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勇 杨玉荣
关键词：虎妞 人性悲剧 现象学视野
摘 要： 对虎妞形象的分析应从人性角度认识虎妞身上蕴含的人性悲剧。首先需要对虎妞身上的男性话语去蔽，让虎妞的生命特质裸露出来。作为作家的老舍从话语层面对虎妞做了“丑化”处理，而祥子则在结构功能和意识形态方面将虎妞置于否定性位置。老舍没有站在现代文化立场上看取女性，而祥子身上也承载着许多负面因素。这样一来对虎妞命运的悲剧性解读就有了可能。虎妞的悲剧体现在老而不嫁、爱而不得、难产而死等方面。性别身份、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丢失让虎妞停留在一种仅具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混沌状态，拒绝着符号世界的文化阐释，也因此失去了与这个世界的通约性，那么她的孤独与消失也就不可避免。对虎妞给予同情性理解才能把握男性话语下女性存在的生命真相。
自《骆驼祥子》诞生以来，关于虎妞的形象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观点：有论者认为：“丑的环境产生丑的人物。虎妞是把祥子当作猎物捕获的。”①“虎妞始终是一个剥削者形象，她是被作为祥子的及其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来写的”，“她对于祥子，毫无爱情，只是把他当作满足情欲的玩物，她是导致祥子毁灭的罪魁祸首。”②也有论者认为：“虎妞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她与祥子、小福子及其一家、老马祖孙一样，代表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一面。”③“虎妞的命运是悲惨的，她是一个城市悲剧女性的形象。”④第三种观点认为：“虎妞的性格是复杂的。她既忠诚又淫荡，既奸诈又直爽，卑弱而又可怜，体现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性。”⑤“虎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复杂的人物形象。她既受剥削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又深受剥削家庭的摧残和伤害；她既有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又有对婚姻大胆合理的追求。在她身上，剥削别人与被人剥削、伤害别人与被人伤害，有机地糅合在了一起。”⑥
以上三种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偏颇的地方。第一种观点以祥子为中心和参照点，指出了虎妞身上所具有的阶级属性及由此而来的欺诈与贪婪，但论者忽略了老舍先生创作的视角问题。老舍的创作一直是从文化角度而不是阶级角度切入社会生活，所以，从意识形态入手解读虎妞，就容易犯方法论的错误。同样的道理，第二种观点尽管有为虎妞正名的努力，看似是对第一种观点的有力反驳，其实也是以意识形态作为评判的依据。第三种观点应当说是一种比较中性的评价，试图还原一个在大胆直率与弄巧使诈、本能欲望与性格变态之间徘徊不定的虎妞形象，但意识形态的痕迹还是较为明显。
既然虎妞的形象能够长时期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说明在虎妞身上一定存在着某些成为“关注”的因素。笔者以为，这个因素应该是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色彩的人的悲剧性存在。从人性的视角看虎妞，也许比较能接近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比较独特的人物的实质性理解。
在对虎妞进行形象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其进行现象学还原的工作，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避免受价值预判的影响。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一开始就指出，哲学或真理本身绝不是在单纯的最后结论中就能得到表达的。一般人总以为在最终的普遍性结论中就表达了事情本身，而不注重达到这个结论的特殊性过程。西方现当代现象学的标志性口号是“面向事情本身”，也即“对事情做出合理的或科学的判断，意即指向事情本身，更确切地说，即从谈论和意见回到事情本身(auf die Sachen selbst zurueckgehen)，依照自身被给予状态(Selbstgegebenheit，自身被给予性)查阅它，而去除一切不相干的成见”⑦。因此，只有从事物的原初本身说起，才有可能在现象学视野中让虎妞的生命特质裸露出来。
虎妞形象的扭曲传达来自于男性话语的遮蔽，主要体现在两个男性身上，一个是作为作家的老舍，另一个是作为作品人物的祥子。
石兴泽在一篇文章中称：“老舍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其女性观念却没有多少现代内容，思想意识始终停留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层面上，甚至停留在封闭落后的市民社会层面上！”⑧尽管老舍处身于现代文化环境中，他依然是从传统男性的社会地位出发看取女性的，同情和鄙夷是对女性的两种基本态度。李静（《老张的哲学》）、石匠媳妇（《柳家大院》）、林姑娘（《也是三角》）是在男性的同情视野中出现的，个性解放这样的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观在她们身上没有显现出丝毫痕迹。魏丽华（《赵子曰》）、老刘妈、纪妈（《牛天赐传》）、夏廉之妇（《柳屯的》）、大赤包（《四世同堂》）则是丑女、泼妇，老舍对她们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牛天赐传》中的老刘妈，小说中多处以“老狗”称之。很难想到这样粗鄙的字眼会出之于温柔敦厚的老舍之口，因为在文本中找不到任何情节链条上的证据以表明这一指称的合理性。老舍对其笔下的男性要宽容得多，男性即使属于非理想型，至多只会显露出他可笑的一面，却并不可恨。像《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尽管“心软”，却仍以“面善”加以补偿，而受到讽刺的女性却是粗鲁可鄙的。
虎妞就是这样一个粗鲁可鄙的女人。老舍对虎妞形象的处理有着强烈的情感否定色彩：从小说一开始，虎妞就以又丑又恶的形象出现：“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女人的出嫁应该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可小说中的虎妞却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在此虎妞被处理成了一个变态的综合体：男性与女性，人与兽。老舍对虎妞进行了女性男性化的转喻处理，女性生命特质在男性文化身份的笼罩之下不可能得到本真性的表现。先在的情感逻辑基点规定着虎妞的难产而死是罪有应得、顺理成章的，同时也大快人心，因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符合我们对“异己”力量的恐惧和对安全感的需求心理。
如果说老舍对虎妞是文化心理的拒斥和叙述方式的“丑化”遮蔽，祥子则是在结构功能和意识形态方面将虎妞置于否定性位置。作者的最初创作目的是想把祥子塑造为一个农村无产者在城市中失去一切之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但就现在的文本而言，却成了对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语义价值体系的转换，使得现行文本与文本终极所指之间造成了衔接上的疏离和游移，表现在文本内部就是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的冲突。虎妞是作为一个与祥子相对立角色来安排的，既然祥子是小说中的肯定性人物，那么虎妞的被否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种人物关系设定中，老舍明显表现出了进化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化视角在此失效。
事实上，如果作者真能按照最初目的传达出终极所指的话，祥子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怀疑既来自于老舍对他笔下的“革命者”抱有批判、讽刺的态度，比如《骆驼祥子》中的阮明、《黑白李》中的白李，更主要的是祥子自身携带着“农民无产者”的自私和软弱、忍让和退缩、迂腐和固执，甚至是虚伪和封建等这些先天性的文化缺陷基因。当小福子最需要他的帮助时，出于小生产者的自私，祥子逃跑了。既然认为虎妞“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他有着逃跑的可能却又要同她结婚，因为此时的祥子已经第二次被骗走所有积蓄，他买车的希望只有虎妞才能给予。同时这种怀疑还来自于那个“行尸走肉”的祥子获得革命力比多的社会资源和精神资源已经枯竭。他也只能“在地狱里”做个“好鬼”。
“诚实”、“正直”这些话语修饰掩盖不了祥子在文本中的现象学表现，他身上承载的负面因素促使我们对这一人物进行重新思考。与之相应，虎妞与祥子的关系也许会出现一种颠覆性的解读。
如果对祥子和虎妞的关系进行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考察的话，我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对此加以辨析：果真是虎妞勾引祥子吗？陈思和先生在《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启示性的解读思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从细节上加以补充论证。从虎妞这边来说，一个老姑娘难得有清闲的时候，趁机喝点酒本无可厚非，巧的是祥子正好在这天回到刘家，怎能说是虎妞的有意为之呢？从祥子这边来说，倒真有些有意为之的嫌疑：离开杨家回到人和车厂，见到虎妞，“心中更加慌乱”，“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虎妞身上的“小小的带光的绿袄”对祥子构成一种朦胧诗意的、色欲的诱惑。走进了虎妞的屋，尽管他心慌意乱，却还“舍不得出去”，“迷迷糊糊地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祥子在情欲萌动中发现了虎妞的性别体征。从性指对象的确定可以看出祥子在整个事件中的主动性（或者说是被动的主动性），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对虎姑娘，他觉得有点羞愧”呢？但这样的道德归罪对象很快就转移到虎妞身上：“事儿既出于她的引诱，况且他又不想贪图她的金钱，他以为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也就没有什么十分对不住人的地方了。”祥子能做到一刀两断吗？“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穿破话语表象，我们看到的祥子与心目中愿其所是的祥子判然有别。既然如此，虎妞的形象该如何再认识呢？
如果说虎妞也是一个悲剧的话，就会遇到来自道德领域的抵触。因为从悲剧的本质而言，只有好人的无辜被毁才能带来悲剧感。但如果越过道德领域从人性视角出发，虎妞身上确实蕴藏着悲剧性。这体现在虎妞从生到死的生命全过程中。
母亲的缺席是虎妞生命中的第一个不幸，作为女性认同道路的被切断使她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混同于男性世界。混同的结果是既丧失了自身性别身份，也未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成了两性世界之间的漂浮物。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还未出嫁就是漂浮的结果，在心理方面也就难免有些变态，将“性”看做了“爱”，将无休止的性的攫取作为对自己缺失的补偿。但不能说她将祥子看做泄欲的工具。在结婚后，她身上潜意识的女性和妻性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将饭菜做好等着祥子，家里也布置得很温馨，连祥子也“觉得自己是有了家。一个家总有它的可爱处”。并且，她对祥子也是真心喜欢的。结婚前，她对谁都可以耍泼，唯独对祥子特别关心；结婚后，想着法儿的为祥子做好吃的。她让祥子别再拉车，将来可以接过刘四的车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提出这样的建议只是单纯的出于对“家”的维护，却遭到了祥子的拒绝，他认为这样的钱来得不光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家”从来就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家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家，而是“家国同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家。因此，“关心”被看做引诱，“做饭”则是豢养，做车厂主则是剥削。虎妞不仅在性别世界失去主体性，而且在社会结构中也是“净化”的对象。
结婚嫁人是女子一生中最为严肃、最为隆重的事，可虎妞的婚礼是冷清的、孤单的：“没和父亲过一句话，没有兄弟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福，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还有什么比这种孤单冷清的婚礼更让一个女人伤心绝望的呢？但祥子只是依循传统文化的夫权思想来对待虎妞，他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大男子主义在结婚后突出地表现出来。在结婚前因为经济地位的悬殊，祥子对虎妞还有一种敬畏和感激，在结婚后取而代之的则是男人的尊严和对虎妞的性的攫取的讨厌与恐惧。当虎妞提出要和他一起逛街时，他拒绝了：“第一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第二他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只可以藏在家中；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越少在大家眼前显摆越好。”当祥子这样想的时候，也许忘记了虎妞如何决绝地和父亲断绝关系，自己将自己出嫁。虽然虎妞有了家，但在家中仍没有取得自我确认的文化身份。性别身份、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丢失让虎妞停留在一种仅具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混沌状态，拒绝着符号世界的文化阐释，也因此失去了与这个世界的通约性，那么她的孤独与消失也就不可避免。
一般都认为虎妞之死是其懒惰、好吃所致，其实何尝不是无情与愚昧的结果：“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这种对生命的漠视让我们想到《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的死。但小团圆媳妇的死被看做是一件极自然的事，人成了命运任意摆布的对象。虎妞并不是这样，表现出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生的希望。在一切办法都想尽之后，虎妞嗓子已哑，一切神佛都喊遍，“只低唤着‘妈哟！妈哟！”收生婆没办法，祥子没办法，大家都没办法，还是她自己出的主意，叫祥子请陈二奶奶，“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为何仅剩这些？看来在话语叙述层面虎妞已是必死无疑了——笔者注）：‘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快去吧！”但这在求生的欲望和本能驱使下的乞求和哀怜并不能挽回虎妞的生命。当陈二奶奶也无计可施时，“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祥子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并非如此，这个时候还有医生可请。可祥子就在那里等着命运的最终降临，“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尽管老舍先生对虎妞有一种潜意识中的男性偏见，但在这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超越了这种偏见，对愚昧做出了谴责，对生命表示了尊重。
虎妞的最后结局是祥子卖了车将她埋葬。在祥子的眼中，虎妞既给了他买车的希望，也粉碎了他的最后拉车的梦想，虎妞的价值仅等于车的价值。有时候我们感到奇怪，祥子既然可卖车埋人，为何当初不卖车救人呢？在他的心中，车比人更为重要，物性大于人性。虽然整部小说以祥子买车作为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看似表现了人的精神方面的执著，实则是展现了人性的缺憾和愚昧。
中国传统注重真善美的和谐圆融，体现在女性形象方面，则是德貌结合，兼而有之。“四大丑女”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称颂是因其德行高尚，“四大美女”则更是德貌兼备（杨玉环也许例外）。尤凤伟的小说《泥鳅》中的国瑞也遭受了玉姐的性剥夺，但玉姐的形象因其外表漂亮和重视情义受到了作者和国瑞的肯定。同理，“逼男成婚”的并不只有虎妞，“杨家将”故事中的穆桂英逼杨宗保成婚就是一例。但穆桂英的德貌兼备使“逼婚”这一行为成为佳话。而虎妞是既无貌亦无德，泼辣、粗俗、欺诈、豪横，集所有女性恶俗于一体，外表丑与行为恶合而为一，因此她会受到男性话语的批评与拒斥。虎妞的存在体现了真与善、真与美之间的矛盾，性格真、品性恶、相貌丑的结合使得这个人物在阐释中会出现多重意蕴，也是其形象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原因。当然，不能否认虎妞与祥子的结合，无疑加剧了祥子的悲剧。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她也是悲剧性存在，对此应该给予同情性理解才能把握男性话语下女性存在的生命真相。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成勇，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7级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杨玉荣，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7级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
① 李迎春.爱与不爱——虎妞、小福子对祥子形象塑造的作用〔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4.（3）.
② 秦大中.谈“虎妞”〔J〕.北方论丛.1979.（4）.
③ 方白.读《骆驼祥子》〔J〕.戏剧论丛.1982.（2）.
④ 唐锦文.虎妞:一个城市悲剧女性的形象〔J〕.攀枝花大学学报.2001.（12）.
⑤ 龙永干、姚长生.也谈虎妞〔J〕.益阳师专学报.1994.（4）.
⑥ 时曙晖.伊犁师范学院学报〔J〕.1997.（3）
⑦ 张世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一点对照〔J〕.江海学刊.2007.（8）.
⑧ 石兴泽.天平在贤妻良母与摩登女性之间倾斜——从两类形象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属性[A].崔恩卿、高玉琨.走近老舍[C].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