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爱玲 传奇 日常生活
摘 要：由于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向人性掘进很深，小说的内向性不仅使她写出了人类安稳的一面（平静的日常生活），而且使她写出了常态人生受到的冲击与震荡（变形的日常生活）。这种震荡与冲击或来自社会，或根自人本身。为了凸显这种日常世界的变动性，张爱玲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艺术开掘。一是社会层面，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将人类与文明推向了末世视野，人的存在被完全颠覆；一是欲望与人格层面，性变态等精神奴化形式绞杀着一个个痛苦挣扎的灵魂，这形成张爱玲对疯狂化日常世界的一种管窥。张爱玲试图在更为疯狂化的日常生活图景（主要是性变态与末世视野）中找寻走出人性迷宫的另一条阿里阿德涅彩线！
对《传奇》的书名，张爱玲的解释是，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整体上看，张爱玲的文学叙事都属于日常生活叙事，“普通人”是她的叙述主体。为了凸显这种日常世界的变动性，张爱玲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艺术开掘。一是社会层面，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将人类与文明推向了末世视野，人的存在被完全颠覆；一是欲望与人格层面，性变态等精神奴化形式绞杀着一个个痛苦挣扎的灵魂，这形成张爱玲对疯狂化日常世界的一种管窥，这种“另类”文本最明晰地展现了张爱玲看世界的“第二视力”（刘再复语），即“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①，如曹七巧的后半生。从个人环境上看，七巧作为一家之主，钱财充裕，儿女双全，这样的生活结构原本具有人性拯救的因素，但是张爱玲看到的却是人性与社会的矛盾对立，个人环境也许不同程度地变更了，可是在渐渐老去的岁月中人也只剩下了复仇女神般的破坏欲。《倾城之恋》中战火纷飞的香港，无疑是病态化社会最极端的形态，然而，张爱玲颠倒了世界的因与果，借助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剥落了人性的所有附属物，让时间“流”回只有亚当与夏娃的人类源头，用文学的方式圆了一对自私男女的生活梦，这是张爱玲面对破落时代人性必然崩溃的事实所做的一次“抗议”。
希腊神话中，克瑞忒国王米诺斯设著名的迷宫，欲加害于阿提刻王子忒修斯。但米诺斯之女阿里阿德涅公主爱上了忒修斯而给她一团彩线，线的一头拴在迷宫的门口，从而引导忒修斯安然走出迷宫②。张爱玲将创作视野投向日常生活的特例与各种变形、变体，书写外部或内部世界对常态生活的震荡与冲击，这使她的文本充满了各种“力”（权力、金钱、性欲、战火）的绞缠与斗争。在一个个卷集着人性泥沙的漩涡中，女作家试图做另一种人性找寻，即，如果将历史的全景、生存的矛盾看作人性的迷宫，那么，张爱玲试图在更为疯狂化的日常生活图景（主要是性变态与末世视野）中找寻走出人性迷宫的另一条阿里阿德涅彩线！
一、性变态：解不开的人性死结
根据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常态（或健康），有两种定义方式。一是“从功能社会的观点看，如果一个人圆满完成了他在既定社会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便可称为常人或健康人”，一是“从个人角度看，我们认为健康或常态就是有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和幸福的环境”③。变态则是由于“社会确保顺畅的功能目的与个人充分发展的目的之间”④存在矛盾冲突，从
而使“正常人的和谐行为丧失了其融和性的结果”⑤。它生成两种逃避机制，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受虐与施虐。“受虐冲动最常见的方式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在很多更加极端的例子中，除贬低自己和臣服于外在力量外，还有一种伤害自己使自己受苦的倾向。”⑥施虐倾向表现为，对别人的绝对统治与绝对占有，以及希望使别人受磨难，或者看别人受磨难。“施虐倾向常常不很明显，也较理性化一些，比受虐倾向的社会危害更大。”⑦性变态作为变态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分析学说中所言，“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组合的，性变态则是这些因素相互分离的结果。”⑧
“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傅雷语）。女性的悲剧命运也可作如是观。张爱玲之所以选择性欲（性变态）作为介入女性灵魂的媒介，是因为在人的内宇宙中，“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看，它的力量最强猛”，“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欲望”⑨。它直接是生命冲动的本身，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更具破坏力，同时，它的极端形式——性变态又是人性内容最为密集的所在，内置着各种女性人格密码，从而是一个既能透析女性自身的心理弱质，又能凸显女性悲剧内在成因的生命窗口。按照弗罗姆的逃避机制学说，她笔下的性变态也可归入施虐与受虐两类:前者如《金锁记》，后者如《心经》。
《金锁记》后半部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小说中性变态的顶点。她的心理运行机制主要是施虐。倘若形象地图解七巧施虐心理机制的多维性，那么，七巧酷似海洋中捕食的章鱼：她将一条具有“疯子的审慎与机智”的触角伸向了女儿长安，将一条武装着封建“孝”道观念的触角伸向了儿子长白，又将一条承载着嫉妒心理的触角伸向了儿媳芝寿。在弱小者的呼喊与血泪中她将所有的触角狠狠地收拢，为别人，也为自己系了一个无法解开的人性死结，“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对长安：七巧紧紧地将长安掌控在自己的手心，以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她，一旦发生统治危机，她的变态心理就会发展成为主动性的攻击。如:面对即将摆脱自己的统治而嫁人的长安，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对女儿的感情做了蓄意破坏，最恶毒的是，她背着长安下帖子请女儿的男友童世舫吃饭，言语间不动声色、恰如其分地泄露了长安抽鸦片的人格污点，彻底斩断了童世舫与长安的感情。逼得长安“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对长白：七巧完全占有长白的情感。她意识到，“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七巧对儿子情感的占有，是利用“孝”与“不孝”这一封建人伦观念完成的。在与长白的谈笑中，她一遍一遍地使用“孝”的尺度挟制长白。如，“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的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几时起变得这么不孝了？”正是在这种道德面纱的掩护下，七巧实现了占有儿子情感世界的生命冲动。她对芝寿的憎恨与嫌弃来自婆媳对同一个男子的情感争夺。在七巧方面，她觉得儿子是她生命里唯一拥有的男人，“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以上引自《金锁记》）嫉妒之心使她越出公婆之道，利用打听儿子媳妇床笫之事，并广为传播的方式，在精神上对儿媳进行摧残与折磨。
《心经》中的少女许小寒呈现典型的“恋父情结”，她的逃避机制趋向“受虐”。在“恋父情结”中，许小寒与父亲许峰仪双双进入角色。然而，这种漂浮在社会与人性夹缝中的父女恋是那样狭窄，剩余给男女们的只是挤去水分的枯涸的生命，它不仅需要躲避社会冰冷的目光，而且需要抵制来自灵魂深处的挑战。性变态一方面在精神上严重摧残着许小寒的健康，另一方面又在她的肉体上留下了伤痕。父女之间，“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尖利的玻璃片，她不能够奔过去。她不能够近他的身。”“她在挣扎中，尖尖的长指甲划过了她自己的腮，血往下直滴。”这种创痛巨深的“受虐”行为，使许小寒一次次地亲手埋葬了自己正常的爱情与生活。用许小寒形容许峰仪的话来比附，就是“篱笆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谁想到这不是寻常的院落，这是八层楼上的阳台。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以上引自《心经》）。这就是少女许小寒的人生写照，她一步一步走向了生命的隔绝。波伏娃对这种少女的受虐情结总结为：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⑩
二、浮生：战火与“封锁”
根据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张爱玲书写的日常生活（洋场社会）整个就是一个病态社会，而那些适应社会的正常人显然也是不健康的。可是，张爱玲将她笔下的社会（环境）做了“陌生化”处理。将社会的病态推向极端，从而创造了一种重写人性的审美空间。例如，战争对日常生活流的切断，就具有更替、更新人类生活模式的意味，或使病态社会具有“返璞归真”的原生态色彩，如《倾城之恋》。或使社会（环境）趋向“真空”，如《封锁》。某种意义上，这构成张爱玲小说的“否定美学”，即经过张爱玲的时空重构（对历史与个人、因与果的逆向书写），她创造了弗罗姆在个人意义上所界定的常态世界——“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和幸福的环境。”于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在虚构与拟想的界面上得到新建与修复。这样，被战火与“封锁”切割、孤立的浮生就上升为常态，然而，正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形态（不具有普遍性），本质上，它的存在与合理性又被自身所否定。
首先看《倾城之恋》潜在的悲剧结构。小说的“大团圆”结构主要不是柳原找到了流苏这个妻子，而是流苏侥幸地找到了柳原这个归宿。可是，小说的篇末却出现了结构上的翻转与消解，叙事的时空感（沧桑感）替代了现实感（喜剧感）。时空感是张爱玲对流苏命运（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叹与颠覆，现实感才是流苏“笑吟吟”的满足，是她的踏实与安全。“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张爱玲为什么要为一个喜剧故事加上一条悲剧的尾巴呢？从流苏的命运上看，按照日常生活逻辑，离过婚的流苏不论怎么力争上游，也只能沦为柳原在香港的情妇。此后的命运，正如苏青分析的那样，“假如柳原真的出国去了，一月二月而至于一年半载不回来，那时生活程度更高涨了，也许柳原留下的钱已不够用，写信去催又迟迟不见寄来，男人的心是靠不住的，那时她欲留在香港既不可，回到上海白公馆去又吃不住哥嫂们笑话，势必另找户头不可。这样三番五次以后，她便成为荡妇身份，要想归正也不可能了。”{11}这其实是流苏最可能踏上的一条路。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流苏注定了的悲剧命运发生了喜剧转折。可是，深层次上，“倾城”故事却在这种喜剧的外衣下突显了张爱玲独特的叙事逻辑，它构成张爱玲以流苏命运为聚焦点，穿越常态（前半部）与变态世界（后半部），在“否定之否定”的叙事结构中，思索人类悲剧命运的一个纽结（中间环节），它的两端都通向“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所以，一旦张爱玲从历史与命运的偶然性中走出，她看到的就再不是那个以流苏为半径的喜剧生命圈，而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是“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于是，女作家对流苏最后竟然拥有了这么圆满的结局发生了怀疑,而正是这种怀疑,愈加突显了《倾城之恋》潜在的悲剧结构。
再看《封锁》中的“黑色幽默”风格。《封锁》与《倾城之恋》的叙事结构具有内在的“互文性”。《倾城之恋》中柳原与流苏的“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而《封锁》中宗桢与翠远的一次亲密接触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封锁》的叙事语境一旦推向“封锁”以外的世界，“封锁开放了”，“电车当当往前开了”，升温到人生高潮的故事则戛然而止。如果说《倾城之恋》只有一个悲剧的尾巴，那么，《封锁》尽管戏剧性很强，文本中却始终氤氲着“黑色”的悲剧气氛。纵观宗桢与翠远的萍水相逢，由于张爱玲在非常态的环境中模糊了情与理的界线，使她们的每个细节都那么不近情理却又那么熨帖自然。宗桢为了躲避表侄培芝向他的进攻（培芝想娶宗桢十三岁的大女儿），触景生情地做了一系列的“假”动作，逼到最后竟想出了“调情”这个以守为攻的计划，打退了表侄的纠缠。于是，随着个人“危机”的解除，宗桢的花言巧语再度“移花接木”，转到谈论个人婚姻的不幸。翠远天真地“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所致，因而二人竟在一连串的“错位”中，将引出的话题进行了下去。对宗桢而言，他的倾诉原本只是敷衍，谁曾想苦水一倾就滔滔不绝，竟将自己的苦楚宣泄了个痛快。而恰恰正是这种真诚，感动了翠远，“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拉近了二人的心。当宗桢意识到，翠远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时，故事又转变为男性对女性感情的征服。“他们恋爱着了。”不仅如此，很快他们又转到了谈婚论嫁方面。“宗桢觉得他太快乐了”,欲擒故纵地说：“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然而，当他无意间触碰到现实问题——钱时，“翠远想到：‘完了。”可不是，正当电车中的两个人相持不下的时候，“封锁开放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因为他已经先于翠远而回归到日常生活秩序中去了。这就是《封锁》为我们敞开的人性空间，一切在做了短暂的演示后，便又重新包裹起来继续原有的生活。质言之，在“封锁”的世界，张爱玲虽然模糊了情与理的界线，却模糊不了日常生活中常态与非常态的界限。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绥化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R072003）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邓媛媛，现当代文学硕士，绥化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①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转引自刘绍铭、梁秉钧等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5页。
②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参阅202页下面的脚注③。
③④⑥⑦ [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8月版，第98页，第98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
⑤⑧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出版社,1980年版。
⑨ 转引自周芳芸：《挣扎在畸形生存空间的女人》，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7年第4期。
⑩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32页。
{11} 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