、诗派迭出的诗坛时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除却该选本外，彼时的当代文学作品选大都有此弊病。
文学作品选毕竟不是文学史，“同一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并不总是统一”的，在文学史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作品，不一定就拥有深远的文学意蕴。文学作品选不仅应该体现“史”的表征，更应该将各个历史时期在文体风格、语言形式等实验探索方面有较高艺术成就、具有人文精神与美学价值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感动于震撼人心的人性力量与生命精髓，激发学生向善、向美的内驱力。世纪之交先后出版的陈思和、李平主编的《当代文学100篇》以及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两部选本，在这方面堪称相当成功的选本范例。
二、凸现“文学性”
在谢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前言”中，编者特别强调要“竭力减少非文学因素的考虑，希望择取较为纯正的文学性的角度淘选作品；避免对于作家身份、资历的先入为主的依赖，以及对既有文学史‘定评惯例的遵守”③。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杂文弃置不选，其艺术形式的积累与创新不甚明显便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以文学性为指归的取舍标准下，像郭小川、贺敬之、李季等人的诗歌，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等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文本都舍弃不用；取而代之的是蔡其矫的《川江号子》、《雾中汉水》、《祈求》，邵燕祥的《到远方去》、《走敦煌》，林子的《给他》，菡子的《万妞》，刘心武的《电梯中》等有着较强艺术感染力，展示出多元美学形态的作品。整部选本共选作品125篇，但每每由于一位作家就有两三篇作品选入，故进入选本的作家实际只有88位。在五十年（选本标明入选作品时限为1949-1999）浩如烟海的创作中仅选入88位作家的125篇作品，的确可谓是“严格意义上的精选”。
在着重强调审美与审美现代性的编选原则下，诗歌占了相当比重，共计61篇，几乎为全部选本的一半比例。其中有影响力的诗人如艾青、蔡其矫、李瑛、北岛、舒婷、海子及台湾诗人余光中等皆有3首以上诗作入选，而不常出现在文学史及其他作品选中的林子、林庚、黄永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沈苇、吕德安等人的诗作皆有选入，这可以说是编者的独特之举。为何着意增加诗歌在选本中的比重？洪子诚认为，近年来诗歌一直被文学界冷落，这并不公平，为了唤起文学界对诗歌的重新关注，编者特意把编选的重心放在了诗歌上。同样持此做法的，还有陈思和编选的《当代文学100篇》，诗歌占了总选目的三分之一。
两种选本对诗歌的重视，除却为提高学界对诗歌的关注度，除却考虑到新时期文学形式的自觉是从诗歌（“朦胧诗”）开始的之外，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也是重要因素。有着“无谱的音乐”之称的诗歌，凝聚着个体与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其悠远深广的历史遗韵，灵动飞扬的诗性语言，自然本真的精神内涵，无不体现着作者的人文意识与民族情感。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诗性精神始终引领着人类精神的方向。在这个极端物质主义的时代，民族精神的缺失、遗忘，使人们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危机、纷乱时陷入困顿，无法走出迷津，而诗歌无疑就担当着这样一种引领人类走出迷津的艺术使命。
将诗歌作为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核心文类，显示了编者把文学作为审美对象的编选宏旨，以及试图在当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中达到美学熏陶与文学精神灌输最佳目的的意愿。
为忠实地记录“当代作家为保全和丰富文学的审美传统所经历的艰辛，谢、洪选本特意选取了蔡其矫、艾青等不同时期作品及林斤澜、史铁生等不同文类作品，这样的做法不无新颖，但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难免有着“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的意味，文学史的印记再次浮现，政治文化的影响也由此悄然溢开。相对于谢、洪选本，陈思和、李平的《当代文学100篇》与政治的疏离意识似更自觉、清醒。
从选目上看，陈、李选本仍依照编年体的方法，按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与谢、洪选本将文学传统的体现与否为选取标准一样，文学性也被作为陈、李选本的首要要求。在编选原则的阐述中，主编如此写道，“本书强调感人的语言艺术魅力和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相融合的审美标准，强调真正的艺术创造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而永存于世的文学观念，一般不考虑文学史的需要，不考虑思潮流派的代表性，也不考虑作家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④。将这一编选原则与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编写理念相较，都是将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揭示作为选取文本、勾勒史迹的重要标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论及的文本几乎都被选入《当代文学100篇》。而这些篇目，如沈从文的《随笔二则》、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唐湜的《划手周鹿之歌》、曾卓的《有赠》等，在陈思和以“民间”为核心建构的学术框架下，均被归入“潜在写作”范畴。
从选本的开篇——沈从文的《五月卅日十点北平宿舍》即可看出编者明显的立意。这篇有着新“狂人日记”之称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大转型时代知识分子被弃于集体狂潮之外的时代感受，呈现了公共话语之后独立思考的声音，开创了寻索知识分子精神火种在地底运行的先河，被视为“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诚如编者所言，这部选本表达的是“编选者对这项工作意义和独创性的主观追求”，“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这些陈氏《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关键词，分明可从百篇作品的呼应观照中凸现出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关于“潜在写作”的文学史叙事曾为一些学者所诟病，认为“潜在写作因为无法确认其真实的写作年代而缺乏真正的文学史意义”⑤；但用在文学作品选的编选上，却是合适不过，以“民间”与“潜在”理念凝聚起来的一批作品，使选本成为展示编者独特文学史理论与审美观念的典型范例。
三、淘选“经典”
如果说上述两部选本的编选角度都较为鲜明地呈示了编者的学术个性及审美趣味的话，新近出版的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就属相对平实、普泛一类的了。同样是以文学性作为选本的首要标准，但在现时段，“文学性”的标准已然落实，进入选本的一般应是在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形成之后得到认同的作品。比较该选本与２０世纪80年代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不难发现，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的收入比重明显降低：小说范畴，郭本收入15部；而张健选本仅4部（其中3部为故事梗概）。诗歌范畴，郭本收入37首，张本仅7首。淘选经典、注重新作是编选致力的主要方向。如编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的入选比重有了明显增加，然是否所选之作皆具“经典”之“质”则可商榷。
当代中国社会历次重大变革，表现在文学上，最明显的当为“经典”标尺的不断衍变。每一次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必然带来新一轮的“经典”重评。从“红色经典”、“革命样板戏”，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层层推进，层层质疑，层层取代。当政治封印逐步解除，意识形态的标签不再贴于“经典”之上时，大批曾经的当代“经典”开始颠覆，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集中于纯文学的审美层面来探讨“经典”，确立“经典”。陈思和的说法可谓其中的代表。他认为“‘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它代表着人类整个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⑥，具备“经典”之“质”的文本，从意境到文字都必须非常完美。
当我们以此标准来衡量张健选本所收入的小说文本时，却发现部分文本不尽符合上述“经典”要求。例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铁凝的《哦，香雪》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这些作品或捕捉时代脉动，或抒写清纯情思，或反映现实人生，在某一时段不乏反响，但置于文学史“长时段”中考量，显然未能达臻“经典”这一高度。反倒是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以及张承志的《黑骏马》、《西省暗杀考》等文本，或凭“元叙事”的圈套设立，或凭话语规范的重新确立，或凭诗化意象之下民族美学精神的激扬，都有着更为充足的跻身“经典”行列的理由。但为何编者偏选择《陈奂生上城》等作，而放弃了《冈底斯的诱惑》、《叔叔的故事》？这与编者所持的现实主义审美趣味应有莫大关系。细察入选文本，反映客观真实，寄寓人道主义精神、现实批判精神，以塑造典型为艺术至境是其共性特征。选本中收入的两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均属现实主义范畴之作，从代表着革命现实主义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到充满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陈奂生上城》，再到复归现实主义的《大淖纪事》、仿效魔幻现实主义的《透明的红萝卜》，新写实主义力作《风景》，小说部分的入选文本，几乎可以串连成一部现实主义流变谱系。
较之小说而言，其他文类的编选审美取向似更多元。戏剧的编选创新性体现得最为明显。除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为以往选本的必选篇目外，其他如姚一苇的《红鼻子》、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剧本都是以往作品选未曾收录的，这些作品或探讨话剧的民族化与地方色彩，或吸收外国话剧艺术养分以探索中国话剧实验的新路径，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孟京辉的《思凡》、过士行的《鸟人》等先锋剧作的选入，更表现了编者对20世纪90年代前卫艺术敏锐的感受力。
如果说学界常以“潮流”、“长河”比喻文学史，那么，经典便是有分量之“石”。岁月淘洗，历史变迁，“经典”却多能以其永恒的文学性魅力超越时代。就此意义而言，当代文学作品选的编选不仅应勉力捕捉、标记那逝者如斯的文学史长河，更应沉潜至文学史的深层，发现、打捞那历久弥新的“经典”。“水落石出”，这才应是当代文学作品选之所以区别于文学史的独特学术形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张直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詹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NO5WX12）阶段性成果
① 温儒敏、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② 郭志刚、邾瑢、谢中征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③ 谢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 陈思和、李平主编：《当代文学100篇·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 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⑥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一提法》，《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