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迟桂花》 审美价值
摘 要：《迟桂花》无论在郁达夫小说创作还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称得上一篇佳作。重读《迟桂花》并不意味着重复阅读，而在于通过重读，获得一种对经典的重新认识，让我们在体味原作人文意义的同时，重新评价它的审美文化心理价值。
《迟桂花》带着与郁达夫早期不同的审美风格于1932年面世，其灵魂的净化与升华题旨奠定了郁达夫后期小说自然而纯净的基本格调，也使郁达夫在此之前的感伤颓废之风打了一个结。说其境界之高，是指它“不是简单地因袭传统的道家出世思想和佛家的厌世思想，它在纯朴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呈现出人性的自然优美……弥漫于小说全篇的馥郁淡雅的迟桂花的香气，赋予作品纯美的诗的意境”①。说它使郁达夫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是指在郁达夫小说发展过程中，《迟桂花》不啻为一篇转型之作。感伤的格调变得清澈明朗，自然温暖的人性之美流贯其中。不仅贴切而生动地表达了作者新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而且在题材上开创了别一种视域，使之成为现代抒情小说的杰作，直接影响了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创作，也影响了很多抒情小说作家的创作。
学界曾有人认为，《迟桂花》发表在“革命已深入的30年代，这种逃避斗争的‘名士意识，则显得特别灰暗落后”②。然而也有人认为《迟桂花》：“全篇抒写了女主人公天真健全的美的人格，纯洁无邪的美的感情，与清新自由的美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和谐的诗的意境，不仅完满地传达了‘人性返归自然、心灵净化的主旨，而且完成了从感伤美向宁静美的转化。在小说抒情方式上，也由‘作者、小说主人公、叙述者三者合一，直抒胸臆的方式，转向抒情主人公的客观塑造与诗的意境的营造上。”③
很明显，前一种观点出自于政治性审美标准。政治和阶级孕育了斗争的哲学，没有斗争意识，作品的政治含量首先未能达到。其实这种观点并没有错，只是看站在什么年代来认识。如果是“文革”前，这样的观点非常普遍。因为它符合那个年代的审美要求。如果站在今天，用这样的观点评价《迟桂花》，就显得陈旧过时了。因为，今天的审美意识应该立足于文本，立足于人性的美学价值。因此，钱理群等学者所提的后一种观点就比较地贴近文本的艺术审美标准。
《迟桂花》作为郁达夫创作的高峰之作，真正意义在于他进入了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成熟阶段。如此说并不在于我们否认《沉沦》的艺术价值和巨大的社会意义，只是在说两部作品由于发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以及作者不同的年龄段，它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它所陈述的主人公文化心态，它所表征的作家审美态度等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很不相同的。《沉沦》发表在1921年的留日阶段。当时郁达夫仅仅二十五岁。相比十七年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八九年的日本文化、欧洲文化影响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了。文化上的剧烈差异、思想上的巨大矛盾、身体心理上的成长成熟、极度的思乡和极度的民族歧视，使他产生了为情为欲甚至为死不顾一切的诉求欲望，于是，诞生了《沉沦》。也许郁达夫当时根本就没想到《沉沦》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也许他根本就没打算要让那些道学家“感受着作假的困难”，更无意于暴风雨式的闪击“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也许他仅仅只是想像卢梭那样大胆地自我暴露，达到一种青春期自我压抑和民族歧视的解脱。然而，文本的独立存在却向社会证明了它自有的价值和意义，虽然社会意义超过了艺术价值。
《迟桂花》就不同了。它发表在1932年，郁达夫当时已经人到中年，三十六岁了。中年人的精神世界、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都同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就不要说他经历了与创造社的是是非非，对王映霞的苦追猛爱，甚至与鲁迅合办《奔流》，抑或后来创办又放手主编的《大众文艺》……这个时期的郁达夫，早已从五四时期的“革命”启蒙者角色转变为被批判被否定的角色。就是他曾经的同仁冯乃超，不也于1928年率先向他发难，在《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1）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批评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沉沦》的主人公没有差别，陷入了悲哀”{4}。在别人眼里，郁达夫几乎就是个革命文学的“落伍者”。而在郁达夫自己看来，他却一直在沿着五四人文主义道路，用不同的方式，努力追随着同仁的脚步。然而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只好做了游山玩水的“隐士”。他最早借日本的《大众文学》创办了中国的《大众文艺》，却无法达到党刊要求。因为他终于未能走出五四的辉煌，从办刊宗旨上就与后来接手的陶晶荪相距甚远。郁达夫从《沉沦》时期就显示了自己的爱国意识、革命意识，但在革命转型期间却被革命抛弃了。他能不失望？心里能平静？身体能够好？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契机，使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定位在表达中年人的文化心态上。又由于左翼文学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峙融合，使他的文艺思想自然的与人文主义思潮合拍，于是延伸了他的人文主义创作指向。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梁实秋“文学发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5}，把人性作为文学核心或唯一标准、以理制欲的文艺思想，不可能不直接间接地影响到郁达夫。因此，《迟桂花》的创作就显得非常自然，且合乎当时人文主义思潮导向。
今天看来，郁达夫的《迟桂花》，其实是两大思潮的融合性产物。缺少了特定的历史环境，缺少了创作者流变的文化心态，都不可能产生《迟桂花》这篇表达人性美的佳作，也不可能使郁达夫小说达到最高峰阶段。因此我们还得说，《迟桂花》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时期的杰作。
如果我们把《沉沦》和《迟桂花》作为两个阶段，从风格上把它们截然分开，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郁达夫一直就在延续着五四人文传统，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这一传统。写人性可以说是其小说的终生追求。其转型只在于《迟桂花》超越了肉欲，以想象中的审美意识，创造了一种超离现实的人性美、人情美世界，以纯洁高尚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净化了世俗的肉身与灵魂，充满了人文理想主义色彩。在此意义上，《沉沦》因为无法解脱矛盾只有走向死亡；而《迟桂花》由于获得了涅槃境界，返归于自然，成为超世俗之作，由此证明其真正完成了从感伤美向宁静美的风格转化。
因此我们认为，《迟桂花》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完成了抒情主体与抒情形象、风景与心理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郁达夫创造了一种审美感受与审美理想的高度统一与和谐。《迟桂花》中，抒情主体依然是“我”，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丰满地塑造了“我”这一抒情主体形象，而且比较丰满地塑造了“我”以外的抒情形象，诸如翁家兄妹的性格和景物。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与景，他不再严格地忠实于现实生活原貌中的人物性格以及生活环境，而是借用了丰富的想象，在最大程度上将人物包括景物，放在作家生活与美学理想高度来展示，使人与景真正变成作家审美意境中的理想主义化身。在这样一种超现实的构思中，小说虚构了一则非真实却又很真实的故事。
“我”接到老同学翁则生的一封信，说他肺病已好，现在翁家山老家做小学教师，邀请“我”一定参加他的婚礼。那里景色秀丽，宁静温馨，漫山遍野开满迟桂花，香气袭人。他要结婚，其妹却新寡，担心妹妹触景伤情，于是让“我”陪其妹游玩散心。“我”与翁莲爬五云山，为山美陶醉，也为翁莲之美倾倒。然而“我”在翁莲纯洁健康高尚的人格影响下，净化了欲情邪念，灵魂在欲望与道德搏战后升华，与其结为兄妹。不仅把翁则生说的“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的话送给翁则生，祝福他的婚姻天长地久，而且以“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结束全文。
小说中，翁家山的景随着抒情主人公“我”的情绪而动：“山路两旁的细草上，露水还没有干，而一味清凉触鼻的绿色草气，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闻了好像是宿梦也能摇醒的样子。”“听听她那种舒徐清澈的语气，看着她那一双天生成像饱使过耐吻胭脂棒的红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脸微笑，在知识分子之外还不得不添一种情的成分上去，于书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层人的风韵在里头……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复了青春时代似的完全为她迷倒了。”“细草”、“露水”、“绿色”、“桂花香味”、“宿梦”“红唇”、“恍惚”……景秀山美，人也变成了大自然中一景。正所谓卞之琳的《断章》，景色被人欣赏，人也充当了自然一景。“我”在欣赏优美的景色时，已在有意无意中把翁莲也当做美景欣赏了。“我”是在一种潜意识甚而超意识下，自然地把人景并同，进而净化了自己的俗念，景物、人物、抒情主体在此时，已很难分得清谁是谁非，已经被作家最大限度地审美理想化了。
其实翁则生就是另一个“我”的化身。他留学十几年却一直隐居山中，不被世俗所诱惑困扰，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虚幻缥缈的处境在20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的时代，几乎是不现实的。就是翁莲也很似是而非。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她却天真活泼得像个小女孩，不仅住在娘家，尚且自由自在地陪男客游玩，举止浪漫，无拘无束，竟无村姑讪笑指点。然而由此正看出郁达夫美学理想的渗透。尽管我们感觉现实中会是别样，但小说主人公被笼罩在了浓烈的理想主义情绪中，而且被诗化的自然氛围所萦绕。那么，这时的“我”、翁家兄妹、自然景物，早已变得亲切可爱，温馨柔美，成为作者意念中的理想化意境和人物，并且融汇成了理想的抒情形象。也就是说，它已借助情感逻辑支撑起来的独立生命体，达到了抒情与理想的高度统一。读者在自觉不自觉中，在作家的审美创造中接受了文本的真实性，并且自然缝合了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性，趋向合理性的审美
接受。
无怪乎郁达夫在《卢梭传》中说：“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减弱，使人格净化的。”{6}他所说的“自然”不是指物质世界，而是精神之“真”。他将卢梭的“返回自然”译成“返回天真”，与其审美理念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桂花香”就只是作为引子覆盖了全篇，而真正的主旨却是发掘着人性中的“真”，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净化道德的“美”。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巧凤，太原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3页.
② 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C].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④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第136页.
⑤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