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有鹏 李福妃
早在疫情之前，购买服务的留学生、设立在国内的教育中介机构，以及由名校在读生组建的英文论文写手群体，已构成一条初具规模的商业作弊产业链。
留學生的代课产业链，因一名高校老师的曝光而被揭开冰山一角。2020年12月10日，一名在国外某高校任教的网友在微博中讲述，课上一名中国留学生遭遇意外，但去世后的几周内，仍在提交课程作业。她继而发现，疫情期间，网课代管产业链发展得很完善，有的只需把账号和密码发给代课机构，就能享受全包式服务。
“给学生做代写就像喂毒品一样”，在美国某教育服务机构创始人陈航看来，依赖代写、代课服务的学生终将经历精神上的“死亡”，他在知乎上呼吁重视这一现象，指类似机构在“毒害留学生”。
早在疫情之前，购买服务的留学生、设立在国内的教育中介机构，以及由名校在读生组建的英文论文写手群体，已构成一条初具规模的商业作弊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利用地理优势规避可能的法律风险。以美国高校为例，只要作弊机构、写手和枪手不在美国的土地上，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就无法对他们形成制约。
“救命稻草”
入学时，学校会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个学校邮箱，邮箱号是公开的，形式也是统一的。“按国外姓名的排列顺序，先是名字，再是姓氏，名字部分只取第一个字母。”有经验的推广员，完全能识别出属于中国留学生的邮箱号。所以，获得留学生的邮箱号并不困难。
推广员出没于留学微信群、脸书和推特组成的中文社交网络，营销方式也历经了多次迭代。直接在群里打广告，或私聊每一位群友，提醒大家“有需要随时联系”等手段已不再新鲜。在悉尼上大学的肖茗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好友列表中一名自称“新生学弟”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盗取留学生朋友圈图片的代课推广。中介伪装新生，在朋友圈发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慢慢获取留学生的信任。
精细化营销使得订单源源不断涌入。当留学生被代课、代写的广告包围，总有人抵受不住诱惑，把作弊当做救命稻草。
2020年7月开始，昆士兰大学本科生凯格，每天在电脑前上完统计学课程后，心里都在做自我挣扎，抉择是否要抓住这根“稻草”。
“我数学基础差，语言也不是很顺畅。”凯格曾寄希望于教授答疑，但情况往往变成“到头来也没听懂多少”。凯格决定先花5000元请个作业代写。他算了一笔经济账：一门课的学费在两万至两万五千元人民币之间，挂科需要下学年补修，这意味着延迟毕业，还需要在澳大利亚多待一学期，算下来，一学期的生活费可能高达十几万元。
然而一个谎言，需要更多谎言来弥补。让凯格没料到的是，之后的自己，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代写作业了，当得知考试也是线上进行时，他决定铤而走险：再花8000元，购买代考服务。
“如果考试没通过，之前的5000元也是白花的。”凯格辩解道。
在校生写手群
推广员和小广告一步步引诱着买家，而不断加码的报酬则吸引着更多写手。
高质量写手并不好找。代课、代写服务团队负责人杨文的团队曾在国内各种辅导机构的全职老师中寻找合适的写手，但渐渐发现，直接在国内顶尖名校招募，“质量和稳定性都更有保证”。
2020年10月初，复旦大学学生洪甜想找一份兼职性质的“英文写作编辑”，就在求职网站上接受了一个邀请。这是一家位于黑龙江的公司，BOSS直聘上显示的工作地点却是北京、上海、南京等知名高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出乎洪甜的意料。
微信上，洪甜收到了人事经理转来的文档，“打开一看，竟是代写一篇英文小论文，报酬为千字300元。”洪甜按时完成后，人事经理表示，洪甜通过考核。之后，任务难度逐渐升级，酬金也不断提高，洪甜一次次接受挑战。但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帮一名中国留学生考试，“题目发过来，要我把答案发过去”。看洪甜有些迟疑，人事经理安慰她：“机构一个月会做几十场这种考试，国外很多老师都是默许的。”
洪甜最终选择放弃，“这违规的性质比代写严重多了。”
记者调查发现，在中介机构的发动下，一些在校大学生组建写手群。相比代写国内论文，为中国留学生代写英文论文，被追责的风险更低，获利更丰厚。一位南京大学理工科在读学生称，一个半月时间里，他在群里“一个人就接了十几单”。
产业化的负面效应
代考、代写、代课被发现怎么办？通常情况下，美国的大学老师在发现学生有疑似作弊行为后，会给学术委员会发邮件，由委员会决定是否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一般由教师和学生组成，被怀疑作弊的学生需要接受质询，并为自己辩解。如果听证会认定学生作弊行为属实，学生可以继续向副校长申诉。若证据确凿，最严重的后果是被开除。
跨国灰色产业链日益壮大，一些机构将办公地点设立在中国境内，试图逃脱两国的法律监管。
央视曾报道，2016年5月，爱荷华大学爆出多名中国留学生请人代课、代考事件。后经其他媒体披露，事件背后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就疑似将办公室设在国内远程运作。
“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跨国作弊的风险是最低的。”陈航坦承。
至于找国内学生而非留学生做写手，同样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考虑。按照规定，国际学生在美国就读期间，申请校外实习项目或工作机会，都需要经由学校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机构和写手不在美国国内，相关的法律监管便鞭长莫及。
尽管“生意”不错，但陈航明白，“秋后算账”一定会到来。“最简单的可能是，开学后再进行一次线下考试，看看两次成绩的差距。”
凯格等不到开学后可能的“秋后算账”了。统计学考试那天，她利用屏幕共享功能，让枪手看到考试试题，但她没能等到枪手精心计算后的答案。
“题目太难，我也不会做。”枪手发来信息，便再也没有回应。那一刻，凯格知道，自己的8000元代考费，以及为这次考试的费尽心机，已经“前功尽弃”。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2021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