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颜延之 应制诗 用典
摘 要:颜延之是南朝刘宋时代著名诗人和学者,然而颜诗中的应制诗作历来被后人所诟病,本文从历史视野出发分析发现,其应制诗作不仅为诗人赢得了诗坛大家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就其诗歌创作本身而言,其喜用古事、体制绵密等特点的形成恰恰是诗人对刘宋文化潮流及自身儒学思想的合理展现,其诗歌艺术特点与诗歌内容也是完全契合的。
颜延之是南朝刘宋时代著名诗人和学者,与谢灵运、鲍照齐名,并称“元嘉三大家”,与谢灵运并称为“颜谢”,《诗品序》曰:“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然而,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学大家身后的命运却与谢灵运、鲍照截然不同,后人们对谢灵运、鲍照的创作给予了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而对颜延之的创作却关注极少,即便是提到了,也是只言片语一带而过,或对其创作抑多扬少。如钟嵘《诗品》曰:“其源出陆机,尚巧似,体裁明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乘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这段评论可以说对颜诗亦褒亦贬,褒的是其诗歌文采藻丽,清新自然,这主要是指颜诗中如《五君咏》《秋胡行》《北史洛》等作品,认为颜延之的创作中只有这些作品“清真高逸,似别出一手”(钟嵘《诗品序》),格调较高,语真情切;贬的是其诗歌好用典故——“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钟嵘在下文中进一步对颜诗用典进行评论,认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颜诗创作中占很大比重的应制诗,“全借古语,用写今情”,认为他的此类作品缺乏兴会和才华,缺少审美价值。
我认为这样的讥讽对颜延之是不够公允的,有些过于草率。颜诗风格特点的形成“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包蕴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核”①,从作者的生平际遇到社会背景的浸染等,都是影响颜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果后人只是简单地从创作手法和艺术价值角度来一味地批评颜延之的此类诗作,显然过于苛责并有失公允。
一、应制诗创作为颜延之奠定了诗坛大家地位
如果说谢灵运以其山水诗创作显名于世,鲍照以其拟乐府诗创作活跃于诗坛,那么颜延之又是以何与其二人并称“元嘉三大家”而称雄诗坛呢?
在现存颜延之的全部诗作中,应诏章奏之作最多,是颜诗后期创作的主要诗体,约22篇之多,代表作品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应诏宴曲水作诗》《拜永嘉太守辞东宫表》等,作品大颂帝功,极力阐发政教之义,充满浓厚的宫廷宴游、礼仪气息,语言雍容华丽,着力雕琢,用典颇多。他的这类作品在今天看来,“无论从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价值都不是很高,但却反映和迎合了当时特定的文学思潮或主流意识”②,从而奠定了颜延之元嘉诗坛大家的地位。
刘宋文坛,宴会赋诗已成为日常娱乐活动。有的发生在九月九日登高时节,有的赋诗于三月三日禊饮时节,由于这些场合大多有君主在,诗人们自然会争相逞才,从而多用古事,由此形成普遍的典重风格。诗中都有歌功颂德的成分,用典繁密,辞采典重,是元嘉中后期主流诗坛的一种独特的诗风。
此期大量创作应制诗的诗人并不鲜见,如谢灵运、范晔、袁淑等人,他们都写有多首应制诗。而颜延之从二十三岁出仕到七十三岁死于金紫光禄大夫任上,其间仕二朝,历四主,大半生宦海浮沉,其中除被贬官外放三次,被免官家居二次,其余大都陪侍在太子与皇帝周围,过着侍辇奉驾优游宴乐的生活。这就必然使他的作品多为应诏之作,自然也就“长于廊庙之体”(《艺概·诗概》)。“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③的上层生活使其作品必然多于其他诗人,其风格也更鲜明——主题多为颂美尊神,体制绵密,辞采藻丽典雅,笔法整炼工巧,对刘宋应制诗创作风格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颜延之成为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
可见,为颜延之赢得“元嘉三大家”声誉的主要作品,并非其“清真高逸,似别出一手”的抒情之作,而恰恰是颜氏作品中所占比重较大的、被后人漠视和批评最多的应诏章奏之作,也正是他的这些被后人所不齿的应制诗奠定了他元嘉诗坛大家地位。
二、“诗以用事为博”
——颜延之对刘宋文化潮流的顺应
首先,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王朝更迭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局部安定但整体动荡的时代。此间战争四起,仅南朝境内的起义,一百四十年间较著名的就多达四十次,北朝起义的次数更多,规模也更大,这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刘宋王朝的六十年中,宫廷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自觉或不自觉卷入政治旋涡的大臣,也往往在莫须有的罪名中被诛戮,如谢灵运、鲍照、沈庆之等。“在这种情况下,仕人外表任诞者不少,而内心颤栗者实多”④,自身利益及家族安危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所以这又决定士人作品中反映社会矛盾的内容较少,而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利益与家族安危。同时,这种情况也必然决定了士人的作品尽量回避政治现实,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度也大打折扣。
其次,在皇权政治逐渐复归的南朝,君主宗室诸王有赖士族更多的并非是其政治、经济的势力,而是文化势力,这一时期的士族要维护其门第长盛不衰,除政治、经济因素外,文化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家学门风对维护门第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反之,此时士族子弟大多放诞而不经,势力逐渐被边缘化,而庶族寒人则在皇权政治的庇护下逐渐渗入权力中心,甚至不择手段混入士族阶层,“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南史·王僧孺传》)。士族面对其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事实,他们将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现实化,开始与世俗合流,另外,他们当然不会漠视自身身份、门第被“玷污”,于是,以雕缋满目的用典隶事来提高文学创作和欣赏的难度,以博学相炫耀,凸显其士族文化优势,以显示与庶族、武宗的区别。
再次,这一时期重文、尚文的风气十分浓厚,士人热衷于创作和吟赏,史书对传主的评价也多着眼于其文学才能。尚文风气促使文人更加注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更加注重文采和使事用典。在这种文学氛围中的颜延之自然也无法脱俗,其作品也体现出这种重技巧、重形式、重雕琢、重用典的特点。此时史传文学的发达,也使大量使用典故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风气,颜延之作品多用典故与此也密切相关。
综上可见,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构建文学新的特质,是在南朝皇权政治再度伸张、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文化潮流所需,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⑤。身处这种环境中的颜延之对此不能漠而不见,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曹子建善用史,谢康乐善用经”,但“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
三、喜用古事——诗人儒学思想的外化
颜延之的思想构成相当复杂,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从晋宋更替到元嘉之治,社会局势上迎来了百余年来少有的安定与昌盛,思想领域也出现空前繁荣与活跃的局面,玄、儒、佛等各种思想得以并存与发展。儒学,尤其是经过汉儒改造后的儒学是直接为皇权专断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的,故刘裕在取得初步的政治权力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垄断统治就开始倡导复兴儒学。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颜延之的思想构成体系也兼容并包,儒、玄、佛三种思想并存于颜延之一体,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学思想,原因有三:一是颜延之的祖父、父亲世代为官,其家族的儒学传统可想而知;二是颜延之曾与儒学大师周续之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元嘉十九年,与何承天共同为皇太子刘助执讲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孝经》;三是颜延之于元嘉二十年为朝廷造郊庙歌辞,而郊庙歌历来都是古代帝王祭祀歌,足见其儒学雅正的地位。由此我们也可以相信儒家思想才是颜延之思想构成中的主体思想。
因此,颜延之的诗文作品必将体现出他的儒学思想。颜延之的儒学思想通过训子的《庭诰》一文充分体现出来,《宋书》本传云:“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据考,此文当作于元嘉十一年至十七年间,因此,此文可以说是颜延之对自己前半生的人生总结,是颜延之用来教育子弟的,因而其中所表述的思想应当更接近于颜延之本人的真实思想:“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教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参柴,人皆由损。”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颜延之的孝悌观,他遵循的仍是儒家所倡导的上下尊卑之礼。
颜延之广泛撷取儒典入诗文表明其深厚的儒学功底,其所使用的典故也多以儒家经书内容为典,涵盖《诗经》《楚辞》《礼记》《尚书》等几乎所有的儒学经典,比如《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典阿后湖作诗》“德礼既普洽”一句就是用了《尚书》中“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说法,如《三月三日游曲阿后湖作》以“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领起全诗,以古事比附今事,堪称典正。《秋胡诗》中“行路正威迟”句则语出《诗经》“四牡非非,周道威迟”之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量地使用儒学典实,既可以增强诗歌内容的儒学色彩,同时又能炫耀作者的文学修养——《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可谓一举两得。
四、典密——诗歌内容与艺术手法契合之所需
应制诗的传统内容,在《诗经》中已基本奠定,以表现礼、颂扬德为主要内容,即所谓奉和应制,歌功颂德的“颂美之章”。颜延之应制诗在主题倾向上,显然继承了《诗经》以来的应制诗传统,而且把传统主题表现得更为充分。从颜延之现存应制诗分析,无论是春禊宴、饯宴诗、游宴诗还是释奠宴诗,都一致表现为以尊天敬祖,颂美君主为重心的主题倾向。那么,为了与这一诗歌主题相契合,就迫使诗人不得不在创作手法上努力地为表现诗歌主题而服务。
颜延之诗歌艺术特点与诗歌内容其是完全契合的。李延寿《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评:“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指颜延之)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陈延杰《诗品注》),颜诗“铺锦列绣”、“错彩镂金”几成定评。《诗品》评颜诗为“体裁绮密”、“铺锦列绣”,《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延年之体裁明密”,可见认为颜诗“体制绵密”是时人共同的看法之一,这里所说的“密”是指颜诗用典之密,与此前任何一个作家相比,颜诗的用事密度是最为突出的。例如《应诏宴曲水作诗》这首春禊诗,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笔调庄重典雅,全诗共八章六十四句,用事三十九处,其中第五首的用事比率高达80%以上。
藻饰是时人对颜诗共同的看法之二。颜诗多庙堂应制之作,这些诗更需要典重的词语装点。像《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辞藻华丽,颇能反映“元嘉之治”的气象,以“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领起全诗,用典尚能贴切,所以李白在《春日陪王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中就写到了“延年献佳作,邈与佳人俱”⑥。这种雍容华贵的气象、精雕细刻的技巧与应制诗典雅、中正的颂美内容是颇为和谐的。
笔法工巧是时人对颜诗共同的看法之三。颜应制诗在形式上较前人有更高的追求。如句式上,颜诗对句增多,在文字和用典上讲求对偶,且更为工整,在一首诗中,几乎没有相邻的两个句子从句式到字句都雷同的,例如《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诗中多用繁富的语句表达同一个内容,而每个句子在遣词造句及叙写角度上又有不同,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语言对称美,有了律化的倾向。
综上看来,历来被后人所诟病的颜诗中的应制诗作,不仅为诗人赢得了诗坛大家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就其诗歌创作本身而言,其喜用古事、体制绵密等特点的形成恰恰是诗人对刘宋文化潮流及自身儒学思想的合理展现,其诗歌艺术特点与诗歌内容也是完全契合的,因而,我们应着眼历史,更为客观地看待颜延之的应制诗歌创作。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马恩霞,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① 熊红.生前名噪身后寂寞——近二十年颜延之研究综述[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5).
② 吴怀东.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J].东北大学学报,1998,(2).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④ 陆延军.颜延之诗文特点及其成因的探讨[J].晋中师专学报,2004,(4).
⑤ 陈祥谦.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7,(12).
⑥ 沈玉成.关于颜延之的生平与作品[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