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语堂 道家文化
摘 要：林语堂在他的多种著作中阐释了道家文化。林语堂所阐释的道家文化相对传统道家文化而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他吸收和借鉴了传统道家文化中一些具有超脱和审美意义的文化要义，摒弃了其中一些偏激、虚无、消极的成分；并把道家文化同儒家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层面融合起来，来了个“儒道互补”、“中西结合”，把传统道家文化现代化、合理化、实用化了。
林语堂自称为“道家老庄之门徒”，创作了多部阐释或表现道家文化意蕴的作品。纵观林语堂所阐释的道家文化，我们可以发现，林语堂所阐释的道家文化相对传统道家文化而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他吸收和借鉴了传统道家文化中一些具有超脱和审美意义的文化要义，摒弃了其中一些偏激、虚无、消极的成分；并把道家文化同儒家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层面融合起来，来了个“儒道互补”、“中西结合”，把传统道家文化现代化、合理化、实用化了。而由于文体的不同，林语堂小说和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又各表现出来不同的特色。
一
林语堂小说中所阐释的道家文化主要是“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它在注重个体的超脱意识和精神享受时，也强调个体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意识，具有“无为而无不为”的特点。
“儒道互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老庄的清静无为、顺从天命和儒家的乐天知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观念是互为补充的；而时代的动荡、民族的苦难及生活经历的独特（身处东方却受西方的系统教育，漫游西方却潜心研究东方文化）使林语堂骨子里是“道家信徒”，实际上却是儒家的朋友，“我们大家都是天生的一半道家主义和一半儒家主义者”，“那种叫我们完全避开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拙劣的哲学”①。为避“拙劣”，林语堂另辟蹊径，把道家的虚静无为与儒家的匡时救世等融合起来，并糅之以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意识，把老庄哲学“现代化”了。在具体创作中，林语堂主要是借他笔下的理想人物来阐释道家文化，即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他们既能用道家精神来调适自己的心理、情绪，以享受超然物外的情趣和自由；又没有拘泥于个人的小天地，而是顺应社会、时代和自我的需求，密切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以切实的思想、行动演绎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和悲剧情怀。
关于《京华烟云》，林语堂自称“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但同时他又宣称本书的主旨是“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非为无为而无不为而作”。作品主要弘扬了道家哲学中“中法自然”、“安命无为”等思想，但在具体行文中，作品中的道家人物在“中顺自然”时却不完全安命无为。如道家人物姚思安和女儿姚木兰，他们“中法自然”，在生活上能贴近大自然的运行节奏，在思想上能坦然面对和接受世事的纷争和变化，甚至在民族危亡关头，因以道家特有的智慧和眼光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呼唤变革，主张革新。在《唐人街》中，林语堂不仅细致地表现了冯老二、老杜格的道家“忍让”精神，同时也以较大篇幅表现了这些华侨集体募捐，以支持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朱门》等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方面，这些小说充满着道家文化清静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冲淡高远的人生境界，但另一方面，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真实描绘，又给小说带来了关注民族命运的焦灼感和抗争邪恶势力的悲壮情，使文中的老庄哲学高扬着一种生命的最强音，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老庄哲学的变异和进化。
上述小说同时也渗透着作者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科学来使老庄哲学现代化的努力。如《京华烟云》中，姚思安在忧虑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时，要求后代向西方学习，不要拘泥于中国古老的历史和人事；孔立夫探讨“科学和道教”，并从“反传统、破坏偶像”出发，来“研究人性的害虫”，以求得人性的复归。在姚木兰、老彭、新洛、老杜格等道家人物的活动中，也处处可见林语堂试图对庄子哲学中重自然、轻人事和万物循环的精义在现代科学的解释下作新的界定，以更适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绪和现代人的精神需要，这使林语堂所阐释的道家文化，不再拘囿于传统，而更具悲剧情怀和责任意识，同时也富有 “现代”意味。
二
林语堂散文中的道家思想，是一种“东方闲适士大夫的闲情雅趣”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相结合的道家思想，它注重个体的生活享受和精神超脱，更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非常实用。
散文，作为最贴近生活最适宜于表现作者情思和感受的一种文体，能十分恰切地表现创作主体的精神境遇和人格智慧，前期（一般指1927年以前）的林语堂是以战斗者的形象出现的，他此时期的散文常是紧扣时代脉搏、更多“匡时济世”意识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灭、生命安全所遭遇的威胁等原因，林语堂决意脱离政治、“不再做政治的附庸”，当纯粹的文化人。后来，当他借助道家文化来疗治自己心灵的创伤、并获得精神的超脱时，他的散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前期战士式的“浮躁凌厉”转为封建士大夫式的洒脱闲逸、恬淡冲远。
在庄子哲学中，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无待、无累、无求的精神绝对自由，并通过寄情自然、探寻大自然的一切——自然之美和万物之理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因此，当林语堂借助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哲学来调节自我的心理机能、排除各种困惑和烦恼以便领略生活的乐趣时，他首先在《大荒集·序》中自称为自由自在的“大荒旅行者”，“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或是观草木察秋毫，或者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我素，其中自有乐趣”②。自此，“我行我素”便成了林语堂为人为文的准则，而寄情自然，融自我于自然以超脱世俗事物和人际功利便成了他追求的理想。后来，他又以自己崇拜的苏东坡作为例子，阐明了他这种超脱的人生态度，“他始终卷在政治的漩涡之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③。
林语堂后来的生活理想是东西合璧式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要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④在他看来，单有西方殷实的物质享受，固然舒服，可会贻笑于东方的大家，显得粗俗；仅有东方的恬淡闲适，固然高雅，却显得虚幻和清苦。因此，在《言志篇》中，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的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在《论西装》、《我的戒烟》、《论躺在床上》等文中，他谈的是穿衣，抽烟，安卧眠床思索之乐；在《秋天的况味》、《记纽约钓鱼》、《记鸟语》等文中他鼓吹的是寄情自然之趣；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宣扬的是“家庭的享受”、“文化享受”、“大自然的享受”等；《有不为斋解》中的“不为”则既有东方道家“无为”之潇洒，又有西方骑士之浪漫……总之，林语堂的散文，不仅对日常生活的封建士大夫雅趣饶有兴趣，同时又更多地融进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思想，而这二者又有机结合，共同凝成了一种更适合于现代人生活的、富有实用性的道家思想。
三
对于作家来说，他们比哲学家、历史学家幸运的是：他们不必拘泥于表述的抽象性或理论的体系性，不必将原本是以矛盾体存在的文化意识一扯为几，忍痛割爱，而可以把全部理性、感性的矛盾困惑，把人格、个体、气质乃至潜意识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文学本体，使后辈们比较易于逆向而上，以确定他们作为特殊文化现象的历史价值。因此，林语堂所阐释的道家文化虽同传统道家文化很不相同，可是，在接受美学看来，林语堂所阐释的道家思想未必就不是“道家”文化。道家哲学，就本体意义而言并无实存，任何阐释道家原初观念的企图实质都只能是“接受”。在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大撞击、大融合中，林语堂式的道家文化才更多走向社会使命、更多追求个体生命的现实享受。如果不是凭冲动和偏执之态度来分析和理解，那么林语堂式的道家思想也是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8jc751011）
作者简介：李喜华，文学硕士，湘南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研究。
①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② 林语堂.林语堂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③ 林语堂.苏东坡传·序[M].上海：上海书店，1992.
④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