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槟
关键词：苔丝 翠翠 悲剧根源 自然 女性 生态女性主义
摘 要：苔丝和翠翠分别是英中两国“乡土文学”典型作家哈代和沈从文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以下简称《苔丝》）和《边城》中的主人公。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入手，重新解读作品，分析两位女主人公悲剧的根源：自然与女性在父权制的文化中所处的被宰制的地位及宿命，并展示两位作家创作思想的相同与相异。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关注，20世纪后期，生态批评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枝独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揭示文学中两种压迫的联系，深化对父权制文本的批判；同时，它又超越了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将关注的范围扩大到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在全球生态问题十分严峻的今天，如果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来重新阅读作家作品，我们将会发现，不少的作家都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他们的作品也应赋予新的价值和意义。
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作家哈代完成了他的“威塞克斯”系列作品；不到半个世纪，中国的边陲小城也走出一位以构建“湘西世界”为题材的作家沈从文。威塞克斯和湘西既是作家的故乡地名，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都从乡间辗转到都市，都体验到都市繁华背后的理想的失落和心灵的孤独，于是更加怀念故乡，从而促成了他们的乡土题材的创作得心应手、名扬天下。两位作家的代表作《苔丝》和《边城》分别塑造一位自然的女儿：苔丝与翠翠，她们美丽、纯真，却遭遇痛苦和不幸，而这种悲剧根源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不为人事左右的“天意”。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主人公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揭示其悲剧根源，展示两位作家的深层的创作理念。
一、自然的女儿：苔丝与翠翠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往往被分派于从事人类生物性再生产以及和自然直接相关的工作之上，这使得女性较接近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的。
《苔丝》中苔丝是自然的女儿，正如克莱所赞：“多么鲜亮、多么纯洁的一个自然的女儿哟！”苔丝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体现在和树林、土地、动物的和谐关系中。大自然不仅仅是她活动、工作的场所，同时也是她心灵的栖息地。苔丝和自然融为一体，相互感应，息息相通，她的命运变化也像自然万物一样，随季节变化而起伏更替：在春夏天时来运转，在秋冬季失意衰落。春天，马勒村中美丽的苔丝充满青春活力，纯真快乐；秋天的纯瑞脊，空气中弥漫着的夜雾，好似一片一片的丝网，变成了围场林木中间一片一片的纱幕，在这幽深朦胧的夜雾下，苔丝遭到亚雷的奸污。朦胧的夜色衬托了苔丝的不幸；夏天的牛奶厂，绚丽的景色中，苔丝和克莱互生爱意；冬天，自苔丝结婚被弃后，自然的景色再也没有艳阳的暖色。苔丝作为自然的化身，她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另一面表现为她与文明社会的格格不入。她不惧怕野外的东西，不惧怕黑暗，“她对于昏夜，并不害怕；她唯一的心思，好像就是要躲开人类，或者说是躲开那个叫做世界的冷酷集体；这个集体，从整体看来，非常可怕……”她害怕城市，害怕大户人家、有钱人家，害怕事故，害怕农村以外的习俗礼教。当时苔丝生活在黑古原的村邻和教会，都是漠视和鄙视她的不良人际群体。
与哈代相似，沈从文也在他的乡土小说中构筑了禽兽会做梦、草木能谈吐，一切水光山色、风物民俗都有灵性，人和自然相互依赖生息与共的“湘西世界”。作家笔下的湘西不仅是个风景秀丽的地名，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的凝结。《边城》中的茶峒，就是这种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相生相长的人间乐园，翠翠就是一位自然的女儿，她的美貌、名字、性情源于自然，命运也随着茶峒的沧桑变化或起或落。由于父母的殉情自杀，翠翠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名状态。一直到十三岁，爷爷这才“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常年跟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受着湘西的山清水秀的浸润和养育，翠翠的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的红尘，清纯如水，她甚至没有任何的与人交往的社会经验，每遇上生人，她都要逃离，甚至后来天保托媒人来求亲，她也“向屋后白塔跑去了”。她跟苔丝一样，回避生人；与苔丝不同的是，生活在她周边的都是淳朴而关心她的人。
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写家乡：威塞克斯和湘西的自然美景，都不遗其力地塑造出一个自然的女儿，她们的美貌、性情都源于黑古原和茶峒的美景，她们的命运随着黑古原和茶峒的沧桑变化而起伏跌宕。有所不同的是，威塞克斯的景物苍茫粗犷、变幻神秘，如同浓墨重彩的油画；湘西的景物则是淡雅秀丽的山水画，简约之中令人回味。与其自然环境相映衬的是：苔丝是一个轰轰烈烈、爱恨分明的自然之女，翠翠则是一个默默无声、令人沉思的赤子型的自然人。
二、自然的颓败女儿的悲伤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女人的压迫与自然的退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苔丝和翠翠都是自然的女儿，任何破坏自然秩序的外力都将是造成她们悲剧的因素，而小说里的威塞克斯和湘西都在遭受着异质文化的入侵，农村自然经济正走向衰亡，古朴自然的人性也随之变异。
（一）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是苔丝悲剧的根本原因
19世纪后半期，英国经济发生巨大而复杂的变化。随着工业和现代文明的入侵，农村自然经济正在走向解体和毁灭，农业危机给农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在苔丝的家乡，收割机、打麦机开始主宰控制着整个农场，失业和贫困困扰着农民。苔丝一家毫无例外遭到破产的厄运，陷入贫困潦倒中，加上父亲的无能、懒惰和太多年幼的弟妹，苔丝作为长女，成了维护一家生计的主力。可以说，贫穷使苔丝被迫听从母亲的怂恿去“远房亲戚”亚雷一家攀亲，而后遭亚雷奸污，“身陷泥沼”；贫穷使苔丝四处打工再遇亚雷，再受其纠缠；贫穷使苔丝在遭到克莱的抛弃后重新投入亚雷的怀抱；贫穷使苔丝放弃了女性的尊严和爱情，违背自己的意愿忍辱负重一直到最后的爆发——手刃亚雷而走上了不归路。因此，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的破产是苔丝及其家庭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边城自然人性的变异是翠翠悲剧的主要原因
湘西，原是有着秀美的自然景色，和谐的人际关系，淳朴的民俗民风的人间乐园。但在1934至1946年，湘西经历了军阀混战、苗族起义、土匪叛乱，一直处于动荡局面，它再也不是作者记忆中的世外桃源。同时作家从故乡辗转到大都市，痛感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堕落、腐化、人性的蜕变和乡村的变异浅薄，于是反映在《边城》里就出现了不和谐之音。《边城》中的茶峒，在翠翠长大的年代，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的日渐浸染，边城人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传统的自然人性正在经受着“利”的冲击。小说中，自从一座“碾坊”作为嫁妆出现在顺顺的两个儿子面前，悲剧的因素就在慢慢地铺开。这座象征着钱财的“碾坊”，它首先影响着顺顺的置金钱于爱情之上的“乱点鸳鸯谱”：要傩送迎娶王团总的女儿，傩送和翠翠的爱情自主受到“父母之命”的干涉；这座“碾坊”成了翠翠心头无形的重压，也使傩送在亲情和爱情面前的价值判断发生了困难，行动上迟疑不决，直至最后离家出走；老船夫也由于翠翠、傩送、天保、顺顺态度的含糊不清而慎重迂回，最后误会迭出、抑郁而死。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最为自然人性的爱情面前，人们的择偶观和价值观都在受到外界“利”的冲击和影响，边城人的价值观念已并非以前的重义轻利，一种人心的微妙变化已慢慢发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平静也随着人心的变异而不复存在。天保死后，顺顺父子对船夫的嫌怨，中寨人的欺骗，“渡船不如碾坊”的忧虑，使老船夫“心中极乱”，难以释怀。“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各处飞着红蜻蜓，天上已经起了云，风把两山竹篁吹得声音极大。”“翠翠守在渡船上，看着那些溪面飞来飞去的蜻蜓，心也极乱。”看到祖父脸上颜色惨惨的，她放心不下，在爷爷说“要落大雨响大雷”的时候便产生了不祥之感，心生惧怕。“夜间果然落了大雨，挟以吓人的雷声”，翠翠“在暗中抖着”，爷爷则在雷雨将息前死去，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象征——渡船也已不见。一直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翠翠仿佛自然界中的一个颓败而悲伤的音符。
三、男权统治女性被宰制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权主义将被动性视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动。《苔丝》和《边城》中的爱情故事都是“两男一女”的模式，在这样两男逐一女的故事中，作为女孩的苔丝和翠翠理应有主动的地位和作用，但故事恰恰相反，她们都处于被动和被宰制的地位，由于她们都生活在男权统治的时代。苔丝备受代表着父权制文化的亚雷和克莱的欺压和责难，翠翠则在这种语境下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对于自己的爱情，一不能“语”，二不能“主”，两者都与爱情失之交臂，走向悲剧。
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属于维多利亚时期，这是一个男权统治的社会，当时的妇女必须忍受男性制定的不公平的法则和道德标准。正如列恩·沃德所言，男性对女性贞洁的要求和在两性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苔丝的悲剧中，亚雷和克莱都不把苔丝作为平等的爱情对象来对待，亚雷凭着金钱和性别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奸污了苔丝而毫无愧疚，即便后来对苔丝的求婚，也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爱，而是为了满足他那种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否则他就不会强人所难、不择手段。克莱先是热烈地追求苔丝，在苔丝还处于情感与理智的抉择、想向他“坦白”自己不光彩的遭遇时，他每次都用他男人的主观猜断来替消了苔丝的话语权。一直到新婚之夜，当他坦白自己曾经“风流堕落”的经历后，苔丝才有了话说自己的机会和勇气，但意想不到的是，克莱却是抱着男性自私的双重道德标准，“宽以待己，严以待人”，理直气壮地嘲讽、谴责并抛弃苔丝，将她置于真正的精神灾难后而一走了之，即使最后有所反省而回来寻找她，但克莱这时的“寻亲”却等于逼苔丝走上了绝路。
《边城》的叙事主角是女性，但小说构筑的却是父权制文本语境。这是一种男权文化的话语情境，它直接或间接地把男权文化意识转化为文本的叙事语境。在这种男权语境下，女性往往都是缺席的、缄默的。小说中翠翠的全部生命活动正是被限制于这种强大的话语情境中，受到了压制和约束，并导致了她严重的自我丧失。翠翠与天保、傩送的三个人的爱情纠葛中，翠翠明明爱的是傩送，但是她对自己心里的这份爱始终是遮遮掩掩，从不表态。从第一次与傩送的不期而遇、悄然生爱就开始的“沉默了一个晚上”，到后来天保的托媒搭桥的“车路”、傩送唱歌传情的“马路”走过之后，翠翠仍是“低下头”、“总不作声”，再到最后天保被淹死、傩送负气出走之后，翠翠也只有“哭起来”。由于她的遮掩而让爷爷慎重迂回，既要“车路”，又要“马路”，最后误会迭出，酿成悲剧。在整个爱情故事中，翠翠淹没在四个男人的背后，既没有“说”，也没有“作”，爷爷成了翠翠的爱情代言人，顺顺、天保、傩送各有主意和行动，但他们都从没考虑过翠翠在这件事中所处的位置，根本没有想到恋爱需要男女双方的直接沟通，实际上她一直处于局外或落到一个由男人构成的“骗局”中，成了这场爱情的配角。因此，男权语境也是成为翠翠悲剧的根源之一。
四、宿命意识悲剧结局
按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早期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发展是逐步以人类文化或文明克服自然限制的历程；男性主导着主要的社会发展历程，因而相对于女性，男性也自认为是较接近文化的，因此“男性—文化”是既高于且优于“女性—自然”的；依此可以如此推衍：工业与自然为敌，农业则与自然和睦相处。哈代的理想社会是农村宗法制田园社会，他否定工业文明，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张回到乡村田园社会；沈从文的人生理想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惶惑于都市文明人性的变异，品德的“打落”。但是他们却看到农村自然经济必定衰亡的发展趋势，目睹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经济的入侵和对人性的摧残，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对传统农业经济和古朴民风的侵蚀。面对历史的发展与理想的矛盾，他们心中充满感伤和眷念之情，因此作家在感伤之余难免会形成一种天命难违的宿命意识，换言之，他们的宿命意识即反映了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自然”的一种宿命。不同的是，哈代的宿命意识根源于西方的“原罪”观和作者本人的悲观意识，沈从文的宿命意识主要源于湘西的楚巫文化和对民族忧患的悲悯情怀。
哈代强调命运的乖戾，认为宿命是决定一切的主要力量，他把社会悲剧的部分原因看作是人类受神秘命运支配的结果。在作家看来，造成苔丝不幸的固然有社会人为的原因，但最致命的原因却在于命运的捉弄。他说：“神们看待我们，就好像顽童看待苍蝇；他们为了自己开心，便不惜要我们的命。”苔丝是自然之女，自然受到自然之神的控制，她的命运就是“上帝的一场游戏”。这种宿命使苔丝有一个凡事相信《算命全书》的母亲，是母亲让她走上“攀亲”之路；命运又给苔丝一个酗酒、心脏不好的父亲，六个年幼的弟妹，一家生计全靠一头瘦弱不堪的老马维持的家庭，且这匹老马又偏偏死于苔丝的手上；自尊又自强的苔丝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走上“攀亲”之路，命运又安排她遇上邪恶的亚雷，遭到奸污；“她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本是幸福地与克莱相爱并即将成为人妻的苔丝，还是由于命运的捉弄，遭到了克莱的责难和抛弃；最后苔丝终于能够跟克莱重聚于好，却成了杀人犯而被判以绞刑。哈代在这些主要情节之中还安排了许多的偶然和巧合，由这种种的偶然和巧合组成了一条命运之链，将苔丝紧紧箍住难以挣脱。
边城原是一个“集体供奉着善”的地方，边城人淳朴美好的人性下却深藏着严重的天命迷信思想，他们把自然当作活的有机体来信仰佑护敬畏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外在环境，他们以为祸患都源于冥冥之中的“天数”。沈从文以独特敏锐的思想诠释出湘西世界深藏的先天不足和致命的弱点：苗族文化固有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边城人面对自然灾害或人事的不幸，他们都是消极地顺应，默默地把悲伤深埋心底，极力平静地接受，而把一切都归于“天意”。面对洪水灾害，人们都“无话可说”，只是无助地“呆望”；翠翠母亲的死，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天保意外淹死，老船夫迟迟没有答应天保的求亲，在老船夫看来，“这是天意！一切都是天意”。
哈代跟沈从文相似的是，他们都有一种命运的轮回和报应思想。苔丝本是一个淳朴可怜的姑娘，为什么命运却使她落入悲惨的境地？小说中阐释为一种轮回与报应的命运观。传说德伯家族的先辈随国王从诺曼底来到英格兰时，征服了很多地方，肆意行事，杀死了很多善良的人，尤其是发生在马车上抢劫女人的一件凶杀案，它似乎成为苔丝悲剧产生的最大内驱力：因果报应。作品中说到唯独苔丝听到了那种“只有真正德伯家的后人才能听得见”的“闻声不见物的马车”，“并且听见这种声音的人，主着有不吉祥的事情”。苔丝作为这个家族的直接后裔，似乎承担了这种命运的惩罚，但是这种报应完全是不公平而没有道理的，它只能称为一种宿命。
跟哈代相似的是，沈从文把命运看作是由偶然和情感形成，是一种循环。他曾说：“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边城》中到处充满着偶然和误会,这些偶然和误会的发生，在小说里找不到更合理的诠释，且被作者以天意、造化等带有宿命色彩的显性形式化作人物悲剧结局的一个注脚。作品诠释为命运的循环轮回。正如老船夫不祥的预感：“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翠翠母亲的悲剧，无疑是翠翠宿命的彩排和预演，母女俩都同时被两个男人所爱，而她们爱的是能唱三年六个月的“竹雀”；一个唱歌唱出了翠翠，一个在歌声中能摘到虎耳草；一个殉了情，一个仍在苦苦等待。命运作为一种人生形式的循环成为翠翠悲剧结局的宿命化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