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婧
在人们的印象中，王海总是戴着墨镜，他说这是为了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去年底揭发辛巴、罗永浩在直播间售假后，职业打假人王海在微博上受到了不少攻击，他很快起诉了其中150人，并公开表明这只是个开始。
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询问王海希望得到怎样的结果，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希望能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他们这叫网络黑恶势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海的名声比较响亮——人们说他是“民间打假第一人”，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将其称作“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职业打假20多年，王海引发了无数争议。有人奉其为偶像，也有人视其为小人。他本人则在微博简介中这么定义自己：“吹哨人”。“刁民”
“知道这是假的你还买，你这不是刁民吗？”
自从1995年在北京隆福大厦买假耳机索赔后“一买成名”，王海就成了不少人口中的“刁民”。
不久后，王海索性辞了职成立公司，变成了“职业打假人”。随着身份转变，他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一部分原本支持他的人也开始批评其通过“知假买假”来牟利的行为。
当记者问起王海对这种批评的看法时，他将批评者分成了三类：有人以动机评判是非，有人人云亦云，还有一类人则是他口中的“售假利益共同体”。他多次剑指提议“限制职业打假”的一些人大代表，并列举案例，称这些人自己就是制假售假企业的经营者。
20多年来，商品销售渠道从线下发展到了线上，王海团队打假也从线下打到了线上。去年底，辛巴、罗永浩被王海揭露，先后提出了赔偿措施——辛巴承认直播间所售燕窝“确实存在夸大宣传”，公开承诺将按照“退一赔三”标准退赔消费者共计6198.3万元;罗永浩也发布声明，承认直播间销售的“皮尔卡丹”羊毛衫为假货，将对消费者进行三倍赔付。
王海不仅打假货，还打“假人设”。早在2014年，王海就表现出对以罗永浩、杜子建为代表的营销达人的不信任：“核心观点严重脱离产品本身。他们不关心产品自身的缺陷和问题，甚至要辩解。”
今年1月，王海又把目光转移到了抖音网红“龙浩哥”身上，称其为肿瘤患者陈吉龙发布的“水滴筹”隐瞒了医保报销和医院减免费用的事实，并质疑“龙浩哥”将捐款据为己有。“龙浩哥”随即在抖音上进行了回应。目前，两人的争论尚无结果。
微博成为王海新的发声阵地后，他的评论区不乏批判之声，他很少直接回复这些网友，而是一如年轻时那样，把所有质疑汇总到一篇文章中，再列出法律、事实进行逐一反驳。“商人”
“打假是目的，赚钱是手段。”很长一段时间内，王海都这样评价自己。无可避免的是，无论社会大众还是部分媒体，都已给他贴上另一个标签——“商人”。
2000年调查津成电线造假事件时，王海收了津成公司十几万元，但并未收手，而是在与对方的通话中要价100万元。通话录音曝光后，舆论哗然，王海的形象一落千丈，至今仍有人以“敲诈勒索”评价他的打假行为。
王海始终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当时话术不够规范，给人落了口实。”他对记者说：“消费者打假不需要敲诈，可以自己要价。比如说你（商家）欠了我一分钱，我可以要100万，但你可以不给。”他认为索赔是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
但在“津成事件”后不久，王海宣布退出个人购假索赔的行列，转而全心经营打假公司，替企业和消费者维权打假。
曾有人质问王海，如果一个企业花钱让他打自己的竞争对手，他是否愿意？王海的答案是：“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这件事有正当性。”
他为团队定下了30万元的起步价，低于30万元的案子不接。同时，大多数情况下，一旦索赔成功，无论打假是否彻底，他都会收手——“（拿到赔偿后）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而在另一些采访中，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我们追求的是有限正义。”
王海一直强调自己所做的事具有公益性——“揭露欺诈行为是公益的”，大多数情况下，取证曝光制假售假商家时，团队并不收取费用。此外，王海还创办了“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该项目工作包括提交立法建议、发起或资助公益诉讼、打击虚假广告等欺诈行为，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不盈利的、纯粹公益的项目”。
记者注意到，王海做公益打假时，也会打击虚假宣传。锤子科技的“全球第二好用的手机”、美团的“美团APP干啥都省钱”等广告都曾被王海团队举报投诉。有人留言评论：“太较真了吧。”“过于咬文嚼字只会伤害正常经营的企业。”
记者询问王海，举报这些广告是不是因为其平台影响力大，他反驳道：“这个东西（虚假宣传）它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的广告，你觉得自己不会被蒙骗，不见得其他人不会被蒙骗。”
实际上，公益类打假对公司的业务也有助益——辛巴、罗永浩事件就是王海公益打假的成果之一。事件曝光后，王海团队受理了近1000個辛巴燕窝事件消费者的委托，可以拿到代理费。
尽管饱受争议，但王海从不认为自己丢失了打假的初衷：“在对待打假上，我们的想法要与时俱进，尽量做到追求有限正义。无私奉献对应不劳而获，如果做好事最后不得好报，那做好事的人会越来越少。”“吹哨人”？
王海对国内打假环境的现状并不满意。
20多年来，假货的赔付比例越来越高，从“退一赔一”“退一赔三”到食品类的“退一赔十”，法律不断进步。王海曾提出，这种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通过利益驱动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吹哨人”，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法律维权，对制假售假者形成震慑，假货自然会减少。
但当记者问到国内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是否有进步时，他思考了一下，答道：“有进步，但是进步得不够。”
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流量被资本挟持，消费者离真相越来越遠。娱乐、消费为大众所关注，而打假防骗的常识往往被忽略。“（消费者）对常识的漠视让人感觉到遗憾。”
他对消费者提出建议：要了解商品、服务的研发、生产主体是否具有研发资格和能力经验;查证产品、服务宣传的功效有无科学依据和法定许可;弄清楚价格成本，了解商品、服务的替代方案的价格。说到底，要防骗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除了消费者本身，王海认为国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也是缺位的。他举了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发生了“毒奶粉事件”，1955年，受害者们成立“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成功向森永公司索赔。时至今日，该公司每年仍须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王海评价道：“我国这种消费者组织的发展还比较缓慢。”
20多年来，市场环境在变，职业打假人的地位也在变。国家渐渐开始限制牟利性打假，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市场监督部门不予受理的投诉情形包括“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在王海看来，国家限制职业打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打假和“假打”的概念被人们混淆了。
“比如我们打假燕窝，得先去检测、鉴定，是很麻烦的。但你在菜里放根头发（找商家索赔），这太容易了。我们了解到，职业打假和‘假打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一百。”
为此，王海团队在打假的同时，也不断曝光“假打”团伙。2019年底，他们揭发了在网上传授破坏食品包装、调包索赔等诈骗方法的“假打”团伙“大猪组”，2020年底，“大猪组”被捕。
记者发现，即便只讨论“真打假”，人们也有不少争议，比如浪费行政司法资源、打假不彻底等。限制牟利性打假的规定出台后，许多职业打假人先后退出。
王海称自己团队接手的案件95%以上是以和解的方式完成的，新规并未对他们造成太大影响，但他仍有碰壁的时候。去年，王海团队向违反国家防病禁令、销售美国牛肉的商家索赔失败，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王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具有牟利性，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诉讼资源”。
说起索赔失败的种种经历，王海并未流露太多激动情绪。但他在微博上无论谈论这件事，还是评价其他欺诈行为，都言辞犀利。
至于今后如何打算，王海表示，直播电商未必会成为自己的重点打假领域，只要是消费者投诉多的产品，无论该产品通过什么渠道销售，他都会去关注。链 接30年来，中国打假历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上出现假药、假酒等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活，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完善。
1985年，人民日报以《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为题，揭露了晋江28个工厂制售假药的内幕，多名犯罪分子被捕。
1987年，温州市市长收到一对东北新人给他寄来的一双破鞋。原来新郎在婚宴上，刚买的温州皮鞋开了帮，里面塞的全是马粪纸。之后，全国各地对假鞋一片喊打声。1987年8月，杭州市工商局联合多个部门，在杭州武林门广场焚烧了5000多双温州假冒劣质鞋。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严厉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通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同一年，贵州假酒案罪犯罗德明由于制造销售茅台酒4.13万瓶，非法获利209万元，被判处死刑，成为“造假死刑第一人”。
1993年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陆续通过多项法律法规，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
1993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提出“惩罚性赔偿”条例，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增加一倍赔偿金额。
1993年8月，白武松因售卖假药致多人死伤被处决，成为第一个因制造、贩卖假药而伏法的人。
1994年1月，王海“知假买假”并向商家索赔，成为中国“民间打假第一人”，国内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职业打假人。
2009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2010年10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此后每年都在开展。
201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在网络购物、个人信息保护、格式条款、欺诈赔偿等方面都有新规定。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商家须为消费者信息保密等内容被纳入法律;同时，“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也从原本的一倍金额提高到了三倍金额。
2019年出台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中提出，“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投诉，市场监督部门不予受理。此举意在限制牟利性打假行为。
