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辰翁 儒学思想 《须溪词》 遗民心态
摘 要:南宋遗民词人刘辰翁,其《须溪词》心态非常复杂,这种情状从思想源流论析,除受佛道两家思想影响外,儒家思想的渗透濡染应是重要的因素。除却社会大环境下的儒家思潮的濡染,刘辰翁本人的君道观、赤子心态、生死、节操观等儒学思想是形成积淀其词赤诚之心的主要根由,而《须溪词》遗民情结之所以如此厚重真切也正是他所接受的这些儒家正统儒学思想在诗词中的外化反映。
宋末刘辰翁在学术上虽称不上大儒,为官经历也很短,“四十五日,以忧归”(刘辰翁《虎溪莲堂社记》),参与政治的身份大部分是幕僚与清客,然而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读书人,宋元易代之际以一部《须溪词》不知感染多少后人的心酸感叹。词人曾言“暮年诗,句句皆成史”(《金缕曲》)。何尝仅诗,其词亦然。作为南宋倾覆的见证人,遗民词人刘辰翁以其缠绵凄恻之笔为我们撰写了一个亡国流民莫可奈何的心灵史。在这些词作中,词人“深切感受到金瓯破碎的悲痛,备尝遗民屈辱的苦楚,民族恨家国痛,填塞胸膺,……倾注了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正如对辰翁颇有研究的吴企明先生说,“是用血泪”写成的。①诚哉,斯言!辰翁词作的赤子心态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深切厚重,情感是如此饱满真挚,从思想源流看,笔者以为除却生活在宋朝这样一个关乎时事汲汲于事功的年代和江西庐陵这个特殊地域②、具有丰厚的儒家学术传统和文化底蕴的理学大师欧阳守道曾是辰翁的业师(杨慎《升庵集·刘辰翁传》)、忠君爱国的江万里是辰翁一生感激不尽的师友③、加之与全宋主体精神相一致的江右学术文风等思想精神铸就外,词人本身相关的儒学思想的直接沾洎尤为密不可分。
一、君道观
宝祐六年,刘辰翁举贡于乡,适逢奸臣丁大全得势,辰翁对策以“严君子小人朋党辩”而涉谤。④直接受儒家学说滋润的刘辰翁,为国为君思想是如此深切,因此指陈时弊,责无旁贷。其间固然有其率直个性所在,但人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在后天环境里形成的结果。而与君国思想紧密相连的天、道、人本是儒家学说思想的一个中心命题,三者间作为国家的象征、人中之杰的君,其对于政事的兴废,王道的盛衰紧密相连,因此对君的审视也格外严谨。理学家认为:“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⑤这就是理学家们的格君说,强调为君之道。辰翁直接将君道相连,并与儒家创始人孔子并提:“道在是,则夫子在是;夫子在是,则君道在是”,“君道”与“夫子”同等重要,因此,辰翁又说:“是故,事道如夫子;事夫子如事君。”⑥既然如此,作为人臣的“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⑦由此观之,辰翁认为君国一体,君祖同尊;爱君必爱祖,事祖必事君。这就是刘辰翁的家父君国观。因而我们认为刘辰翁之所以反复咏叹家国之情,特别是他的咏春词,饱含了一个遗民游子失去家国的无尽追思。这种内容特质、情感从心灵深处看无疑是他的家国学术思想的曲折反映。换言之,正因为宋亡前词人意识深处浸渍了对家国王事的尊奉,宋亡后才会有对君权丧失、家国倾覆的无比留恋和追思。
刘辰翁的天道君观是鲜明的。他不仅是这样思索,也是这样实行的。景定三年(1262),辰翁参加廷对时再次以慷慨激愤的言辞直指弊政:“济邸无后可痛,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竟可憾。”为此又触逆权臣贾似道。好在宋理宗当政虽无过人之处,在对待文人士大夫问题上,还是依承老祖宗优待文士的衣钵,没有追究刘辰翁而是“亲置丙第”,算是宽大处理(杨慎《升庵集·刘辰翁传》)。试想一个对国家社会不关痛痒的人可能会如此吗?宋亡后,辰翁与其他士民一样,颠沛流离,不知何以为家,“我已无家,中路徘徊七宝鞭”(《沁园春·送春》),去意彷徨之心昭然于纸,成了名副其实的亡国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凋”。可憾此山河已非昔日之山河,因此虽是人间春天,万木争荣,在遗民刘辰翁的心中却是他邦之春。睹物思国,不由倍觉凋零。再说,春天去了还会再来,可在辰翁心中“春是五更先去了”(《减字木兰花·庚辰送春》),而且再也没有重返的可能性。受过儒家传统学术、正统思想涵养和江西庐陵风范浸润的刘辰翁,在这场巨变中一下子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春去自依依。欲归无处归”(《菩萨蛮·丁丑送春》)。经历过家国之变的他一下子确实有一种“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徐志摩语)的感觉。宋殁亡时,辰翁已是“四十平分犹过五”(《青玉案·暮春旅怀》),大半辈子生活在宋朝,思想观念、人格节操在宋忠孝礼仪等正统文化的熏陶雕琢下已经成熟而醇厚。然而短短的几年工夫便使他由南宋子民变成了元蒙异邦之奴,所以时代的骤变使他一时很难做出判断,以致找不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到底在何方。丙子前,宋的衰亡虽是大势所趋,但赵氏一脉毕竟存在;剩山残水仍在唱着末世的哀歌。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文人们普遍陷入了空虚幻灭之中。疾风知劲草,政荡识忠臣。面对不可捉摸的未来,不同信仰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在大浪滔滔泥沙俱下的乱世里,刘辰翁至少没有投敌仕新,这无疑与其深厚的儒家君道家国观是分不开的。
二、春—善论
辰翁词作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咏春叹春词意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以春喻故国,以咏春来表达自己的遗民心声。这种悲春伤秋的遗民心声的悲剧意识在于他们“真正悲和伤的是个人在家国和历史中的人的关系的追求和失落”⑧。而从思想渊源探测,笔者以为这正也与他的儒家学术思想存在关联。据笔者统计,辰翁存词三百五十余首中含“春”字达二百三十二个。尽管并非每一个“春”字都是关涉到怀国,但如此规模的使用“春”字也是少见的。辰翁为什么如此喜好用春、“咏春”?除却其他因素,笔者以为这也与辰翁对“春”的领悟思想相关联的。辰翁在《善堂记》一文中曾述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继之者,必善也”;“而吾为道之子所谓继也。继,犹春也。春之与物,其何所不至,而岂有不善哉!”言为心声。虽是话语不多,却可管中窥豹,查人心迹。“善”本也是儒家的一个传统命题。孔子曰:“人性善”。刘辰翁在此自比为“天之子”,善心已具。而要承天接道就必须发扬善之德,就如春光,天地皆是,润物无声,唤醒万物复苏。正如此“人见其无所不生也”。可见,辰翁认为春天是善的使者、善的象征,正因为春天洋溢着善心并惠及到芸芸众生,从而使得天地皆春,到处都充满着勃勃生机,令人感到无限的依恋和舒畅。而故国宋王朝三百年的佑文之策,虽不乏弊端,然而对文人士大夫而言无疑有利于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实现匡扶君道的目的。也即大宋国曾经如春天一样惠及子民,曾经给予他们如许的机会施展才华,无奈现在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虞美人》),怎不叫人追思怀念?
三、赤子心态与生死观
辰翁的遗民情结是如此厚重,遗民词作是如此充满故国情怀还应与他的赤子心态和生死观相连。
所谓赤子之心,源于孟子。孟子《离娄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而此处“心”按儒家道德价值评判,其意义并非仅指观念形态而是强调某种主体能力。其含义有两大特征:一是真诚无伪,即本真之心,与生俱来,不可做作矫情;二指拒斥物欲。⑨观之辰翁,其赤子之心当然指他的爱国之心,其内涵应包括上述论断主旨。作为遗民,辰翁尽管奔走方外,但他对宋之伤痛之情是真切的,也是出自本心的。辰翁曾云:“吾赤子之心也,亦犹人生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母而已,……则去父母特为远也。”(刘辰翁《善堂记》)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刘辰翁怀有这种赤子之心,以至即使置身异代铁蹄之下也终不忘眷怀黍离麦秀,其情应该是真诚而无伪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感觉辰翁词作真率自然的一个内在缘由:任心性自由撒落,坦真而不矫饰。
在朝代转型之际,有的人高升,有的人退隐。辰翁选择了归隐,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真正隐迹于人世,心仍向宋,保持名节。正如前述,辰翁是比较看重遗民节操的,这应与他生死观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很难想象一个不顾礼仪廉耻生死名节的人能够在乱世中保持独立的节操和人格清白。辰翁认为“死而不死者,在宇宙;不死而死者,在人心”;“死,归也”(刘辰翁《归来庵记》)。从这些评论看,辰翁显然对待生死问题尤其对待“死”,是达观大度的,自然的。有生必有死,这是造化之理,是人类社会无法逃避的必修课,无论贫穷还是显达最终都得走向的归宿。因此,既然肉体之身存乎一时,泽被后世遗万代不朽之业的还赖于人的精神和气格。为此他才会感叹:人死了却还活着是因为其精神气节浩气长存,充乎天地间;相反,人活着却死了,无疑等于行尸走肉,徒一躯壳,没有灵魂。虽然辰翁自己并没有以死来存留名节,但活下来能够维护清白就足以证明他能自觉重视气节,不玷污宋遗民的身份,保持一颗坦坦荡荡的赤子心。
四、节操观
事实上,刘辰翁维护民族尊严和自身气节不受玷污,于词中尽情发抒遗民的故国之思还与其本身的节操观相连。孟子把具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条件的士人称之为大丈夫。刘辰翁虽然称不得大丈夫,但是作为遗民,还是具有遗民应有的操守气节。正如他自己言:“人生亦如四时,有三大节:少之时学问事亲;既壮则欲忠孝著于事业;老则全归以见地下,终令誉以遗子孙。”并说“节无大小,能守为大”(刘辰翁《节斋记》)。刘辰翁一生可谓是其信条的忠实写照。青年时不幸失怙仍擢力奋发,贫而自强,学问事母,左右皆知;壮年之际遭逢家国之变,指陈弊病,不遗余力,一度为亲老退而为书院山长,忠孝两事,相得益彰;暮年之际国破家衰,著书立言,存而为史,风节凛凛,无愧子孙。一部缠绵沉郁、悱恻百结的《须溪词》即是其磊落一生的明证。辰翁在《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成殿记》一文中曾言“进取之事不在科举而在学术与人品”,对人品的看重强于科举,难道这不正是他在宋末元初的风云变幻的乱世中,能够保持自我人格气节清白,于诗词当中谱写凛凛爱国体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五、余论
余英时先生在论中国知识阶层刚出现时,认为孔子贯注于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⑩。刘辰翁作为儒家理学传人,他无疑继承了这种思想,尽管他难以真正做到超越自我和利害得失,然而他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对世事变迁的无奈感触,毋庸置疑是这种儒学思想的折光。比如《江城子·西湖感怀》:“湧涌金门外上船场。湖山堂。众贤堂。到处凄凉,城角夜吹霜。谁识两峰相对语,天惨惨,水茫茫。月移疏影傍人墙。怕昏黄。又昏黄。旧日朱门,四圣暗飘香。驿使不来春又老,南共北,断人肠。”面对神州陆沉,金瓯破碎的悲惨现实,词人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而是用其如椽之笔深入生活,感触现实,其描写视角也没有限于自我的情感狭小天地,像王沂孙之类西湖词人悲悲切切、向隅而泣,而是触及广阔,天南地北,“天惨惨,水茫茫”,“到处凄凉”。至于“驿使不来春又老”,也是词人的一厢情愿罢了。遗民们也许在回忆中期盼奇迹,在梦中等待回复故国宋地,但是那一切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本词据考证写于宋亡后的第五个年头(吴企明《须溪词》校注)。何况即使来了又怎样?还不是照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宋代历史上这样的事还少吗?全词最为打动人心的还是末句“南共北,断人肠”,戛然而止,余音袅袅,仿佛看到词人为家国之殇的深远普遍摇头叹息,继而痛哭流涕,直到最后一声叹息感怆刺破喉咙复终于凝咽难歌。南渡之际的辛弃疾尚能喊一声“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而期待横戈跃马,登坛作将,他日收复中原,一统江山,亡国之民的刘辰翁便没有这样的幸运,但他对世事国家的关注应该与稼轩是同心的。诸如此类的词作,《须溪词》中满纸都是,不复赘言。
总之,刘辰翁《须溪词》中无论是那种“百年短短兴亡别”(《忆秦娥》)式凄怆感怀,还是不断歌吟的元宵词、伤春词,其核心情结实为家国之念,而这种家国之念式的遗民情结之所以如此厚重真切,正是他所接受的儒家正统君道观、家国理念、生死、节操观等儒学思想在诗文中的外化反映。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辰翁儒家思想的传统性成分较重,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浸润弥深,才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遗民词,千载之下,犹使人沉吟不辍。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顾宝林,井冈山大学文学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① 吴企明校注:《须溪词·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文天祥语:“是邦学者,世修欧周之业,人负胡杨之气。”见文天祥《吉州州学贡士庄记》,《文文山文集》,卷之下,《丛书集成新编》第6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9页。
③ 段大林点校:《祭师江丞相古心先生文》,《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30页。
④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8页。
⑤ 程颐,程灏:《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7页。
⑥ 段大林点校:《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乘殿记》,《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⑦ 段大林点校:《吉水县修学记》,《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⑧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⑨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⑩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