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吴敬梓 小说 儒林丑行 讽刺艺术
摘 要:18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在其作品《儒林外史》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巧妙运用讽刺艺术手法,对封建科举制度下的士林丑行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从而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讽刺小说的先声。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其代表作《儒林外史》,完全摆脱了古典小说的传奇色彩,从对奇人奇事的描写转向对现实普通人世俗生活的关注,从粗线条的大笔勾勒转向具体细节的逼真描摹,从古典式的传奇世界走入近世式的世俗人生,不仅是18世纪中国小说界的杰作,而且也是中国小说史上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的:“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如《清朝野史大观》所说的:“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嚆矢也。”
一、揭露儒林丑行的思想内容
“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中国封建选士制度,从汉朝的察举制发端,经过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逐步加以完备。隋唐出现的科举考试,标志着人才选拔由人物品评向考试取士的重大转变。应当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科举考试对于选拔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僵化,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出现的八股取士制度,使科举制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诚如黄宗羲所言:“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张,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皓首穷经,醉心功名,造成了许多读书人心理的变态、精神的颓废和人格的扭曲。在古代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文学传统的影响下,从诸子寓言,到唐代传奇,从元明戏曲,到《西游记》《聊斋志异》乃至其他作品,虽然也透露出讽刺文学的光芒,但在《儒林外史》之前,能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士林丑行进行深刻揭批的讽刺文学作品微乎其微。正是吴敬梓第一次揭开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神圣光环笼罩下的阴暗面纱,暴露了“士”人身上的种种丑态。
1.“温文尔雅”人格形象背后的虚伪好色。《儒林外史》深刻地提示了封建儒士的虚伪、好色。书中第五回写道,王德、王仁兄弟的妹妹病危后,妹夫严监生请他们来商议扶正其妾赵氏一事,他们先是“把脸来丧着,不则一声”。毕竟,严嫡庶之大防是封建的伦理纲常,正室未死即扶侧室,实在有悖名教纲常。然而,当严监生每人给他们一百两银子后,他们便“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并且主张“此事要大做”,要严监生再出几两银子。当严监生又拿出五十两银子后,他们“义形于色地去了”。面对金钱,这些满口仁义道德、要“代圣人立言”的所谓儒士的虚伪情态毕现无余。在第三十回里,有一位曾在二十七州县合考诗赋时名列榜首的“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杜慎卿,表面温文尔雅,不近女色,宣称自己“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的正人君子。然而,他刚到南京,就托人四处物色小妾,并且急急忙忙娶了过来。当友人季苇萧恭贺他纳妾时,他却愁着眉道:“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事怎的?”言词中透着矫揉造作、虚伪骗人之态。如果说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纳妾续嗣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就叫人不可理解了。在莫愁湖赏伎时,他标榜自己重的是“色艺双绝”,而实际上他看清和记住的却是戏子们的“身段、模样”,完全是重色而忘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访友神乐观。事前,他引经据典地强调“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然而,这里所谓的“朋友之情”只不过是同性恋而已。为了找到这位“朋友”,他精心打扮,“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身新衣服,遍身多薰了香”,兴趣盎然地前去探访,最后见到的却是一位胖道士。作品将杜慎卿娶妾秦淮河、赏伎莫愁湖和访友神乐观加以连贯,层层递进,一步步地揭示了这位风流才子道貌岸然下的虚伪和好色。
2.“兼济天下”人生理想背后的以官谋利。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途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读书志在做官,做官醉心发财,成为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基本内涵。吴敬梓在作品中尖锐地刻画了那些以权谋利的封建官吏形象。如书中第三回范进中举之前,想向岳父胡屠户借些乡试的盘费,不想却被胡屠户“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放榜那日,家里断炊,只得到集市上抱鸡换米。然而,一旦中举,不仅岳父胡屠户前倨后恭、张乡绅前来称贺,而且“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难怪先是范进喜极而疯,后是范母喜极而死。再如第八回中的王太守,虽然表面上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时语有所怀疑,可是一到任上,便问“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恨不能即刻实现拥有十万雪花银的梦想,之后便把原任衙门中的“吟诗声、下棋声、歌曲声”变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在与前任蘧太守交接公务时,开始就是不肯接,“过了几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结。”上任伊始就以权谋利,并且在前任太守身上小试了牛刀。
3.“乐善好施”行为准则背后的横行乡里。《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一批在乡士绅,他们不是扶危济困、为人楷模,而是利用自己的特权以及和官吏的关系,欺骗讹诈,为害一方。其中严贡生最为典型。如第五回写道,一次严贡生家的小猪误入邻家,人家慌忙送回,严家却借口“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强逼人家花八钱银子买了下来。可等到小猪长到一百多斤,一次错走入他家后,他却把猪关了,非要人家“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领了猪去”。最后还把讨猪的邻居打得臭死。又如第六回写道,一次他雇了两只船娶儿媳妇,事前明明与人立契约定到后付钱,可途中他设计了圈套,诱惑船工吃掉他剩下的几片云片糕。在人家吃的时候,“他只作看不见”,上岸后却讹诈说这是他花几百两银子买的药,并恐吓着说要把船工送到衙里打板子,吓得船工百口莫辩,唯有求饶。他则大骂一场后赖掉了十二两船钱,“船家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了”。
二、巧妙对比的讽刺艺术
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强调只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才能使讽刺艺术更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和社会意义。作为讽刺文学杰作的《儒林外史》,除了在内容上对那些落后的、不合理的、矛盾的现象与其他作品一样进行了共同的认识和揭露之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巧妙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善于抓住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和谐因素,不作主观表述,亦无任何贬词,使人物在自我暴露中捉襟见肘、不攻自破。
1.通过他人对同一人物前后态度的变化进行对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人的命运。同是一人,中举则众人称贺,落榜则路人侧目,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是如此。这种情形早在唐朝就有例子。贞元进士杜羔有一次落第将要返家。其妻赵氏在寄诗中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郎面,郎若来时近夜来。”作为妻子,在为丈夫害羞的同时,言词中更充满了对丈夫的嘲讽。后来杜羔中榜,其妻闻讯又做诗一首:“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此时的字里行间,与其说是表达对丈夫身处他乡生活状况的关心,倒不如说流露着唯恐被丈夫冷落抛弃的担心。在吴敬梓的笔下,同样有这种前倨后恭的现象出现。范进中举前,胡屠户骂他“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等到范进中举后,他却改口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好,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这种态度的变化,既是胡屠户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小市侩形象的展示,更是当时人情恶薄、世风日下的反映。在第二回里,当年在薛家集欢迎周进做学堂先生的宴会上,戴着新方巾的秀才梅玖称当时还是老童生的周进为“小友”,并借用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来嘲弄周进,让周进“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没想到这位老童生后来竟中举人、中进士、升部属、升御史,直升到国子监司业,一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于是,到了第七回,当梅玖被范学道发落时,先是谎称“生员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涂”,后来哀求道:“大老爷,看在生员的先生面上开恩!”便干脆冒充周进的门生,免受了责罚。当他在观音庵中看到昔日周进留下的对联后,指着向和尚说道:“这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来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谁曾想到,此时他依仗、恭拜的对象,正是当年被他欺负、揶揄的“小友”呢?
2.通过同一人物形象自身言行的矛盾进行对比。小说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去汤知县处打秋风的情景时:席上有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的柔鱼、苦瓜。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换了一个碗杯,一双象箸后,范进“又不肯举动”,直等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筷来,方才罢了。汤知县看他居丧如此尽礼,正担心他不用浑酒荤菜,却“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才放下心来。这一描写,正如鲁迅所言的那样,“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第四回还有一例,就是严贡生当着张静斋和范进的面自我吹嘘道;“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此时,他家的一个小厮进来叫他回家,说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并向二人自我解嘲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一面是言语上的自我标榜,一面却是行为上的卑劣无耻,两相对比,不待言说,就使严贡生的无赖、欺诈形象不攻自破。
3.通过场景描绘与人物表现的反差进行对比。鲁迅特别赞许《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不事夸张,一味写实,便写出了“迂腐之本色”。书中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时,沿途经过的是金粉楼台、竹篱茅舍、桃李争妍、桑麻遍野。面对如此景致,他既无思古之幽情,亦无怀旧之蓄念,对美景毫无领略,却对湖沿酒店里的美味佳肴大咽唾沫;一船一船换衣裳的女客牵住了他的视线,走近了的女客他却又“低着头”“不曾仰视”;看到御书楼,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衣服,把扇子当笏板,恭恭敬敬,扬尘舞蹈,拜了五拜;看见书店就问自己的八股文选本的销路如何;遇到丁仙祠就想求签问吉凶。最后,对于西湖的水光山色,他心中感叹的只有“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那句《中庸》里关于写“地”的话,这分明与眼前所看到的景色毫不相干。通过这一描写,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八股选家、八股受害者迂腐、庸俗、可悲可笑的模样。在第四十七回中,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都是仕宦人家的牌杖,满堂有知县、学师、典史、把总、乡绅、秀才等官员和名士设祭悼念,整个场面一派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此时却正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这些仪仗。在方六老爷拿着手一宗一宗地指着说与牙婆听时,“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便一个一个往嘴里送。”通过这种对比,从而使人感到这所谓的崇高庄严的祭悼,就像卖花牙婆捉吃虱子一样,令人恶心可笑。另外,在第十回中,鲁编修招亲大办喜事,正在看戏庆贺时,管家端着一碗脍燕窝上在桌上。忽然,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众人“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真可谓“一只老鼠搅坏了一场戏”,顿时让这场盛大热闹的婚礼充满了讽刺滑稽的意味。
三、高度纯熟的白话语言
正如钱玄同评论的那样:“《水浒》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却是国语的文学,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的国语读本之一。”《儒林外史》的语言运用也极有特色,它没有长篇大段的文字渲染和景物描写,“修辞造句,简练纯净”,往往能通过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一方面,这反映出中国小说由集体加工创制向作家个人独立创造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另一方面,更是吴敬梓驾驭语言高超能力和富于机智、充满幽默独特语言风格的反映。
如第二回写夏总甲出场时,“两只红眼边,一副铁锅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用墨不多,就勾画出一个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小土豪形象;写周进出场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的袖子同后边的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秀才戴方巾),“那右边的袖子同后边的坐处都破了”表明他经常伏案读书写字,“旧直裰、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表明他生活贫困、营养不良。“花白胡子”表明他年纪已经不少。寥寥数语,就把一个乡村穷困的老塾师的神情貌相勾勒出来。
另外,吴敬梓还注意汲取民间语言精华,成功使用了大众化的成语、俗语和歇后语,使作品呈现出清新之色。“打蛇打七寸”、“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瘫子掉进井里——捞起也是坐(做)”、“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等语言运用,使作品在刻画人物和描写场景时,不仅做到了合情合景、恰如其分,同时,又节省了笔墨,起到了以一当十、画龙点睛之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苏爱民,焦作师专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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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时英.新版序[A].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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