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与陈伯之书》 人文精神 诗意的裁判
摘 要: 《与陈伯之书》饱含着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细致敏锐观察,充分展示了“诗意的裁判”,通过诚挚的情感和艺术的呈示,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和震撼。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震撼心灵、饱含人文精神的千古美文,骈文杰作,历来被人们称道。可惜的是人们的赏析都从文情并茂,内容健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词采清丽,句法整齐,音调和谐,引经据典,运用传说,自然巧妙,说服力强等等入手。鲜有人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去探析这篇美文的审美价值,下面我就从这里切入,谈谈浅见。
这篇美文饱含着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细致敏锐观察和表达技巧的娴熟,给人以美的震撼和美的享受。我国文化的最为有价值的部分,应该说,就是人文精神。在天、地、人三位一体中,人是最重要的。人是天地灵气之所钟聚。以人为本位,因之也就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独立人格。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人又不是孤立的不受制约的个体。他既与自然融为一体,视万物一气相通,不违背自然的本然状态,与自然相亲、相依存;人又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依存于人际关系中,承担着社会责任。这种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真正渗透在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之中。
丘迟是齐、梁之间著名的文学家。在齐朝做过殿中郎,在梁朝做过永嘉太守、司空从事中郎。钟嵘评价丘迟的文章“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卷中)。陈伯之原为齐朝将领,齐末任江州刺史,梁武帝萧衍起兵灭齐的时候,他接受了招降,仍然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做镇南将军,封丰城县公。天监元年(502年),他受部下邓缮等人的教唆,率兵叛梁,战败后逃奔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任平南将军。天监四年(505年)冬,萧衍命他的弟弟萧宏率师北伐,陈伯之驻军寿阳梁城抵抗梁军。萧宏命记室(秘书)丘迟写信劝陈伯之归降。陈伯之见信后翻然悔悟,于公元506年3月“拥众八千”返回梁朝。任骁骑将军,又为太中大夫。我们先看这封千载传颂、脍炙人口的书信。
《与陈伯之书》作为骈体书信,写得文辞秀美,委曲婉转,感情诚挚,义正辞严,而又设身处地替陈伯之着想。信中首先充分肯定了陈伯之的鸿鹄大志,又为他的叛梁投敌进行巧妙的开脱;其次阐述了梁朝的宽大政策,并透彻地分析了形势,为对方指明出路,从感情上打动他,激起他眷恋家国之情。因此,这封信便成了千载传颂、脍炙人口的名作。
信的第一段是寒暄,您健康平安我感到无比欣慰。从第二段始便切入了正题。“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我们看看,首先对陈伯之的杰出才能和不凡抱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面对这样的赞美,大概好多人都会飘飘然也。接着追忆他过去能顺应机势,背齐投梁,因而得到梁武帝优渥的待遇,名扬诸侯,煊赫一时,说明那是他走对了路;然后调转笔锋,写他如今委身事魏,处境狼狈,用以指出投敌之非。字里行间,饱含着赞扬,寄寓着批评,蕴含着惋惜的感情。这样写,无疑可以唤起陈伯之对昔日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目前遭际的深切不满,以便勾起他弃暗投明的联想。行文中,作者选用了“何其壮也”和“又何劣邪”两个易于表达感慨的句式,使其分别承接上文,起着强烈的对比作用。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作者中肯地分析了陈伯之去梁投魏的原因,这样分析,既有替陈开脱的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形。“不能内审诸己”是主观原因,陈伯之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外受流言”则是客观原因,制造流言挑拨离间的人,也未尝没有责任。这几句话在指责中包含有谅解的语气,措辞是相当委婉而又真诚的。自古以来,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诿过于人的不良倾向。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就最后把过错全部推诿于夏娃身上:“就是那妇人引诱我,我便吃了。”其实关于人性的这些弱点,柳宗元说得更巧妙:“河之鱼,有豚其名者,游于桥间,而触其柱。不知远去,怒其柱之触己也,则张颊植鬣,怒腹而浮于水,久之莫动。飞鸢过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①丘迟深知这一点,开脱陈伯之的过失,说您一时昏迷狂妄,因而到了这步田地。
“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用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史实,刘秀破铜马等军时封对方的将领为列侯,降者还不安心,刘秀了解到这种情况,只带几个随从,轻骑入降军营中,降军说他“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刘秀在攻破邯郸之后,杀掉为首的王郎,在整理敌方公文档案的时候,发现有几千封毁谤他,要求攻打他的文书,刘秀看都不看,当众烧毁,说:“令反侧子自安。”(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从前朱鲔杀死过汉光武帝的哥哥,张绣也曾经刺杀了曹操的爱子,可是汉光武帝并不因而猜疑不用朱鲔,曹操对待张绣也像过去一样,何况将军并没有前人那样大的罪过,而功劳又被当世所推重。一个人迷失了路知道回头,是先贤所称赞的;走得不远而能及时转回,是古代经典所推崇的。梁武帝处处轻法重恩,犯多大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将军祖先的坟墓没有受到毁损,父母兄弟都安居家乡,爱妾还在家里。你还有什么忧虑呢?这里首先交代了梁朝既往不咎的政策,文辞简略,因为陈伯之对此深有感触,无需累赘。接着用了两个史实,朱鲔和张绣的事例。文章以古比今,从道理和事实两个方面来说明英明的君主都能不念旧恶,不计私怨。更有分量的是,指出陈伯之并没有朱鲔和张绣那样大的罪过,而是“勋重于当世”。最后用“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四件实际事例,具体说明梁武帝对陈伯之的宽宏大量,动之以家乡亲人的感情,进一步消除他的顾虑,规劝他早日回头。作为封建时代的人物,陈伯之同样把祖茔、亲属、府第、妻妾看得很重,他不能不朝夕悬念,如今这些都不成问题,不是足以说明梁朝对陈伯之的态度吗?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面见颜惜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从写作手法看,作者使用了对比,首先极力炫耀梁朝的功臣名将的显赫地位,他们不仅自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连子孙都能得到恩荫,以引起陈伯之羡慕之心;然后指出他目前身份猥琐,处境尴尬,以引起他对北朝的不满。联系上文我们看出,这里还有明显的暗示,即只要陈伯之弃暗投明,梁朝是不会亏待他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作者深知陈伯之是一个反复无常、利欲熏心的人,因此,在晓之以大义的同时,再以名利诱之,是不愁他不动心的。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在这里作者着重分析了北魏的政治形势,指出陈伯之处境的危险。文章先使用举隅的写法,追溯了南燕和后秦等统治者的可耻下场,以近百年来(从写此信的时间算起)历史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然后剖析了北魏鲜卑族政权内部的矛盾,指出它的灭亡无法避免;并以鱼游沸鼎、燕巢飞幕双重比喻,形象地说明陈伯之的处境之险。何去何从,陈伯之必须迅速抉择,客观形势不容他再执迷不悟了。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异类”“杂种”“虏”“蛮”等都是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轻蔑的称呼,这种种族偏见是很错误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这一段以江南之美景、故国之情思来打动陈伯之。先用浓重的抒情笔调,不加雕饰的白描手法,绘制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生动秀美的江南故国自然图景:连天的芳草,盛开的百花,飞舞的黄莺,呈现出一片伸手可掬的明媚春光,其中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渗透着爱国的感情。陈伯之曾仕南朝齐、梁两代,如今倒戈,与梁抗衡,怎能不动故国之思!因此文章接下去所写“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几句,是完全针对陈伯之的内心活动而发的。作者犀利的笔锋,卓越的政治宣传才能,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于此可见。但是作者还要进一步撩拨陈伯之的心弦,掀动陈伯之起伏的心潮,于是又恰当地引用了廉颇和吴起两个典实,来说明眷恋故国是人之常情,以坚定他归梁的信心。
“当今皇帝圣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失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作者引用历史传说,极度夸张,尽力炫耀远扬的国威,以进一步引起陈伯之的国家民族感情。然后指出北魏政权行将垮台,以促其猛醒。
作者觉得还需要再提醒陈伯之:“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平淡的叙述中隐含着震慑,北伐在即,形势逼人,梁军即将直驱中原,北魏危在旦夕。弃魏归梁,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必将后悔不及。
这是一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降书,更是一篇深知人性的杰作。一般评论家认为,本文既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感情,又表现了作者对故人的真挚友谊,两种感情水乳交融,很有感染力。在侧重晓之以理的时候,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过激的言词;在侧重动之以情的时候,也不失鲜明的民族立场。正因为这封信书信写得十分成功,陈伯之收到信件后才毅然率兵归降。不过丘迟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立场时,却夹杂着比较浓厚的种族偏见。这种大汉族主义显然是不恰当的。但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也不应苛责于古人。我们认为,上述评价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诗意的裁判”来探讨书信所蕴含的更深层的内容。凡是文学创造都存在着情感的评价,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对所描述或表现的人物与事件的“裁判”,然而并非什么样的“裁判”都是“诗意的”。所谓“诗意的裁判”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该书信情感的态度方式给社会做出的“裁判”,蕴含着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体现了丘迟以尚“善”为特征的人格力量。体现了孙犁所说的:优秀的作品总是因其高尚人格的投放而产生“发扬其高级,摒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我们说丘迟的情感态度高尚,是因为他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生幸福。也就是说他的尚“善”有助益社会人生的功利性。丘迟的这封书信功利取向层面很广,有政治价值、人文价值、道德价值、哲理价值。在当时战争不断的特定条件下,这种“和平解决”的功利价值选择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体现了时代精神。丘迟的这种功利与社会人生的功利要求息息相关,他对陈伯之的褒、贬、爱、恨,反映了普通人对爱、正义、尊严和幸福的热望和追求。这种“诗意的裁判”丘迟是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的。
诚挚的情态:丘迟的这封书信的情感评价属真情而非假意。这种真情来自于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和自由的精神,来自于对故人的深情,来自于对政治的关爱。正是情感处于诚挚状态,这封信才会动人,其尚“善”的价值取向才能在富于感染力的情境中潜移默化地为陈伯之和读者所认同和接受,产生共鸣。才会使一封书信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我国古典美学十分重视“真情”要求。《庄子》释“真情”谓之“精诚之至”,它不仅指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而且还辩证地描述了“真情”与“假意”的不同艺术效应:“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发而和”②。丘迟的这种真情,是从双方的需要的价值活动,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尺度和目的,信中炫耀梁朝的功臣名将,远扬的国威,陈伯之处境的危险等虽然极度夸张,但这是艺术的真实,是为了劝降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境遇与遭际,是人的欲念、情感、意志、行为和理想。诚如钱谷融所说:“在艺术创作中,绝没有纯客观的、未经心灵观照过的真实,也没有独立于客观的描写对象之外的真诚。”③这种诚挚的情感评价必须有艺术的呈示方式才能给人文关怀带来强烈的感染力、巨大的震撼力与冲击力。
艺术的呈示是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方式。尚“善”的价值取向,在信中不是教义式的赤裸裸的直白,而是艺术方式的呈示,即把情感评价寄寓于“境”的创作之中,并与“理”的诠释相交融。“每一种富有诗趣的情感,都得由抒情风格、场面、人物、性格或大自然的描写等等流露出来”,“不要议论”④。这封书信正是通过“境”的创造寄寓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的。
首先在语言方面,突出地表现骈文的特点,大量运用对偶句,这些偶句结构对称、形式整齐、音节谐调,在意义、声调、色彩方面互相映衬,互相补充,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给人以匀称和谐、节奏鲜明的美感。如:“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一正一反,一褒一贬,来对比说明胸怀大志,抱负不凡。“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一文一武,一内一外,一写地位之高,一写职权之重,色彩鲜明,气象堂皇。这些对偶句中,有单句相对(“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有隔句相对〔“(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还有些句子本身自对(“佩紫怀黄”,“乘轺建节”)。就对偶句的字数而言,虽以四言为主,但也交互参用五言、六言和七言,这种长短交替的句式,能使节奏富于变化,整齐中显出不整齐。造句的骈中有散,也是本文的亮点之一,为了便于说理和抒情,在文章的承转之处多使用散行句式,或在对偶中加入虚词,这样就使语意舒缓,气势跌宕。又在每段的结尾和关键处,都使用感叹句和反问句,因而情真词切,发人深省。
其次引经据典,运用传说,使文章言简意赅,内含丰富,美不胜收。在叙述说理时,恰切地引用了不少典实,起到了援古以自重、援古以证今的作用。如用朱鲔和张绣的有关史料阐明政策,用廉颇和吴起的动人故事拨其心弦,用慕容超和姚泓的可悲下场促其猛醒,用白环和楛失的传说以壮国威。除了这些典故以外,文章还运用了不少古语,如“燕雀”、“鸿鹄”两句出自《史记》的《陈涉世家》,“鱼游”、“燕巢”两句出自《后汉书》的《朱穆传》和《左传》,也都自然巧妙,活脱灵动。
这种“诗意的裁判”是通过诚挚的情感和艺术的呈示来表现的,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和震撼。这大概是我国“文以载道”的最高境界。使人在享受美的洗礼的同时,心灵上也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朱进国,宁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① 转引《文史知识》1986年第7期第53页。
② 《庄子·渔夫》。
③ 《钱谷融与殷国明谈真诚》,《学术研究》1999年第10期。
④ 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1857年4月10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