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辉
关键词：周作人 苏青 女性观 比较
摘 要：周作人在日本留学之际，就开始关注女性问题，“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家，对中国的妇女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他自己独有的“女性观”；苏青是被逼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在沦陷区特殊的环境之中，她从自身的感受和经历出发也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为女性寻求一条出路的“女性观”。作为启蒙者的周作人是从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的立场出发，来观照中国的女性命运；而苏青则是在自觉地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同时来构建她的“女性观”，在她的“女性观”中有强烈的女性的独特体验和浓厚的女性意识。
一
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中先是简要介绍了法国吕滂（G. le Bon）著的《群众心理》和维也纳研究妇科的医学博士鲍耶尔（B. A. Bauer）著的《妇女论》，而后提出自己的女性观：“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人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所赞同者是混合说，华宁格耳之主张女人中有母妇娼妇两类，比较地有点相近了。这里所当说明者，所谓娼妇类的女子，名称上略有语病，因为这只是指那些人，她的性的要求不是为种族的继续，乃专在个人的娱乐，与普通娼妓之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全不相同。鲍耶尔以为女子的生活始终不脱性的范围，我想这是可以承认的，不必管他这有否损失女性的尊严。现在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的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都不肯承认了。其实，女子的这种屈辱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致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假如鲍耶尔的话是真的，那么女子这方面即性的解放岂不更重要了么？鲍耶尔的论调虽然颇似反女性的，但我想大抵是真实的，使我对于妇女问题更多了解一点，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更难也未可知；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而人类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却也最顽固不易变动，这种理想就又不免于昼梦。”“我们要知道，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重要。对于妇女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我最喜欢的是中庸主义，觉得在这里也正是适切，若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发展，不但既合天理，亦顺人情，而两性间的有些麻烦问题也可以省去了。不过这在现在也是空想罢了，我只希望注意妇女问题的少数青年，特别是女子，关于女性多作学术的研究，既得知识，也未始不能从中求得实际的受用。”①
从周作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女性观的核心命题即为——“恶魔性”和“圣洁性”的混合说，亦即提倡女性也应该过“灵肉一致”的生活，而不应该只是被动地、屈从地生活在男性的标准之下；对这种男性的标准，周作人深刻地指出它根源于男子自身的自私性——男子对女性的评价多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很少考虑到女性和他们一样也应该具有人的最起码的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诉求。同时周作人还清醒地看到他的建立在科学的性观念基础之上的“女性观”在当时的时代具有某种空想性，最后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少数人尤其是女子身上。其实他自己知道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使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事实上的矛盾性却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周作人才提出要“多作学术的研究”。
中国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具有自身的独
立性，它是被裹挟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之中，从
周作人提出“女性发现”到女性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解放经历了恋爱自由、社交公开、独身主义……，而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也随之从男性文化的压迫下觉醒过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林徽因、谢冰莹、丁玲等女作家的涌现以及她们的大量作品的问世便是这种觉醒的表现。她们的作品表达了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具有反对封建思想追求合理人生的意义，但这种新思想的表达总是被淹没在强大的男性话语之中，并没有走出男性文化的框架。苏青从小受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影响，再加上她学习外语的经历使她具备了传统女性所缺乏的审视角度；她自己曾经走过传统女性结婚、生儿育女的老路，但是被迫离婚的经历又使她具有一种从女性自身出发发言的动力和立场。苏青的“女性发现”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接着她站在与男性平视的角度来阐述她的“女性观”，在《谈女人》中，苏青写道：“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合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接着她指出了女性自身的实际存在状态：“有卖淫制度存在，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重大的威胁。从此男子可以逃避，藐视，以及忽略女人正当的爱情，终于使女人一律贬了身价，把自己当作商品看待，虽然在交易时有明价与黑市之别。上等女人一经大户选定便如永不出笼的囤货，下等女人则一再转手，虽能各尽其功用，但总嫌被浪费的太厉害，很快就破旧了。青春是一刹那的光辉，在火焰奇丽时在受人欣赏而自己不懂得光荣快乐，转瞬间火力衰歇，女人也懂得事了，但已势不能猛燃，要想大出风头也做不成了。因此刚届中年的女人往往有一次绝艳的回光返照，那是她不吝惜把三倍的生命力来换取一度光辉，之后，她便凄惨地熄灭了。”在毫不避讳地表述出女人真实的生命存在，以及毫不遮掩地说出自身的真实生命感受后，苏青提出“为女人打算，最合理的女性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倘若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则外婆养外孙是更加合适的了”②。
与周作人的“女性发现”观点相比，苏青的视点中包含有真切的女性生存体验。她的“女性发现”是建立在女性心理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周作人比较客观冷静地看到女性自身解放的艰难性，而苏青则把女性解放问题从边缘拉到了中心地位，她把女性解放放置在更多更切实的实际帮助基础之上，她认为真正女性解放应该是“各取所需”式的平等。
二
周作人的女性观不仅仅是建立在科学的眼光之上，而且还体现了“人类学”视角，进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妇女问题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的建立源于他对我国传统的旧有的妇女观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追根溯源和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同时他还无情地抨击了旧时代“野蛮”女性观。
“女性的发现”是周作人女性观的基石，在他看来，所谓女性的发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女子和男子是同等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女子和男子是不同样的人。但是中国传统的礼教观和道德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蔑视妇女的，而且这套思想也成了禁锢女性自身发展的，虽然是非人道的，但确是行之有效的武器。周作人正是看到了妇女问题所隐含的文化意蕴，并在此基础上彻底否定了旧礼教那些歧视妇女的观念。贞操观念历来是悬在中国女性头上的一柄又牢又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周作人在1915年就着手翻译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这篇译文中周作人明确提出：“但是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醒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参考。我确信这篇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③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诸如《关于贞女》《贞节牌坊》《保留牌坊》《守宫砂》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批判了传统的殉节守贞观念，并且指出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那种视女子为玩物和生殖器具的陋劣性。由此鞭挞了传统思想中的“不净观”——《刘香女宝卷》：“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生男育女秽天地，血裙秽洗犯河神。又云：生产时，血秽污，河边洗净，水煎茶，供佛神，罪孽非轻。对日光，晒血裙，罪见天神。三个月，血孩儿，秽触神明。”④传统思想不仅以“贞节观”和“不净观”从精神上摧残女性，还以“缠足”这种陋习对女性身体进行折磨，而女性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只是为了满足封建社会中男性的“拜脚狂”的病态心理，此外周作人还极端地厌恶和反感纳妾嫖娼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