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颖
关键词:鲁迅小说 留洋书写 假洋鬼子 洋话 辫子
摘 要:考察鲁迅小说中的(留)洋书写,我们可以探勘鲁迅思想认知中对西方文化的复杂呈现,其中既有对假洋鬼子瞒、骗,甚至是凶手的反动本质的批判,也有对“西方主义”偏见的清算;同样,如果考察小说中的洋话,它呈现出来的不只是语言的狂欢,而更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角力;而辫子与手杖的文化对流既能反映出现代性渗入的难能可贵,同时又深刻揭示新旧共谋的复杂纠葛。
作为晚清以来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与海归派之一,留洋经验在鲁迅身上有着很深的烙印,如增田涉所言:“鲁迅的青年学习时期在日本度过,这为他后来的活动作了准备。晚年,在鲁迅活动的最盛期,他的生命是由日本人来护卫的。从这一点看,他和日本的关系——至少在个人的生涯中,日本是起过好的作用的,这大概是不能否定的吧。”①我们可以说,这其实更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十年沉潜(1909-1918)中,相关现代性挣扎、发酵与理性的积淀过程。过分强调鲁迅的西化或者民族性的论者其实更应该深沉反思其留学归来后十年沉寂的修炼——他对现代性的理性拥抱更是痛苦反省后坚定选择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过分夸大留洋对鲁迅人生的影响,但毋庸讳言,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倾向西化和洋化之路②,还是借鉴西方小说的模式,实现对现代中国小说虚构的创设,留洋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鲁迅对留洋经验有着相当复杂的认知,由《呐喊·自序》中的描述可见一斑。当“我”进入洋学堂,学洋务后,“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③(页2),从社会的偏见与巨大阻力中反倒可以凸显出鲁迅的坚定,而进入洋学堂之后,确实也眼界大开,尤其是对自然科学的认知。但此后,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东京“文艺运动”的挫败却在鲁迅的留学经验中平添羞辱、寂寞与清醒。而此后写小说的原因似乎更复杂,比如,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写道:“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但同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页411)。由此可见,留洋经验在鲁迅的小说中有其独特功用。
本文研究鲁迅小说中的(留)洋书写,主要目的在于考察留洋作为一种人生际遇和思想感悟如何投射到其小说中,并发生运作,形成其独特功能。相关的研究并不多,有论者提及鲁迅小说中的“假洋鬼子”面目④,也有对其留学日本与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的论述。⑤与前人不同的是,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戳穿瞒和骗:假洋鬼子批判
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个复杂深邃的综合体,他虽然缺乏一般大师参照体系下的清晰系统性和丰厚原创性,但却拥有和许多大师级思想家理路的繁复性、曲折性和深刻性。在对洋书写的处理态度上也是如此,很容易让读者迷惑。如鲁迅貌似的二元对立观点。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发表的有关青年必读书目时,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细心的读者往往会犯脱离语境断章取义的毛病,以为鲁迅完全反传统,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更是矫枉过正的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者。⑥同时,即使阅读外国书时,他也有所选择,并非一概而论,“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不能否认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鲁迅在整体倾向上对待“假洋鬼子”的态度,往往是批判的,在著名的《藤野先生》中,他更是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留辫子的清国留学生大加嘲讽,“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但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却又是十分复杂的。
(一)表面物质性。假洋鬼子在鲁迅小说中有其丰富的负面形象,但同时,对其批判却也是极其细腻的。
1.“西方主义”的偏见。如同萨伊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在他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所揭示的西方殖民主义及其文化对东方的想象、建构以及刻板印象(stereotype)一样,东方对西方或洋鬼子的想象,也具有“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倾向。比如,中国对西方的想象,既有对西方的误解、人为建构和东方式的偏见,又有对弱势群体自我或本土的积极形塑功能。当然,也可以包含本土知识分子借助西方优势呈现出的对主流或官方文化、政治的对抗话语(counter-discourse)。⑦
鲁迅小说中不乏对这种话语的细微书写。《阿Q正传》中的钱少爷往往被视为反面人物,甚至是欺压下层人民的坏蛋,但同时,他却是“西方主义”偏见的牺牲品,他不仅被阿Q称为“秃儿。驴……”(页66),甚至也备受其家人的指责、欺压,留学东洋半年回来后,“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页66)。
而同样即使是号称革命了的阿Q,在其思想中仍然充斥了西方主义的偏见。比如,他的女人观之一是,“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页82)。不难看出,仅仅是因为物质性表面的差异,他就被下层阿Q看不起。而实际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近代以来最早接受先进思想影响的一群人,但这群人在封建势力负隅顽抗的上世纪初却面临悲惨的境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⑧。
2.肤浅的物质性。我们不能高估了假洋鬼子们的所谓现代性与革命性,甚至将之解读为鲁迅的自况。比如有人认为,“其实在这篇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他们的洋化更呈现出肤浅的物质性。
也恰恰是《阿Q正传》中的钱少爷,虽然也是留洋的海归,却更强调对物质的过分迷恋而呈现出地主阶级的倾向和品位,甚至为保存私利和反动的赵太爷沆瀣一气,窃取革命成果。假洋鬼子给予赵秀才的那个被未庄人戏谑为“柿油党”的“银桃子”(页85),表面上看,似乎凝聚了西方主义的偏见,但其实更是其所谓革命性的肤浅物质性表现。如人所论,在根本上来说,这样的假洋鬼子与阿Q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得势的阿Q,而鲁迅一直非常警惕那些看似西化实则守旧的文化现象和洋为中用的假货色。⑩
当然,鲁迅也书写了一种相对深刻但又显得肤浅的洋书写。比如,《伤逝》中子君和涓生所接受的新兴话语,或者是《孤独者》中被乡下人视为“吃洋教”的“新党”(页203)的魏连殳,他们对革命与启蒙思想的认知显然有其深刻的一面,也成为他们在思想上可以和旧势力初步决裂的精神支撑,但是,面对错综复杂、封建落后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其新思想往往不堪一击,此中也呈现出其相对肤浅的思想特征。
(二)帮凶与凶手。鲁迅对于假洋鬼子的批判,更在于他对假洋鬼子作为堕落的帮凶乃至凶手角色的批判,在鲁迅笔下,假洋鬼子的“假”呈现出深刻的反动本质:瞒、骗、凶残。
1.帮凶。我们知道,在知识转化为权力的过程中,其权力指向往往可以呈现出最少两种形态:建构型或消解型。前者往往可以化为启蒙的力量,而后者则更多呈现为权力操控下的私欲满足。在鲁迅小说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型”话语的形构虽然复杂{11},但在鲁迅有关留洋书写的小说中,假洋鬼子们所彰显的往往则是消解型趋势——帮凶角色。
《离婚》中七大人对爱姑的驯服和规训手法多样,老奸巨猾的七大人通过多种压迫致使爱姑的反抗失败,其中既有武力的威慑,又有文化权力的欺压。而这文化权力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如“屁塞”等所代表的匪夷所思的陈旧文化习俗,令村妇爱姑不明就里,而另一层次,则是假洋鬼子所扮演的角色。爱姑本来以为,正义真理在握,哪怕打官司也在所不惜,“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页258)这句话明显呈现出官本位文化中对七大人的无意僭越,因为他不过是和县里领导关系密切而已,更多只是乡镇级的士绅阶层。
但七大人老谋深算。他一方面劝说爱姑要和气生财,另一面抬出其公婆施压,并说明,“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七大人显然魔高一丈,以“洋”欺人,他所炫耀的能力远远超出了爱姑的想象和预设。而假洋鬼子尖下巴少爷此时完完全全变成封建伦理统治者的帮凶,他毕恭毕敬地回答:“的的确确。”(页259)
2.凶手。假洋鬼子的反动性可以更进一层,就是其凶手角色。我们不妨仍然以《阿Q正传》加以说明。
小说中假洋鬼子相当严重的一条罪状就是“不准革命”。阿Q原本是有着有限的革命意愿,作为自得其乐和自我欺骗的贱民,其生活的困苦使得他倾向于追求朴素而传统的幸福,只要加以引导,可以转化成积极的力量。但当他力图通过革命手段(虽然有些荒唐)改变现状时,前去寻求建议的阿Q却被假洋鬼子严词拒绝。
耐人寻味的是,在阿Q被审讯的场景中,准假洋鬼子也列席其中。那个光头老头子当是把总,而其他审判者——十几个长衫人物,其中却也不乏类似假洋鬼子的角色,“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页89)。不难看出,此时的发型更多隐喻了身份与角色,而假洋鬼子恰恰变成了审判和杀死阿Q的凶手。
鲁迅非常传神地刻画出假洋鬼子们既尴尬又反动的本质,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他们更多是具有肤浅物质性的伪现代主义分子,因此,他们并未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反过来呈现出瞒、骗,甚至凶手的特征。
二、作为权力的洋话
《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在向听众“布道”革命时炫耀道:“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页86)诚然,钱少爷中文说话中简单洋话的夹杂固然呈现出其相对肤浅的物质性的一面,但同时,这段话中却又彰显出洋话的权力,哪怕是至为简单的No,他也可以得意地卖弄。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鲁迅小说中洋话的话语功能。
(一)语言混杂中的文化政治。表面上看,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交流,但是一旦涉及到作为文化和思维模式载体的更复杂功能,语言混杂则往往可能隐喻了更深层的文化政治,鲁迅小说中的洋话往往呈现出与此类似的倾向。
1.认同与区隔:《理水》。鲁迅在《理水》中对语言的文化政治进行了调侃式的揭示。首先,洋话发生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与飞车之间的对话中,外人不知其方物,而上下之间则是运用自如,“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页290)如果仔细分析这段对话,翻译体与原文夹杂,其中,前两句属于简单问候语“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而“古鲁几哩……”则着实是鲁迅《故事新编》中语言狂欢化{12}的例证——不仅一般民众难以理解,而且连读者或作者也无法判断,而实际上,这更像是以语言的含混符号对外人的有意区隔,借此可以发展出独特的身份优越感和差异性。
而“O. K.”在此小说中频频出现,鲁迅并没有将此词翻译(或者音译,或者意译)。可以理解的是,
“O. K.”既简明扼要,又具有象征性,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反倒可以呈现出学者们的独特身份认同——他们是留洋的精英,具有现代权威性。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O. K.”作答的前面句子所呈现的论断往往甚为可疑,比如遗传说,比如双重标准观照下的皇帝的可以改正(页290)。在鲁迅那里,显然这更是阶级偏见的标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O. K.”也同样发生在学者与视察的大员们的对话中。当某学者论述洪荒时期榆叶、海苔的营养价值后,一学者以“O. K.”呼应,这时候,“O. K.”和科学解释的结合则呈现出混淆是非的杀伤力,但“大员们瞪了他一眼”。不久,小品文学家以古文对谈,“吾尝登帕米尔之原……”(页294)“O. K.”此时洋话的插入,与古文、白话文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共存,“大员们都十分用心的听着”。不难看出,古今中外沆瀣一气,彰显出语言混杂中的文化政治——欺压、认同与区隔。
2.西洋“压倒”东洋?在鲁迅研究学界,胡适和鲁迅往往成为学者们比较的热点话题,于是,民主与专制,宽容与狭隘,民主政府与无政府主义,等等,从个体性格到民主政体理念,甚至是对蒋介石的态度都成为论争的兴奋点。{13}同时,鲁迅与新月派、学衡派{14}等团体、个人的错综复杂的混战与纠葛,似乎也让人隐隐感觉到西洋与东洋的间接角力。
在留洋小说中,鲁迅也偶尔涉及了类似的议题,这主要体现在《幸福的家庭》中。比如,小说中提到主人公的留学背景,“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页160),此时的论断只是一个概论,并未涉及具体的比较。
接下来,从文艺观上,可以看出差别,他们不看俄国的小说,因为它们多描写下等人,他们甚至不看裴伦和吉之(通译为济慈),因为它们不稳当,“哦,有了,他们都爱看《理想之良人》。”(页160)所谓《理想之良人》,即四幕剧《An Ideal Husband》,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作品,该剧在1915年被译成中文,以《意中人》之名连载于《新青年》第一卷和第二卷。在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有选择的西洋文艺的优势地位。
洋话出现在假想中夫妇的餐桌上,“My dear, please.”“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Oh, no, please you!”(页162)奇怪的是,这样的设想却往往因为现实的干扰而无法继续,于是小说中的小说作者甚至企图抛弃主人的留学生背景,而使用国内大学毕业生背景。同样,在书房中男主人用“Come in, please, my dear.”回应敲门的声音,然而这样的优雅终究绕了个圈,又回到文艺观中——读什么书的问题(页163)。谈论什么东西则显得重要,于是作者不置可否。
洋话的介入此时是东洋西洋比较中西洋霸权的体现,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显现与西洋的胜利,更多也只是想象的产物,因为面对艰难的现实,它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
(二)文化较量中的西方优势。鲁迅小说中的洋话绝对不止是工具性的展示,而可能是一种文化权力现实的载体与结果。
1.维系反动:《肥皂》。某种意义上说,“肥皂”隐喻了西方文化,而“肥皂+女体”则是部分表明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观念,其中不同的女体包含的权力意味也不同。{15}肥皂事件中也附加了文化的较量。
因目睹了有点姿色的年青女丐,加上被两个恶棍的秽语勾动淫欲的四铭前去购买肥皂,因为挑三拣四,遭到三四个十四五岁学生的讥笑,而讥笑的语言则是洋话,或四铭所说的“鬼话”——“恶毒妇”(old fool)。于是,淫欲难以宣泄的四铭便质问在洋学堂读书的儿子学程,此为何意。而学程几经努力,却也无法查出,于是迁怒于人的四铭更加生气,将矛头直指洋学堂和现代的事物,包括女学生的剪辫,从而活脱脱显出一副守旧、反动的嘴脸。显然,这里的洋话反衬出一个道貌岸然伪君子的真实面貌。
2.彰显客观:《弟兄》。《弟兄》这篇小说出现的洋话并不多,但却颇富深意。
沛君的弟弟靖甫生病,在找寻西医普大夫未果之际,他们首先去看中医白问山,结果被诊断为“红斑莎”(西医的猩红热)。苦等之后,普大夫赶来,在稍稍看过病情后,“Measles……”(页247)普悌思低声自言自语地说。他首先是以洋话,其次是以中文说明靖甫是在出疹子,随后妥善处理。不难看出,这一个单词所呈现出的准确度与客观性更彰显出医学文化的巨大差异,西医的现代性优势尽在其中。
同时,普大夫汽车的吼声“go”“go”似乎也间接显出现代性的意味,而且他所嘱托的“美亚药房”抓药,这个店名似乎也呈现出外来现代性的痕迹。虽然,鲁迅对于西医的某些本土化也深表疑虑,1926年他在《马上日记》中谈到新医院的改革时指出,“但根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是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16}但此时的洋话却成为了一种令人安心的客观性、科学性判断。
三、流动的现代性:手杖与辫子的对流
在鲁迅小说中,也零散地分布着其他一些洋书写,比如,洋钱,洋灯,等等,这些名词、概念更是诉说着一度落后的民族耻辱的标记以及对洋的崇拜,毕竟,涉洋的概念中多数意味着先进性与高质量。而在其小说中,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洋书写和辫子密切相关,表面上看,它似乎和留洋无关,但实际上剪不剪辫,以及剪辫后的应对都和洋书写息息相关。
(一)艰难的现代性:从辫子到手杖。从清代以降的辫子的历史,其实更是意识形态更替的历史,其中的繁复和反复发人深思。
1.剪辫的现代性。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显然诉说了辫子的发展史,清军入关后的强行留辫,太平军的强行剪辫无疑诉说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小说中主人公N所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含义则更丰富多彩。
作为一个留学生,他剪辫的理由很简单,“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页37),结果,有同学报官,监督要停掉其官费,后监督却被革命青年剪辫,但执行剪辫的人也因此不能留学。不难看出,哪怕是出于非政治的理由剪辫,它也被政治化:因为在统治者眼中,剪辫则是对抗和西化的标记。留学生海归后,则同样面临窘境,买了假辫子,乡人、亲友、民众却对此非常不爽,有人甚至准备告官。
剪辫的风波从留学国家蔓延到国内他所执教的中学中来,剪辫的六个中学生因此被开除,“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页38)只有到了中华民国建国后,剪辫才成为一种合法的新潮,这个潮流和西化,或者说国际化部分接轨。不仅如此,国家机器往往也借此强行推广剪辫,“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页38)。在这里,对身体行塑的现代化自然也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之一{17},而鲁迅想借此强调的是,不能把剪辫视为简单的反复或重复,我们不能遗忘其间的现代性,至少是民族国家崭新意识形态的灌输。
2.当手杖化成辫子。留学归国后的N后来干脆废了假辫子,但因为很多人骂,不得已手中多了一根手杖出来。这支手杖自然有其故事或渊源:它可以是一个叫本多博士游历中国和南洋的交流工具——他不懂当地话,但有人笑骂时,以手杖相对,结果手杖也就变成护身的辫子,同样具有合法性。
留学生辫子的失去不得不借助手杖加以弥补和维护其合法性,一方面证明移风易俗的艰难,但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国民劣根性中的强烈奴性,如人所论,“鲁迅所理解的‘国民性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异化形式。”{18}
(二)奴性的反扑:手杖替代。在辫子和手杖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之间其实也可以存有一种对流关系。前述剪辫的现代性在遇到来自守旧势力的阻力时,不得不借助手杖加以平息辱骂、强化身份和捍卫合法性;反过来,手杖所隐喻的西化文明却也同样可能为辫子所代表的文化所利用和吸纳。在鲁迅小说中,这其实就表现为一种手杖恶性权力。鲁迅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19}
《离婚》中七大人为了对付可能撒泼的村妇爱姑,文武双管齐下,其中非常有威慑力的就是那个“木棍似的男人”(页260-261)——他沉默但具有深沉的爪牙气质,令人胆寒,这化为七大人的一支权力手杖。同样的,那个在北京读过洋学堂的尖下巴少爷所携带的伪洋知识(身份标签)却又变成另外一种权力文化手杖,再加上七大人自己的封建文化“积淀”,足以对付爱姑。权力的共谋使得手杖和辫子所代表的陈旧文化传统同流合污,乃至同质化。
同样的书写来自《阿Q正传》,在会审阿Q时,穿长衫、剪辫子的和军阀势力狼狈为奸,而其中的洋势力无非又充当了貌似拥护剪辫的旧势力的手杖。显而易见,新旧文化的共谋使得手杖与辫子的角色换位轻而易举。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根深蒂固、生生不息。
或许更值得反思的是,《头发的故事》中,作为启蒙者的N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不得不采用他所鄙夷的外国人用手杖欺压国人的方式来说服现代化的必要性和保证自己身份的合法性,“迫不得已,手杖成为一个被逼无奈的权力象征——他不得不以强悍的方式让愚民们接受一个启蒙者的激进与貌似异端。”{20}
结论
考察鲁迅小说中的(留)洋书写,我们可以探勘鲁迅思想认知中对西方文化的复杂呈现,其中既有对假洋鬼子瞒、骗和凶手的反动本质的批判,也有对西方主义偏见的清算;同样,如果考察小说中的洋话,它呈现出来的不只是语言的狂欢,而更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角力;而辫子与手杖的文化对流既能反映出现代性的难能可贵,同时又深刻揭示新旧共谋的复杂纠葛。总而言之,鲁迅小说中的留洋书写自有其独特幽深之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范颖,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①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天地图书(香港),1980年版,第129页。
②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③ 这里的鲁迅小说所用版本是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漓江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998年4月4印刷。如下引用,只标页码。
④ 刘学云:《论鲁迅小说中的“假洋鬼子”面目》,《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6年第7期。
⑤ 黄健:《留学日本与鲁迅小说中的生命意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⑥ 具体可参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⑦ 有关东方主义的评述可参张松建:《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讨论的看法》,《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周宁:《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等等。有关西方主义的论述,具体可参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5),尤其是绪论部分。
⑧ 刘学云:《论鲁迅小说中的“假洋鬼子”面目》,第69页。
⑨ 史建国:《鲁迅与“假洋鬼子”》,《书屋》,2004年第7期。
⑩ 朱献贞:《鲁迅“厌恶西化”吗?——也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粤海风》,2005年第
1期。
{11} 可参朱崇科:《当知识化为权力——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型”话语》,《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12} 具体可参朱崇科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3} 相关研究可参孙郁著《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谢泳编《鲁迅还是胡适》,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易竹贤著《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瑞著《鲁迅胡适文化心理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徘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郭运恒著《鲁迅与胡适文化思想比较研究》,线装书局(北京),2007年版,等等。
{14} 有关鲁迅和学衡派的关系,可参张贺敏、曹艳红:《鲁迅与学衡派》,《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5} 具体可参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鲁迅〈肥皂〉精读》,《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
{16}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17} 具体可参黄金麟著《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8} 黄育新:《国民性与异化——从鲁迅小说看20世纪中西两类基本主题文学之异同》,《广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49页。
{19}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20} 范颖:《权力运行的逻辑结构——论鲁迅小说中的手杖意象及其延伸》,《新世纪学刊》(新加坡)总第7期,200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