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敏
关键词：陆龟蒙 自传体小品 《江湖散人传》 《甫里先生传》
摘 要：晚唐小品文作家陆龟蒙的自传体小品《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坦露个人志趣情怀，描写脱俗逸行，以彰显自我，标榜个性。同时，这两篇小品也促进了自传体小品的发展；大体而言，《江湖散人传》肇开自传体小品中采用虚拟问答之先路，《甫里先生传》则是史实性自传的写实与文学性自传的虚构高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尽管仅为二篇，但无疑在自传体小品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
晚唐小品作家陆龟蒙的自传体小品——《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虽均为彰显陆氏形象的生动画像，但若就自传体小品本身特征而言，二者既显示出相同特征也具有其各自特色。
自传一般分作史实性自传与文学性自传两类，史实性自传多是自身经历的实录，以叙述事件、行状为主，具有比较固定的格式，语言简明、质朴，并且只能以第一人称叙事。文学性自传则擅长写意、传神，在实录创作宗旨的基础上，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人称的选用，也较为灵活自由，以第三人称为多，内容多坦露志趣情怀，描写脱俗逸行，以彰显自我，标榜个性。行文不求面面俱到，也不需详尽缕述生平际遇，而是遗貌取神，以凸显作者自身的人格特征。陆龟蒙的自传体小品《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当属此类。二文选取陆龟蒙人生状态的一个横断面，展示出其脱略世俗的个性，堪称两幅彰显陆氏形象的生动画像。
这两篇自传开篇虽以自传体的通常格式，遵循姓、名、字、籍贯之序对现实人物加以介绍，但均“让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出现”，“这种写法的优势显而易见。自我中心是自传的原罪，而用传记的形式来表现自传的意识，既回避了过分的自我张扬，又满足了永恒的立传冲动”①。用“某某先生”称呼自己，实际上已经将自己与自然同化，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基此《甫里先生传》与《江湖散人传》假借“甫里先生”、“江湖散人”之名号，不提供特定的自传事实，以第三者的立场着笔，这样对一个客观存在的自我的评价则会更为客观、公允。可以说，《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是形式上的他传，实际上的自传。《甫里先生传》虽以“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人见其耕于甫里，故云”开篇，使用“不知”这一含混之辞，佯称只因躬耕于甫里而名其号，在叙述上故意遮掩，但却使事实更真切：甫里先生和现实，亦即甫里先生和陆龟蒙之间反而联系更加紧密。因而，文章开篇表面虽在提醒甫里先生≠作者，实际上无非是为了反复强调以豁人耳目，以隐晦手法表明甫里先生就是作者自己。不记姓名，只呼其号，这一特点源自《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但又不同与《五柳先生传》那样对自传所必须交待的姓、名、字、籍贯全然虚构的手法，而是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据作者原注“甫里，松江上村墟名”，是一实际地名。而《江湖散人传》则以介绍名号由来开篇，“散人者，散诞之人也”，“散人”一语，本指庸庸碌碌，于世无补之流。他却不以为意，“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这里“散人”也为虚拟的人物，身份似乎并不确定。显然开篇仍承袭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虚拟人物，且不记姓名，只呼其号的作文手法，但无需揣摩即知，“散人”就是萧散孤傲的陆龟蒙。
《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在文中亦承袭《五柳先生传》《五斗先生传》中对自我性格进行总体概括的行文方法。以“性野逸”、“无羁检”“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总体概括甫里先生与江湖散人的性格特征：自矜才华、向以贤哲自居的陆龟蒙，不仅饱受家族荣耀的幻灭、才志难骋的苦痛，社会的千疮百孔也噬咬着他忧系天下之心，他不得不在无奈中求生存，在痛苦中寻慰藉，恣意的慵散、傲诞、“性野逸”、“无羁检”、“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无非是与浊世相对抗心理的婉曲表现，这与《五柳先生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斗先生传》“绝思虑，寡言语”之类的表述可谓一脉相承。
自传作家往往于文中通过叙写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时代的关系来揭示自我的个性。《甫里先生传》与《江湖散人传》均无一例外地通过叙写我与他人的关系来凸显自我萧散、傲兀的个性，“性不喜与俗人交，虽诣门不得见也”，寥寥几语塑造出一个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孤高形象，他与人与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图自我人格不受侵犯。“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陆龟蒙的慵散、傲诞虽为自负文士抗俗的外在表现形式，却使其与世枘凿，被世俗讥诮，而他却不以为意，“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一个特立独行、不以世俗毁誉为念的陆龟蒙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文的语言均质朴自然，《甫里先生传》虽截取日居生活片段凸显自己人格理想与个性特征，但却以质朴自然的笔致出之，《江湖散人传》亦以素朴的语言，虚拟出“或人”与“江湖散人”的问对，显豁地道出己之疏懒、散淡的个性特征。
二
除去以上的共同特点外，《甫里先生传》《江湖散人传》尚有各自的特点。《甫里先生传》为进一步说明作者不同流俗的人生理想与高标人格，采用与史实性自传相近的表现方式，将一些生活事实也写入其中。自传事实，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对个性起界定作用的那些事实，是自我心灵的证据。但《甫里先生传》仅选取己身现实人生状态的一个横断面，分别从治学、写作、读书、荣利观、饮酒、品茗、社交诸方面加以展现，这是一种静态的排列，构成文中主要的事实，它们之间虽有细微联系，但主要是用以反衬甫里先生丰富的精神和高雅的情趣：
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就中乐《春秋》。抉摘微旨。
笔势由前面叙其纵放不羁，陡然转为谈论自己治学兴趣与造诣，他于《春秋》学颇有研究，其在《求志赋》序中就曾称：“予志在《春秋》……得文通陆先生所纂之书，伏而诵之。”赋云：“乐夫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仇。得啖赵疏凿之与损益，然后知微旨之可求。”可知于《春秋》一学，他极力推崇的是啖赵一派弃三传而直求圣人之志的解经之法，足见其治学的卓异之处。他又向以文章自娱，“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病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曾暂辍”，虽身罹疾病，仍不曾停辍，但并非想借文章立身扬名，骄人傲世，因此对自己的文章亦不甚看重，任人取之，“或好事者取去，后于他人家见，亦不复谓己作已”，继而从创作态度谈及自己的诗风，将自己诗风归结为“平淡”。而读书则成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全沉浸于读书的快乐之中，其读书以校订为务，更接近于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书有编简断坏者，缉之；文字谬误者，刊之”。酸腐的文人以稼穑为卑，而他偏躬耕于甫里，对农作格外重视，并为己身躬耕田亩寻找示与他人的理由，“尧舜霉瘠，大禹胼胝，彼非圣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乎？”作为一个有着没落世族背景的寒士，陆龟蒙对世俗的名利更多地带有鄙夷与不屑：“先生贫而不言利。问之，对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乱四人之业乎？且仲尼、孟轲氏所不许。”
饮酒、植茶本是文士风雅的明证，“先生嗜，置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余簿，为瓯蚁之实”、“先生始以酒得疾，血败气索者二年，而后能起。有客至，亦洁樽置觯，但不复饮满向口尔”，通过平实的叙述，其慵散且具有高雅情趣，试图在恬淡隐居生活中涤荡末世悲愤的隐士形象越加醒目。由于对世俗的抗拒与逆反，他强调特立独行，以其慵散斩断与俗人的联系：“性不喜与俗人交，虽诣门不得见也。不置车马，不务庆吊，内外姻党，伏腊丧祭，未尝及时往。”身处晚唐窳败的时代，仕宦理想受挫、社会价值的失落，迫使陆龟蒙无奈地选择隐居，隐居之后的陆龟蒙常以小舟放怀、轻棹寻乐之超逸之举，使其心灵获得暂时慰藉。“或寒暑得中，体性无事时，乘小舟，设篷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床、钓具、棹船郎而已。所诣小不会意，径还不留。虽水禽决起，山鹿骇去之不若。人谓之江湖散人”，他以轻灵的笔致，写出己之以山水作为栖逸高蹈之所的自得之绪，写实与写意瞬间高度融合。此外他还将情趣转移至治学、读书、写作、耕作、植茶上，但是其孤傲的个性，又使其不愿随波逐流，不屑从俗。陆龟蒙在文章最后总括自己人生，对自身性格特征作以客观评价，所谓“性狷急，遇事发作，辄不含忍，寻复悔之，屡改不能矣！”此种自我省察绝非自我的彻底否定，只不过是从侧面肯定自己超拔世俗的个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