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关键词：《高老庄》 人物形象 文化意义 精神走向
摘 要： 《高老庄》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意蕴的小说，本文试从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所表现出的文化形态的论述和比较中，分析不同的文化意识及精神走向，从而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挣扎与溃败。
贾平凹在其20世纪近二十年的创作中，为我们奉献了几十部佳作，其作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展现了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的变化及新与旧的碰撞和交流。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心理结构时刻给予警惕式的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析，以此来观照时下人的生活和情绪。他于1998年创作并出版的《高老庄》即为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品。
《高老庄》这一小说文本为人们阐释的是世纪末这个特殊时期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以及作家对文化认同的两难处境。其故事是在一个极具文化意蕴的背景下发生的。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蔡老黑、菊娃、子路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传统文化不同类型的代表。小说也为人们展现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特具现代都市文化意味的人物，如苏红、王文龙。他们与前者相互影响、碰撞和渗透。而与这两类文化有所区别的还有以西夏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作家还为我们塑造了整天重复说着疯话的迷胡叔和那无师自通、能预测未来的小孩,他们是作品中神秘文化的代表意象。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这些具有不同文化意蕴的文学形象给予了展现，呈现了他们各自出现的客观必然性、继承性和发展性，进而寻找时下文化精神的可能性走向。
一、蔡老黑与子路：文化意识迥异的精神家园追求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大陆民族文化，是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的文化，这类文化植根在国人灵魂最深处，培养了他们勤劳勇敢、朴实无华的优秀特性，但也养成了他们保守刻板、崇尚中庸、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传统惰性。
蔡老黑是《高老庄》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一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勇敢和反叛精神，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这种生命力量来自于对传统文化中最原始生命内涵的体认和传承。同时，他的性格深处有着强烈的探索意识。在高老庄种植葡萄园，使之成为高老庄首个民营企业；他是高老庄现存唯一到过被称为神仙和妖魔共存的白云湫的人，他勇于和地方实力派进行较量和抗争，善于用质朴的语言直接挑明人们言行中暗藏的玄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板厂对高老庄资源和财富的掠夺。蔡老黑对菊娃的爱更是大胆且毫不掩饰的，他对爱的表达方式的真诚和诚恳在高老庄是不多见的。在他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鲜活的背叛者和拓荒者形象，但这个背叛者和拓荒者的身上却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狭隘的思维模式，刻板，具有自发性，且有极大的破坏性，甚至会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蔡老黑的葡萄园渐已日落西山，这与其对外界信息的闭塞，对旧的思维模式刻板的固守是有关系的，最终使其企业无法正常运营而濒临破产。他采取极端的不正当的方式打击竞争对手，暗中指使高老庄民众对地板厂进行疯狂地打砸，但最终并没有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反而使自己身陷囹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黄土地上遗留下的粗犷的传统文化的形象，他是开拓者也是保守者，是拓荒者更是破坏者。
美国著名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说过：“每一个人，从他诞生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①作品中子路的一言一行是始终贯穿于小说的中心脉络，作品围绕子路回家乡拜祭亡父的三周年祭日这一中心线索展开。子路是高老庄上走出的大学教授，接受过较多的教育，但无论是书本上的，还是社会上的，都无法完全脱离高老庄人的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它的信仰成了子路的信仰，它的禁忌成了子路的禁忌，子路的文化道德的内核是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在对待菊娃的情感态度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汤汤水水”“黏黏糊糊”的形象。高老庄人群体偷砍集体树木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却表现出惊奇的淡然，表现出他那种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在对待蔡老黑上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又表现出子路的狭隘心胸。作为早年走出高老庄的子路，一旦回到了高老庄，其一言一行均已高老庄化，剥掉了城市人身份的外衣，精神和灵魂深处仍保留着最初的精髓，足见传统文化在其身上扎根之深。对于子路我们见出了文化精神在其身上的矛盾聚焦，他承载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双重文化压力，使其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表现得极其尴尬，形成了精神文化上难解的绳结。他缺乏现代文化精英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胆略，也没有蔡老黑式的充满侠盗色彩的开拓精神，更缺少菊娃的质朴、善良，他成了这个社会的“多余人”。他是传统文化的失败者，是现代文化的落伍者，离去是其必然结局。
二、苏红与西夏：现代文明的叛逆与融合者
《高老庄》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内，我们民族开展确立现代意识，极大地培育了普通群众敢于竞争、勇于超越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中腐朽成分渗入，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中必然滋养有非政治、非道德的、世俗的享乐文化心理，现代文化的因子弥漫于中国大地上的各个角落，正如《高老庄·后记》中所言：“深山中高老庄，土语古俗犹在，但民风人心已与都市相差无几，苏红、顺善、蔡老黑、菊娃、鹿茂等一代新型农民已具有城市人的价值观念，他们在初具城市韵味的乡村社区里上演了一曲曲闹剧”②；但“城市对乡村‘恶行之中，包含有历史必然性，现代文明发展史已经表明文明突破性进展往往以‘恶作为先导或动力”③。
苏红本为一个贫困的农家女子，为农村贫困生活所迫，走进城市，并且逐渐接受了都市文化观念，然而引人深思的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她靠着出卖肉体获得金钱，并回到高老庄办厂，她还带动一群姐妹走着相同的路。在接受现代都市文化的过程中，她逐渐抛弃了传统文化宣扬的伦理道德和贞洁观，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贪欲和对男性的占有，现代都市文化的精髓支配着她的言行举止，与当地实力派人物有着紧密的关系往来，相互利用。为了树立在民众中的威信，苏红和蔡老黑各自采用了一系列相互攻击的手段，修塔、建学校、争戏台、贴海报、演戏争观众，最终蔡老黑败北。苏红能不断地更新认识，不时地自我调整，以便有利于自己。但从苏红在高老庄的尴尬处境中，我们还是可以见出现代都市文化在传统文化下的步履维艰，虽然金钱欲求是现代都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已经得到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传统文化信仰者并不愿轻意或完全抛弃旧的伦理道德和贞洁观，苏红在城里的经历成为高老庄大众取笑的话柄，人们对其唾骂、打砸地板厂，对苏红进行着极度的羞辱。苏红在办地板厂的过程中，虽满足了自己的很多欲求，但并没有顾及大众，因此才有后面的打砸事件的发生，足见现代都市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的博弈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屡遭挫折。
作者在作品中反映了现代都市文化有其恶之源，传统文化有其劣之根，但并不否认外来文化有着更多的美和善。西夏是小说中外来文化的代表和化身，她非纯汉人血统，有着更多他民族的因子。西夏初来高老庄，对一切事物都感到陌生，充满了好奇感，她并没有拒斥他人的道德文化，她很快就能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作为子路的再娶之妻，西夏能真诚对待石头，并尽可能取悦于石头，让其逐渐接纳自己。西夏能积极主动地与菊娃和睦相处，对于高老庄的发展变化，她总是时刻关注着，对于别人弃置不顾的砖块和石碑也予以收集，并将它们作为研究高老庄的人事变迁、历史文化传统的依据。同时，西夏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她不以人论事，而是就事论事，有自己的善恶标准，善于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任何人，她总是站在善和弱的一方，否定恶和强权。当人们当众恶意攻击苏红，说其在省城某歌舞厅坐台并出过台时，西夏出来进行阻止，为苏红打抱不平。当众人打砸地板厂、苏红备受凌辱之时，只有西夏挺身而出，保护苏红，使其不至于受更严重的伤害。对于蔡老黑，西夏也总是给予关注和帮助，外国人参观葡萄园，西夏为其做翻译，对于蔡老黑的胆略她是敬佩的，对其豪爽、敢作敢为是欣赏的。蔡老黑英雄末路之时，西夏下最后之决心，决意留下来帮助蔡老黑。作家对外来文化这股新鲜血液是寄予厚望的，但这股新鲜血液并未能真正还原高老庄最初的纯朴，能否阻止高老庄恶的延续，能否真正缓和高老庄的两股文化势力间的冲突，确有疑问。
三、《高老庄》人物形象预示的精神走向
贾平凹在他的创作中较多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必定受现代都市文化冲击更多地给予赞同和肯定，较多地批判传统文化内在的惰性和滞后性，认为传统道德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现代都市文化却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优越性，其势必会打破并取代传统道德文化。《浮躁》《古堡》《腊月·正月》等作品是贾平凹这一文化认同的典型代表作。而到了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90年代,中国人经过了自我迷狂的“文革”十年，经历了紧接着的自我追寻和确认时期,来到了自我迷失和确认的世纪末,人们在社会上的位置进行着新的排列组合,更多人处于动荡迷失之中，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化、道德、情绪、心理都发生了巨变，由此产生了传统道德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冲突，它带给作家更多的是惶惑，作家对文化的选择和认同处于两难处境。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和人类学家阿伯拉姆·卡丁纳认为文化是“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化规范，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技术，人们对待出生、成长、发展、衰老死亡的习惯化的态度等等”④。人们在生存的空间中会产生各种碰撞和冲突，交流和影响，这实质上都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较显著的文化转型，9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世纪末情绪的笼罩，文化的转型变得更加剧烈，传统文化、现代都市文化及其他文化彼此间呈现出交融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有过蓬勃生机的年月，作为文化连续体还要延续下去，其一些合理精神还会继续生存，但作为一个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将退出历史舞台，直陋、粗朴而缺乏现代科学精神的传统文化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它必将面临着被改造和被选择的结局。
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形象在时代发展和文化碰撞中均出现了难堪和窘境。具有拓荒精神的蔡老黑最终由于赶不上和适应不了时代的车轮，而碾碎于车轮之下，身陷困境。具有古朴情怀的菊娃，善良、美丽，但却在文化交织的泥潭中挣扎、摇摆。子路是多种文化的融汇体，但始终以传统文化为根本，他进城当教授，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其骨子里的文化标准在一个已发生了文化转型的高老庄显得不合时宜，这种不伦不类的文化已不能再生长于高老庄的土地上，其言行也已遭受别人的质疑，逃离无疑是一种良策。
西夏作为外来文化的代表，她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形象，其平和、宽容，为缓和各方冲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夏的外貌和言行堪称完美，但笔者认为她只是一位理想形象，是不会久留高老庄的，同时西夏是不可能根本改变高老庄的发展轨迹的，高老庄只是其生活的一个驿站，一段插曲，城市才是她的最终归宿。
现代都市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它培育的是创新和超越意识，它需要的是多用心智、善于机巧、随机应变，尽管现代都市文化有着各种弊端，但作为一种由现代理性思维驱动的文化，传统文化是没有理由拒绝它，而只能接受它。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蔡老黑在高老庄首办民营企业，菊娃也开始经营小商店，顺善、鹿茂也进行着办厂等经营活动。他们在不自觉中接受着现代都市文化。相对于西夏，苏红受到了作家的较多批判，她的发家是受过高老庄人唾骂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各次针尖对麦芒的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善于自我保护，有着强烈抗争精神，身处险境却能表现得从容镇定、临危不惧、临辱不退的坚强女性。她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充分释放着生命的能量。苏红身上蕴藏有高老庄的原始生命力，又吸取了现代都市文化的精神。她虽被高老庄人所妒忌，但其思维方式和对生活的独立而执著的追求以及她的文化精神最终必将被高老庄人所接受。
贾平凹还试图通过迷胡叔和石头这些次要人物，来表现神秘文化的意象性，迷胡叔这一人物身上始终弥漫着一股“神味”和“魔气”，其连接着阴阳两界，他对人世间的事情有着另类认识，嘴中时时会讲些别人难以理喻的话。“黑山呦那个白云湫，河水呦那个向西流，家没三代富，清官的不到头呦头。”这几句迷胡叔嘴中的唱词是对高老庄历史的总结，但更多的是对高老庄未来的预言，“顺善偷了我的粮食”，可以说是迷胡叔对顺善真实面目的认识，只有他最早认清顺善的面孔。而石头的出生、性格和禀赋均具有神秘性，这些形象暗示着人类命运的奥秘，传递着生命的信息，通过他们预示着人生和生命的某种征兆或结局，他们表面意识混乱，与现实相隔一层，但实际上却进入了现实生活的最深层，是对现实人生最深刻、最清醒的认识。
在贾平凹的前期乡村小说中，作家对乡村改革中现代文化持乐观的态度，而在作品《土门》中，作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给予了双重批判，显示出作者的矛盾心理，小说《高老庄》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和眼光来看待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各种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走向。笔者从《高老庄》中几个极具文化意蕴的人物形象，几个主要人物所代表的文化形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命运的论述中，进一步发现作家对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出路的思考和分析，虽然作家一面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存有忧虑，一面又对传统文化身上的痼疾存有忧虑，但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城市化是大趋势，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高老庄》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反映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岌岌可危和溃败的命运走向的认同，这也预示贾平凹在今后文学创作中对文化的认同和取向。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斌，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页。
②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③ 周水涛:《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141页。
④ 郑 雪:《人格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